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遥远的小村庄

作者‖汪道波

       离开那儿已经五十六年，我都不确定能不能记得它的模样。奇怪得很，我对那儿一直魂牵梦绕。

      大约五岁时，我就在那儿生活。

      我的家三家土坯房，玉米高梁杆连成院墙。屋后大约十步远就是公路。从大屯延伸，经过我的屋后，又向哪里去就记不清了。公路两旁的树不太茂密，兵一样的隔一米站一棵，什么树也记不清了。但那树上好像夏秋结了一种又黑又粗又面的东西，很好吃——我记不清那叫什么名字了。

      跨过公路，向南二里路吧，或者没那么远，就是铁路。我和哥哥姐姐们偶尔到铁路附近。他们把铁钉插在铁轨缝隙，车过后，钉便成了薄刀。也有的找不到了。

      过了铁路，向北就是七十九中，我大姐在那儿上初中。好像红砖红瓦屋。门朝哪儿，我记不清了。我从没进去过，在红墙外逗留过。

      从七十九中向南过铁路过公路，就是我的村庄。村庄有多大，好像很大。最南面有一方大湖。又长又宽又深。捞鱼游泳人不少。我为什么记得哪儿呢？我六七岁时，曾和大伙伴在哪儿玩，掉进水里。被人捞起，又被母亲暴打，当然也钻进父亲怀里。

      除了那方池塘，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村东高梁地。秋天的高粱地那么青又那么红。我曾穿过高粱地奔跑，迭迭撞撞摔过许多次。高粱杆上结过一种可能叫乌灭的东西，圆胖，白色的，极好吃。我记得高粱地就为的是忘不了这东西。

      我忘不了高粱地，还有一个原因。我五六岁时，父亲因所谓历史问题被揪斗，关在离家七八里的大队部。那年寒冬，母亲因为着急上火，患了精神病。大姐带着哥和我到大队部给父亲送饭。冰天雪地里，我说不清有多恐惧和疲倦。到了大队部，父亲和好几个男男女女站在院子的雪地中。直到饭凉才允许吃。

      我父亲是河南人。十几岁被国军抓壮丁，抗战时在太原附近与日寇血战，兵败被俘做了劳工。在沈阳长春熬到日本投降，做了国民党警察。东北解放后，参加工作，先后当过铁路工人，沈阳冶金备件厂工人。认识了母亲。1960年响应党关于精简人员下放到母亲老家当了农民。

      母亲老家在长春大屯公社向东北几十里外的东风大队红旗二队——现在肯定改名了，只是我不知道改了什么名子。

      我在沈阳出生，落户到长春时已经六岁了。我二舅三舅大姨当时活着。表姐表兄很多。现在只记得叫春英的二姐，叫宋德民的大表哥，叫宋勇的小表哥。以及大姨的二女婿孙护友。

      我七岁那年秋在大队学校上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叫赵树芳——不知她还活着没有。那年冬天，她像我父亲一样被揪斗，戴过纸高帽。

      我最难忘大姐的体育老师。二十七八岁，魁梧，大眼。被批斗成了精神病。让他父亲拿着一把椅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大声催促。后来，听说他就淹死在我村庄那方大湖里。

      那一年，两派战斗队经常抢夺公路。载着全副武装人员的解放牌汽车总奔跑在公路上。也有车载大炮的，还有坦克开路。偶尔听见枪声。

      白天还不大害怕。到了夜里，母亲与大姐大哥去看望父亲，我三弟四弟躲在家中，不敢睡在炕上，藏在箱子后，外面风吹雪飘发出响声，我们都提心吊胆。

       有一次，我听见嗒嗒的响，紧张极了，忙把四弟拉过来。找三弟时，才发现他的手敲箱子。原来是他弄出的声音，我又气又恼。等母亲她们回来，我们听不清是谁叫门，半天才去开门。也许，母亲见了被揪斗的父亲伤心，也许见到我们这几个孩子的样子难过，泪水夺目而出。她最难过时喜欢唱歌，常唱《天上布满星》，唱着唱着就哭了。

      1969年春，父亲终于回家。收到来自河南我奶奶托人写的信，就带着我姐我哥去了河南。可能两个月吧，回来了。带来熟花生，很香。有一天，我听见父亲母亲吵架，后来又打起来。原来，父亲想举家迁移到河南。母亲不同意，也拗不过倔强沉默寡言的父亲，终于同意了。他们计划分两批走。父亲带着大哥二姐先走，母亲带着我们后走。那年冬天，父亲和大哥二姐回河南了。

       笫二年春，母亲带我们走。那几天，我忽然觉得长大了。对生活了四五年的老村庄流恋不舍。小表哥宋勇约我坐在大湖畔，说了许多，又送我一本《毛主席语录》——四十年后，《中国商报社会周刊》编辑徐舰编发了我的小文《红宝书的故事》。

       我生平笫一次坐火车。从长春到沈阳到石家庄，我却想起老房子。想起一个叫苗生的叔叔为逃避揪斗躲到我家里，想到拉练的解放军战士唐克叔叔讲故事，涂抹贴在墙上《人民日报》上十大元帅彭德怀像，想起在我家吃饭把饭票钱压在碗里的胡大初叔叔。我不知道这一去什么时候再来。

      实际上，从1970年春离开长春城郊外那个老村庄，我五十三年没再去过。

      一直想再看看东北大平原，虽然一定物与人都天翻地覆地变，但那些悲欣交集的回忆不曾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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