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大生活（1983--1984年）

张。道。子

临汾铁路电大教师与党政干部专业毕业班留影(后排右三为本人)

教育领域是计划体制最顽固的堡垒。1983年，国家的教育政策也有所松动，允许办私立学校了，竟管还凤毛麟角。我的妻子生了女儿，不能装车了，就想到办幼儿园。因为，整个厂里还没有幼儿园，于是，我认为这是一条可行之路。

当时，并没有把这事情看的有多复杂，要是按现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那根本就办不起来，这是人们至今回念八十年代的原因。办幼儿园首先是地方，当时，我只有小院里我用五十元钱买的李文通曾经住过的那孔小土窑可资利用。

其次是小书桌，当时在临汾地区建筑公司安装公司上班的二弟张树恩听说我要办幼儿园，很快自己买材料，为我焊了十张小铁桌子。一张长铁桌子上，还焊了两个小椅子。这样，十张桌子可坐二十个小朋友。有了窑洞和书桌，幼儿园就可以开办了。我将招生广告贴到厂部大礼堂门口，结果，第一天只招了三个娃。有原炼钢分厂工人王杰和妻子爱爱的小孩王海峰，现在在北京工作。

有我的老朋友、原永和林场拖拉机手、后调临汾地区小钢联汽车队司机吉文明和妻子、化验室化验员新爱的孩子吉珊珊，现在，吉珊珊的女儿练了一手好书法。还有劳资科李文汉和妻子、原料科磅房过磅员瞪眼的孩子李雷鸣，小名挠挠。

第二天又来了七个，其中有对门孙书记的外孙侯晓辉和外孙女候丫头，他们的父亲在调度室工作，母亲孙巧玲在化验室当化验员。有高嘎娃，他的爷爷高明杰是厂技术科的科长，他的姐姐高西郭曾与妻子一块在家属厂装车。

有郑元，他是八级工郑师傅的孙子、机修分厂厂长段学杰的外孙。还有杜巧俊和郭建刚、冬梅，都是厂里的职工子弟，那时候，周围村里的老百姓的孩子还不时兴上幼儿园。杜巧俊的妈妈秀香在计量科上班，他父亲在炼铁分厂上班。

后来，又陆续来了汽车队司机牟保明与赵佩华的儿子牟林、医院司药秦医生的孙女秦志丽和孙子秦志刚和薛春刚、吕卫华、二女子和茶炉工的女儿曹惠敏及大库保管李冬冬的女儿李雪等。至今，我的妻子仍然保存着她办的幼儿园这第一届二十名学生的合影照片。

1984年，厂里盖的办公大楼落成，厂各个办公室搬进大楼后，原来的办公室闲置下来。当时，分管后勤的是卢厂长，为了方便家长接送，经卢光耀副厂长批准，将幼儿园搬进原厂会议室。

冬天，卢厂长还批准给幼儿园拉焦炭取暖。卢厂长虽然在小钢联没有呆多长时间，但他对小钢联幼儿园的生存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的家庭幼儿园搬到厂里后，小窑洞腾出来了。

于是，我将母亲从老家接来，把她安顿到这孔小窑洞里。后来，母亲又跟我的妹妹住到城里火车站丁字口的中行储蓄所院里，这院子是现任临汾开发区社会事务局局长段殷兰弟弟的房子。我妹妹张兵兰当时在中行储蓄所上班。母亲还在洪家楼住过一段时间，房主黄来锁是铁路职工，现在是临汾知名的摄影师。我在地区体改委时，经常骑自行车带我的女儿下来，将女儿交给母亲照看。

由于水泥厂的销路已经打开，产销两旺，成为小钢联的一项重要产品。所以，1984年，厂里决定将知青水泥厂收改为总厂的水泥分厂。委派原机修分厂厂长段更文任水泥分厂厂长，我任水泥分厂副厂长。这一决定激起了水泥厂职工的强烈反对。

就在这时，地区重工局的杜天亮调到小钢联当厂长。他到厂后不久，经过认真调研，决定给幼儿园焊了滑梯、转椅。后来，得知水泥厂的情况，又大胆决定水泥分厂的领导班子实行竞选制。但我对这种僵死的干部体制已经完全失掉信心，

