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青：我是广州精神文明建设的耕耘者、探索者和守望者

　　采写：杨苗丽

　　采访时间：2008年7月

　　采访地点：广州市委3号楼

　　讲述人：张汉青，1931年11月生，广东揭西人。曾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04年离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广东省人大制度研究会会长，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会长，岭南诗社社长。

　　旁白：改革开放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掀起过如火如荼的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热潮，这与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分管领导的高度重视分不开。20多年过去了，那“微笑的广州”；“友爱在车厢”；那“诚暖顾客心”；“爱我中华职工读书自学”活动；那“美的家庭文化”；基层评议机关、市民评议服务单位，还有那卫生处理厂、红山煤店、广州酒家、南华西街等等仍让每一个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广州人耳熟能详，津津乐道。

　　初夏的一天上午，我应约来到市委3号楼的三楼采访张汉青同志。已年过七旬的张书记虽然满头华发，但神采奕奕。曾身居高位，却毫无架子，更没有官腔，我就象见到一位久别的慈祥长者一样，感到十分亲切和随意。倒是作为诗人和作家，让人感受到他的儒雅之气。谈到在广州工作的六年时间，他所分管领导的精神文明建设，张书记的脸上一直带着欣慰的微笑。他坦言，接到我的约访后作了一些准备，只是近日因为四川发生了大地震，所以心情十分沉重，除了捐款，还创作了多首诗歌，歌颂人民抗震救灾的英雄精神，并一直关注抢险救灾工作，关注那架失事飞机的找寻……忧国忧民的公仆情怀溢于言表。

　　走马上任 分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1985年6月，我从省委调到广州市委工作。之前省委领导曾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出任省政府秘书长还是到广州市委担任副书记，我选择了后者。原因很简单，我长期在机关工作，任省委副秘书长一职也有多年，如果到省政府任秘书长，该干些什么，还是比较熟悉的，但就是缺少新鲜感；而广州是省会城市，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市委领导也希望我去，到广州工作，相信能得到更多的学习、锻炼机会，我愿意接受新的挑战。

　　6月11日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宣布省委决定我出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时任市委书记的是许士杰同志（1986年11月后是谢非同志；1988年4月后是朱森林同志）。6月下旬，我正式到任。

　　广州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是市委让我分管的主要工作之一。我担任了广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主任，参与了广州市委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决策，参与制定了《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纲要》等。精神文明建设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个全新课题，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被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二届六中全会更是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但是，精神文明如何建设，则是新时期给予我们的新任务。通过多年实践，我体会到，精神文明建设，首先必须是在改革开放中去建设。要以开放的态度进行改革，要以开放的态度去进行建设。广州在这方面是走得对的，比较坚定。坚定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坚定执行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开放，就是改变过去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必须建立这样的信念：打开“南风窗”，吹进来的首先是一般清新的风，让人吸到新鲜的空气。对开放带来的积极意义要有充分的认识。当然，也要看到打开窗户、引进新鲜空气的同时，会飞进来一些苍蝇和蚊子，污染某些人的心灵。不过，这些都不是第一位的东西。第一位的东西是，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阔了眼界，带给人们一系列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与推进各项改革相吻合的新思想、新观念。不难想象，要是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深刻；我们对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掌握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入；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和国家政局稳定的愿望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强烈；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那种团结友爱关系和求实进取风貌不可能象今天这样鲜明。当然，对于开放后飞进的“苍蝇”、“蚊子”要抵制，这就是排“污”，但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排“外”，这就是有所引进，有所抵制。当时省委任仲夷书记提出“排污不排外”，我们很拥护。

　　对外开放了，首先是促进，而不是“冲击”。记得当年曾有一篇长文，讲广州对外开放经受了一次、二次、三次“冲击波”，文章强调的是“冲击”。我认为不是这样。我们的精神状态、思想观念一定要转变过来。改革开放是大促进，大推动，要主动去面对，去实践，从中挖掘、寻找前进的动力。要认清“帆”与“舟”的关系，确信：改革开放之“帆”定能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之“舟”。

　　与此同时，对培养新一代来说，也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中，经过鉴别、磨练，经历风浪甚至挫折、反复的过程，才能扎实健康地成长，即所谓“历练”。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是所大学校，通过不断学习、实践才能逐渐成长起来。我这个人喜欢搞点业余创作，包括写写诗词。在广州工作的几年，是我诗作的高产期。1988年我创作了一首《珠江吟》：“左绿右红水道宽，江流浩浩蔚奇观。齐心共建文明业，浪急风高也等闲。”经过作曲家刘克谱成歌曲，传唱开了。这首诗，我歌唱广州人民不畏艰难创建文明，并且从实践中提升了自己的文明素质。磨练才能成长，实践才能掌握真知，这是大家都能体会到的道理，多年来广州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个道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广州总体上是平稳的，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看到希望，得到实惠，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提高了素质，所以工人、农民、干部、职工没有起来闹，并主动去说服一些学生，自觉维护稳定，坚守岗位，坚持生产，这些我们都有目共睹。 

