我也会接着写

——我与冯骥才先生共鸣

文/王 业 松

《光明日报》记者陈雪，3月2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题为《冯骥才：斜杠“80”后》说：“更有许多读者惊讶于冯骥才竟然已经80岁了。其实，他的创作更无衰老气息”。最近，冯骥才在线上回答记者说：“我就缺时间，希望时间再多一点，因为我想干的事太多了”，并说：“80岁了笔耕不辍还在写，就是因为热爱”。“获奖帮助我重温这种文学感觉。这似乎告诉我‘你这老头还行，还能接着写’。这不就是一种精神鼓励吗？”

阅读了以上的报道，我十分赞赏冯骥才先生的“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赞赏他的扛着作家责任的担当；赞赏他既写又画多才多艺的才华；又赞赏他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作为。我在与冯骥才同频共鸣。

这是同时代人的共鸣。骥才先生是1942年生人，我是1934年生人，我比骥才先生早吃8年的饭。他所“感受到的一切过往的喜怒哀乐”，我感同身受，无需作任何注解。

这是同行人的共鸣。作家与作家之间最能引起共鸣。过去说“文人相轻”，我把这句话赋于新意，叫“文人相亲”，“文人相知”。知者即知音也。按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传席对我说的：知音者就是恩人。既然看作恩人，当然就是相亲的人了。

这是同趣人的共鸣。骥才先生说，之所以能坚持写作“就是因为热爱”。我也如此。我60年代初从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当了几十年公务员。但我是学中文的，中文人有写作的爱好。在职期间虽然也经常给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写报告，文字要求非常严格，但基本上都是文书一类的文字表达。上世纪90年代初退休后才有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先是业余爱好，后来成了专业；先是单篇发表，后来写多了就出书了，直到现在出版了8本散文集，今年将出版第九卷文集《向往》，9本书共近300万字。有人说：爱好就是事业成功的一半。我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都是到了不吐不快的情况下写出的。2021年我写了90多篇文章，平均每周近两篇。有时也想悠着点，但抑制不住，非写不可。凡是作家都有同样体会，那就是创作是痛苦的，但写成后又收获快乐，这叫苦中有乐，苦尽甜来。我愿意从事这样的苦乐。

谈到苦乐观，我想起骥才先生在《书桌》一文中一段话。“我有一张小小的书桌。它又窄又矮，寒酸极了。在外人眼里几乎不成姿态。”读了这两句话，我也在共鸣。我在海南过冬的小书桌，长不足三尺，宽不到二尺五，而且连个抽屉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很宽大，因为屋宽不如心宽。古人说：“秀才不怕褴衫破”，“腹有诗书气自华”。就在这张小小的书桌上，我先后写出了几十万字的诗文。

这是同责人的共鸣。冯骥才在《画室一洞天》自序中说：“写作与我，更是社会的责任方式”。既然当了作家，就有作家的责任，就不只是爱好。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要求：“文化艺术工作者要走进实践深处，观察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颂人民”。并要求“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作家使命在身，责任重大而光荣，而且责无旁贷。我的作品都是时代主旋律。我站在舆论前沿。我创作的原则是：对读者只能鼓励，不能鼓动，更不能煽动。“笔下字字千斤重  国家事事万仞高”，这是我撰写的要求自己的对联，表达我治学为文的严谨态度。

这是老有所为人的共鸣。骥才先生80岁了，创作中并无衰老迹象，还能继续写作，让许多读者感到惊讶。我也如此。我所写的文章篇篇饱含激情，字字情系人民，句句充满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读者如果不知道文章的作者已是近90岁的人，一定会以为是青壮年人写的文章。我会像骥才先生一样，继续写下去，只有开始，没有终点。军队的社会地位靠打赢；企业的发言权靠股份；战场上靠火力发言；作家靠作品发言。中国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铁凝说：“如果我放弃写作，那我该拿什么来面对我的同行”。我要为我所处的时代发声，把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心声，祖国前进的脚步，时代的脉搏，写成一本又一本书，奉献给读者。

2022年3月27日于海南

作者简介：王业松，1934年出生于江苏泗阳，196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公安部外事局、教育局任处、局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淮安市作家协会会长，出版王业松文集六卷，百度收藏。在国家级、省市级媒体平台发表散文作品三千多篇，是深受全国人民喜爱的散文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