我决定不参与这次竞选。于是，这一年我第三次考取了广播电视大学，而且，决定带薪脱产上电大。

因为，我很清楚如果再不脱产上大学，一生的大学梦就要永远成为梦了。但是，脱产上大学也面临着重重阻力。这正如一句外国名言：“通向幸福的路都有魔鬼把守”。脱产上大学要政治处盖章，按当时地委文件的规定，清查“三种人”对象不能上大学，而中央明文规定：在清查“三种人”中，“中学生不作为问题提出”。显然，地委组织部的的规定是严重违反中央文件精神的。但因为政治处寇建业主任借调到地区经委搞清查“三种人”还没有回来，其他人不作主，所以，这事一直定不下来。一直到寇建业主任从地区回厂才盖了章。所以说，我能带工资脱产上大学，寇建业主任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那时，我在城里碰到原蒲县革命委员会常委、造反派司令张世雄与原晋南革命委员会两个常委、1.26派的学生头头畅瑞玲及3.18派的学生头头明国增，他们也正在为自己上大学的事而奔波。他们反复找地委组织部分管清查“三种人”的副部长刘俊卿，其实，她原来也是地委机关“反到底”造反队的人，一朝权在手，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就不惜违反中央的规定与政策而宁左勿右地坑害原两派的学生头头。气得张世雄与畅瑞玲要上京告状，气得明国增大骂：“恨不得杀了这些混张王八旦！”。比起他们来，我的上学路周折小多了。相比较于政府机关，学校还是一块净地。山西广播电视大学临汾电大分校又分为电大分校第一辅导站和第二辅导站及临汾铁路电大辅导站和临钢电大辅导站。

临汾电大分校的校长是张文玉，原浮山县县长，副校长是贾江老师。贾江老师曾经当过洪洞中学校长。我们由于要住校，被分配到临汾铁路电大辅导站。铁路电大辅导站的站长是乔文丽，原临汾铁路分局教育科长。教师有刘晓宇，他的父亲是原临汾行署副专员刘光。有原永和中学我的老师张程和张建民老师、石小玲老师及闫建道老师等。

广播电视大学主要是收听电视授课，主讲教师都是全国知名的大学教授，如南开大学的哲学教授陈晏清等。电大有自己专门的教科书，都是主讲老师自己编著出版的。除此而外就是辅导老师的辅导。辅导老师既有辅导站的老师，也有外聘的辅导老师，山西师大中文系的冯厚辅老师就给我们辅导过古典汉语课。我当时考取的是党政干部管理专业，这个专业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只招了两届就再没有招。当时，临汾铁路电大辅导站设在铁中里边的一个小院。

这一届是“老三届”最后一届补学历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大部分是近年毕业的高中毕业生，只有少数是“老三届”。路外的学生除我之外，还有襄汾纺织厂的赵树敏。他是襄汾纺织厂的保卫科长，长的黑瘦黑瘦，我们都叫他“黑猫警长”。他住在我的下铺，是当时关系最好的一对，毕业后，他还到我家里来过。

他精明能干，妻子是北京知青，毕业后跟妻子调回北京，到国家安全部后勤处升任处长。他有一个妻哥是襄汾县电业局职工，也是北插。说明1969年北京知青插队时是他兄妹二人一起来临汾的。

七十年代，襄汾县电业局发生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在这次事故中，他的妻哥负伤，双手被截肢，一生艰难生存。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2012年，有一次，他妻哥来找我，毕业二十多年没有见赵树敏了，经常想念他。我问赵树敏的电话号码，他告知后，立即拨通电话。没有想到的是，赵树敏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野心还不小啊！这虽然是同学之间的一句调侃的话，但我知道我的名字已经挂在国家安全部的黑名单上了，要不然他不会知道我的事情。我与他说了几句后，把电话递给他妻哥，当时，免提是开着的。我清楚地听到他与他妻哥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和他搅到一起？”。

意思是张树斌是是非之人，你就不怕把你牵连进去？从此，我对赵树敏二十多年的思念荡然无存了。虽然后来我给他寄过书，他也几次来电话邀我到他家里去，并要求听我在北京的报告，但始终再未能激起我请他听我报告的激情。铁路电大的路外同班同学，除过襄汾纺织厂的赵树敏而外，就是翼城县的巢家栋、靳云、张卫东、郝安生和王怀林。翼城的同学个个学习了得。巢家栋是文化局的干部，靳云是安检局的干部，毕业后升任安监局的副局长。郝安生毕业后升任乡镇书记，张卫东在农工部工作，王怀林一直是农林局办公室主任。除他们外还有213地质队的席姓书记。