　　树立典型 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

　　精神文明建设如何推进，我想到了古人的名言：“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作为一名园丁，一名耕耘者，要注意发现先进，注意总结提高，注意培植推广。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促进先进性向群众性发展的过程。换句话讲，就是把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先进的思想和行为，变成社会群众普遍的思想和行为。在以往工作中，有时会出现这种现象，当我们提出某项精神文明任务或提倡向某个先进典型学习时，就会遇到诸如“高不可攀”、“难以学习”一类畏难情绪。这一方面固然提醒我们在确定工作目标时要考虑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必要的客观条件，不可急于求成；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困难所在往往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如果通过我们的工作，把群众中间脱颖而出的先进典型，从一枝独秀普及为满园春色，那我们的工作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了。先进典型存在于群众的实践当中，是群众的创造，作为领导机关，重要的是必须善于发现、敢于肯定和勤于推广这些先进典型。

　　先讲讲“化腐朽为神奇”的广州卫生处理厂。到广州市委上班后，我在市委常委会上第一次听到了卫生处理厂的名字，当时我对这个厂是闻所未闻，还以为就是市委机关附近的卫生材料厂（生产药膏、止血贴等）。后来才弄明白这是一间专门处理死禽畜的工厂，将死猪死鸡作无害化处理，并提取油脂作工业原料，“化腐朽为神奇”。听市委经济工作部同志说，这间小厂精神面貌很好，我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不久我约了《羊城晚报》记者周文韶一道，走进位于芳村塞埧口的这间只有五十多个工人的小厂。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原先以为是简陋破旧的工厂，厂区却处处绿树红花，整洁宜人。但车间里的确是恶臭难闻，从进料车间到排出残渣污水，经过弯弯曲曲的管道，工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忙碌着，辛勤工作却毫无怨言。当时我听到了年青女工谭维芳的故事。她长得漂亮，能歌善舞，中学毕业后分配到这间厂，开头很想不通。是工厂的老工人、党支部书记刘发耐心给她做思想工作，讲卫生处理厂“为城市消灾，为人民造福”的道理。在工友们的带动下，谭维芳的思想大大转变，也爱上这里的工作，结果她干得很好，被提拔为副厂长。这间小厂工人们的思想境界，不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体现吗？他们响亮地提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康”的口号，表现了国家主人翁的高尚情怀，体现了他们正确的荣辱观、苦乐观，真是令人感动。我不禁赋诗一首赞美他们：“绿树成荫满院花，灵台似水映朝霞。驱脏斗臭从无懈，引得春风惠万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不仅在报纸等媒体大力宣传，还组织过多次座谈会。北京出版的《工人日报》也大力宣扬广州卫生处理厂工人的主人翁精神。市委决定在全市推广这个典型，组织全市局级单位负责人到这间小厂开现场会。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出席现场会的局长们都深受感动和教育。很多单位从中看到了差距，口服心服。那天从车间参观完走到院子后，有一位局长对我说：“张书记，刚才我差点顶不住了，直想吐，好在找人要了一支烟抽着，才挺了过来。”中国大酒店总经理很佩服卫生处理厂工人境界高。他说：“大酒店里工作条件比这里好得多，有些职工还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对比起来，差得太远了。”卫生处理厂的先进事迹广为传播，成了一面旗帜。我对卫生处理厂的干部职工说：“古人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你们是厂不在大，精神感人。”

总结推广南华西街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经验，对推进广州精神文明建设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街道是城市重要的基层单位，把街道的精神文明工作抓好了，抓实了，整个城市精神文明工作就上到一个新台阶。南华西街两个文明一起抓，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提高了市民的素质，创造出依靠社会力量建设和管理社区的好经验。而且他们坚持不断超越自我，年年都有新发展。海珠区委很重视抓南华西街这个典型。我们市委也抓住这个典型向全市推广，分期分批组织全市街道学习南华西街，促进全市的文明建设。1987年，全市由市民投票评选精神文明建设的十件大事时，“南华西街经验在全市开花结果”由于得票最多而名列榜首，南华西街的党委书记韩伟煜也在《南风窗》杂志社组织市民评选的十大公仆中荣获“十大公仆”的光荣称号。