铁路上的学生具多，班长郭保山当时是车辆段的，后到分局铁路检查院任职。当时的分局团委书记张义平后升任太原铁路局书记。铁路文化宫的乔力后调太原铁路局，周虎生后到水电段任科长。周虎生一只手小时玩雷管被炸伤，我妻子还给他介绍过对象，没有成。还有车站的张玉龙和多种经营办公室的薛振国。还有运城铁路上的两名同学。比我们低一个年级的有后来当了铁路旅行社总经理的朱祥和铁中吴校长的儿子吴元兄妹等人我刚上学两个月，妻子就临产。平时，只能星期日才回家，而且，那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制，星期天只有一天时间。所以，大部分家务要妻子承担。又要教学，还要照顾女儿，一个人挺累，有时，饭做熟了，自己已经睡着了。特别是预产期快到了，自己给自己准备坐月子的东西。买好米、面，还拉下焦炭。做好小孩穿的衣服，还请了代课老师。一切准备妥当，当我星期天一大早从城里坐四路车到家里时，她收拾好东西，起身准备去医院生孩子。见我回来了，才放下。我问她情况，他说：已经阵痛了一晚上。我立即去魏村叫赤脚医生杏儿，杏儿的医术很高，远比小钢联的医生接产要放心。

我的女儿就是杏儿接的产。我跑到杏儿家里，她问：有没有动静？我答：昨天晚上已经痛了一晚上。她便收拾了一下必要的器械，挎上药箱，跟我来到小钢联前沟里我家。她首先让我的妻子按她要求的姿势睡好，并解开衣服。没有多长时间，孩子就生出来了，是个男孩。妻子生了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就想要一个男孩。正好有人给了她一张据说是皇宫秘传的《生男生女早知道》。

她就按这个单子上的日月怀，结果就碰对了。她还把这个单子传给其他人，有的对了，有的不对。说明怀孕这事主要决定于两人的基因搭配，并不决定于日期，反正我是不相信这一套。后来，二弟张树恩来我家，看见屋子太冷，就从城里拉上来一个铁炉子生上火。生下男孩的第四天，她的爷爷把她的姑姑送下来伺候她的月子。于是，我被解放出来，又回到学校。刚到校两天，晚上我们准备睡觉时，小钢联行政科科长、我家的斜对门邻居连振帮到铁中电大辅导站来叫我，说小孩有病。我的头发立即乍了起来。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也没有问情况，就跟上他坐车往家里赶。我很清楚，小孩生下才六、七天，要有病就是老百姓说的“四.六风”。这是一种极凶险的病，因为小孩太小，所以，一般情况无法医治。我坐在厂里来接我的面包车里，这是厂里仅有的一辆面包车，非特殊情况哪能黑天半夜来接我。我和连科长，还有司机，三个人谁都一言不发，我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到家了，家里有小钢联医院的辛医生和郭主任的妻子、对门孙书记的妻子和同是前沟里的永莲妈。原来，我的妻子发现小孩不会吃奶了，就叫来对门孙书记的妻子和郭主任的妻子，还叫来永莲妈。

郭主任的妻子看见情况不对，就让郭主任赶快派连科长坐车去城里叫我，然后又叫来小钢联医院的院长晋银喜和最好的医生。医生们来看了后，都说：治不好。然后，他们就都走了。只留下辛医生一个人没有走，他是从内蒙古医院刚调回来的，医术很高。他说：“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试。就是用麝香熏。蒙医里有这一条，蒙古族小孩得了这种病，就用麝香和不分瓣的蒜用艾卷熏，很有效果”。

当时，黑天半夜，那里去找这些东西。郭主任的妻子说：她家还有一点麝香。于是，很快跑到家里找来麝香。孙书记的妻子说：她家有不分瓣的蒜，永莲妈说：记得她家还有艾卷。她们分别跑回去找来不分瓣的蒜和艾卷点着，根据辛医生的指点，先在小孩脚心里熏。我回去时，大家正在七手八脚给小孩熏。我与辛医生拉话，询问这种疗法的疗效。不一会儿，永莲妈高兴地说：“缓过来了，缓过来了。小孩脸上显红了”。

后来，妻子给孩子喂奶，小孩也会吃奶了，算是辛医生救了孩子的一条命。这一下，吓得我不敢到学校去了，呆在家里一直照看着孩子，只害怕他再出什么问题。正好学校面临期末考试，电大的考试严格是出了名的。于是，我每天一边在家抱孩子，一边复习功课。中国的考试无非是死记硬背，先把教科书流览一遍，然后，电大发的有复习题纲。在复习题纲中画出重点，抄在一个特备的小本子上，再反复背诵，如此而已，保证门门过关。这就是中国式的学习。正在我在家一边看孩子，一边复习功课的时候，学校捎来话，那时还没有手机，也没有家庭电话，所以，写信或捎话就是最主要传递信息的方式。学校捎来话：我要再不去就开除了。我已经在家呆了一个多月，孩子的情况已经稳定了，为了完成学业，我再次离家赴学校正常上课。

家里的事情只能每星期天都往家里跑。那时候，十二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我抱着极大的热情期待十二届三中全会能像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做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大量平反了冤假错案，纠正了人民公社等左的错误，在农村推行了家庭承包制，实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十二届三中全会就理应继续前进，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我甚至兴奋的写了一首长诗，赞扬即将到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希望作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

然而，实践证明我只不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十二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出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而是只作了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瓢冷水当头泼来，极大的打击了我对改革的期盼和热望。我对改革的激情再度处于低潮，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上没有弄清楚。经过一个痛苦的轮回，我决定继续完成从1978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彻底理顺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于是，我不顾一切地开始写作《社会主义经济新探》一书。除过应付考试就是写书。

那时候，没有电脑，一律凭手写。要用大量的稿纸，我本人没有，便在黑板上写上“求援稿纸”。于是，铁路上的同学们纷纷从单位上拿来稿纸给我捐助。有时，也去地委机关向甄作武和行署机关向邵玉义要稿纸，有时也回小纲联向王阳红要稿纸。总之，我用的都是来自各个不同单位的、各式各样的稿纸。整个1985年到1986年两年时间，我的全部精力几乎都集中在写书中，这样，与应付考试就免不了发生冲突。大部分课程都过关了，但《世界历史》课我几乎动都没动一下。

考试时，答不上来，还想过关。情急之下就翻书，结果被校外的监考老师抓住，卷子判了零分。于是，这一门吊起来了，因而，毕业时间推迟了半年。补考时得去太原省电大补考。铁路电大辅导站去太原补考的就我与翼城的张卫东两人，他补考的不知道是那一门，反正我是《世界历史》。

由于再怕挂起来，考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结果，以98分的高分拿下这一门。这本从1978年就开始写的书终于写完了，全书共分四篇十七章四十九节，共15万字，220多页。其中，绝大多数思想与当时教科书的内容不一致。书的前言是这样写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阵营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但是，作为这场伟大运动的指导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学，却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甚至可以说还是十分混乱的。既分不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区别，又弄不清二者各自内在的规律，更理不清整个生产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是如何统一起来的。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既不能有力地指导改革的实践，又不能准确解释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正是时代赋予的这种使命感，使我斗胆对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独立的探索。七个冬春夏秋，两千个日日夜夜，现在这部书终于有机会与大家见面了。回顾我走过的道路，首先得感谢时代，1978年---1986年，就可以看出它无疑是思想解放的成果。

很清楚，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思想解放的形势，这部书是绝对拿不出来的。”我为了不出问题，拉大旗作虎皮，请了两位学者给这本书作序。一位是地委讲师团的副团长甄作武，一位是省人民银行的处长杨文俊。序言总结出本书对现有经济理论的六大突破：“第一，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方面，作者突破了长期以来只研究生产关系不研究生产力，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第二，社会主义的主体经济形式只能是商品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第三，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只能是价值规律，而不是计划规律。第四，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领导体制，只能实行职工民主选举下的厂长负责制。第五，社会主义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必须取消固定工制度，实行就业竞争。第六，社会主义企业的分配制度只能是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统一，按需分配不可能实现”序言认为本书“大胆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框框束缚，勇于开拓，独辟蹊径，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全新的观点，形成了全新的理论体系，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新贡献。”从本书的后记中可知，那时，我已经认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问题》主编陈典模研究员。书写完了，没有钱印刷，我向一家私人公司借了700元钱付印。

直到几年后才给人家还清。我把书稿送到临汾新华印刷厂，当时，临汾一共有四家印刷厂：地区印刷厂、工艺美术厂、新华印刷厂和临汾县印刷厂。经过比较，我选择了临汾新华印刷厂，因为，新华印刷厂从厂领导到车间领导都很朴实，都很平易近人。从那时起，我与新华印刷厂打了近三十年的交道，直到现在，虽然厂子破产改制了，我的东西还在他们那里印。那时的自费印刷环境很宽松，并不像现在一样，要到文化局去买什么“内部书号”。

其实，全世界的国际书号都是实行的登记制，都不像中国大陆的出版社的书号一样，一本书要卖几万元。用书号控制文化的国家你怎么能指望它的文化走到世界前列。我把书稿送到临汾新华印刷厂，那时，还是铅字排板，拣字工看着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地拣。拣好一页后，捆起来装在一个特制的木盒子里，才能上板。

铅字排板比电脑排板麻烦多了，铅印比胶印也麻烦多了。我们真该感谢王选院士发明了汉字输入电脑法，如果中国人得诺贝尔发明奖，王选应是第一人。《社会主义经济新探》一书共印了五百册，终于赶上了毕业论文的答辩时间。封面上，书名下边的括号里写着“毕业论著”四个字。答辩委员会的主任是临汾电大的副校长贾江。主持答辩的老师是地委讲师闭的两位副团长董百泉与甄作武，还有党校的教务处主任王醒安。对于我的毕业论著到底能不能通过，我心里实在没有底。其他人的论文一个个都答辩完了，最后是我。主持答辩的老师连续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我都一一回答。当答辩完了时，答辩会场上响起了掌声。接下来是闭门打分，一共分优秀、及格和不及格三个档次。

优秀肯定与我无缘，因为，我的书中大部分观点与教科书的内容不相一致。我只求及格，过关，不求优秀。但能不能及格却成了争论的焦点。董百泉教授坚持认为不能及格，其理由主要是“共产主义的核心制度就是按需分配，如果按需分配不能实现，那就是说共产主义不能实现。一本认为共产主义不能实现的书，怎么能让它及格？”。但甄作武教授针锋相对地认为应当给及格，他说：理论无禁区，只要不前后矛盾，能够自圆其说，就应当给及格。地委党校的王醒安主任城府很深，不吭气。既不说应给及格，也不说应给不及格。他后来升任永和县委书记、侯马市委书记，最后升任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讲师团的两位团长吵不下个样子，只有把这个问题留给临汾电大。

最后，还是临汾电大的张文玉和贾江两位校长拍板给了及格，我的毕业论文才算过关。贾江副校长的《贾江回忆录》一书中是这样记录这段情节的：“在临铁班答辩过程中还遇到一个非常辣手的问题，即学生张树斌在两年学习中写了一本书—-《社会主义经济新探》，作为毕业论文参加答辩。在这个班答辩前，我们即将此书发给所有答辩委员会委员，请大家阅后提出自己的看法。特殊矛盾特殊解决。在答辩的最后一天，用了一个下午（从下午二时至六时半--原书引）对张树斌的论文进行公开答辩（同典型答辩一样，全体答辩委员、省电大和地区电大巡视员、师生等均参加--原书引）。

主答辩委员是董百泉。在答辩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此书有新意，是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产物，应予充分肯定；一种认为此书否定了祖宗三代（指马、列、毛的观点---原书引）应予质疑。答辩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火药味甚浓。会场里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其紧张、激烈、精彩的程度远胜于典型答辩。甚至超过了世界大专学生辩论会。因为不仅是学生张树斌和答辩委员董百泉之间激烈辩论，而且几乎所有答辩委员和众多学生也纷纷加入了激辩的行列。最后，经答辩委员会慎重研究并再三和省、地巡视员以及分校领导磋商，本着求同存异，鼓励创新的精神予以肯定，评为优秀论文。”这本书被中央电大评为优秀毕业论文，并被收录入全国当年毕业生人手一册的«1986年电大毕业纪念册»。

其实，董百泉团长的意见并不奇怪，而是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官员与理论工作者的真实思想。直至近三十年后的2014年，我还在共识网上发表《你真的相信"各取所需"能够实现吗？》，与我的一位好友、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所长探讨这一问题，点击率达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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