　　除此之外，我们还总结、树立、推广过红山煤店这个典型。一个小小煤店，以“辛苦我一人，温暖千万家”的情怀，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传播精神文明，创造出了一个小单位先后出了三个全国劳动模范的奇迹。海珠区“三八清疏班”与卫生处理厂、红山煤店属同一类典型。这个女子工作班，长年清疏下水道，既脏臭，又属重体力劳动，但她们却干得认真，干得漂亮，以一流的工作业绩赢得人们的赞扬。红书房建社则是又一类典型。这个单位敢于吸收一批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帮助他们走上工作岗位，自食其力；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帮教这些失足青年摆脱阴影，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结果有95%的人没有重新犯罪，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业绩。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观点，物质与精神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即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精神的力量也可以转化为物质。这种观点在广州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单位中得到很好的体现。1986年全国第六次运动会在广州举行，刚落成的天河体育中心有一场庆典文艺晚会，正在商量上什么节目时，我向他们推荐南华西街的女子健美操。好家伙，接到任务后，街道党委仅用10天时间就组织排练好了由300名女子表演的健美操。演出的时候，她们精神抖擞，动作优美，表演很成功，令人大开眼界，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南华西街确实是做到了两个文明一起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相促进，做到了双丰收。

　由于有了典型的示范作用，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不辱使命 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人民群众是城市的主人，精神文明建设是群众的事业，所以我想，让我抓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不辱使命，就一定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创建活动中的主体作用。首先要将群众的首创精神与领导的肯定推广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次，要积极地组织开展群众性的创建活动。八十年代中，广州市围绕着思想道德、社会道德、伦理道德教育，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开展得有声有色，深入人心，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

　　1986年3月起，我们在全市开展了军警民共建文明中山路的活动。广州地区有许多部队领导机关，各军兵种都有。人民解放军有做群众工作的传统，市委成立了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领导小组，把部队的力量吸收进来，由我担任领导小组的组长。通过军警民共建文明中山路这项活动，这条横贯广州东西的主要干道创优美环境、创优质服务、创优良秩序活动蓬勃开展，城市管理大大向前推进一步，收到良好效果。

　　1986年11月出现的“友爱在车厢”活动，是当时广州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亮点。它发端于广州市第一公共汽车公司5路线的职工，倡导的是友好、互助的良好风气，改善提高司乘人员的服务态度与水平。1987年，这项活动推广到全市101条公共汽车、电车线路和专线车，以及沿线的328个单位。车厢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千万乘客你上我下，共处于车厢。“友爱在车厢”活动的开展，就是构建和谐友爱人际关系的催化剂。当时我给5路线的职工题了一首诗：“友爱精神好，羊城处处春。殷情浓似酒，饮水亦醺醺”。以后，推而广之，又出现了“友爱在码头”、“友爱在站场”、“信得过的出租车”等等。

　　又如1987年，时任团市委书记的朱小丹主持在青年团中倡议组织“微笑的广州”系列活动，随后在全市青少年中开展，目的是在青少年中倡导友爱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热情真诚的服务风尚、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文明健康的精神追求。他们当时设计了一个活动的标志“微微”和“笑笑”，画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笑容满面，天真可爱，至今我书房玻璃上还贴有一个，常常勾起我对那个年代的记忆。

　　再如1987~1988年，在全体市民主要是职工中进一步深入开展“振兴中华职工读书自学活动”，全面推进文化科学知识的提高。1988年，又把读书活动与“爱我中华，爱我广州”系列教育活动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广州酒家“情暖顾客心”也提出来了。这是配合第六次全国运动会在广州召开而提出的，目的是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促进企业发展。市妇联也提出了“美的家庭文化”活动，将精神文明建设引进家庭，从这个社会的细胞抓起。以家庭为单位的才艺大赛、音乐演唱大赛、法律知识竞赛、诗书画竞赛出现了，有力地促进家庭的和睦、和谐以及文明水平。我曾为广州家庭音乐演唱大赛赋诗：“花城万户动弦琴，半入江风半入云。盛世宜弹和睦曲，歌声起处笑声闻。”

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1987年3月，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双评”活动（即基层评议领导机关、市民评选服务单位活动），以促进机关和服务单位作风的转变，加强群众监督，提高服务质量。这一活动受到群众好评，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也促使机关提高办事效率。基层评议领导机关活动，一直开展至今。

　　1989年，为移风易俗，我们又决定推进殡葬改革。民政部门反映，广州殡仪馆的骨灰楼已存得满满的，再建也不够。我找市民政局、绿化委员会的同志商量，能不能找一处荒山，提倡用先人骨灰植树，这也符合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传统想法。那时将先人骨灰洒向大海已经开始了，而骨灰植树则是首创。要是行得通，既可解决先人骨灰归宿问题，又可绿化荒山，也是一种文明的殡葬方式。我们一起找到北郊白云山永泰村后面的马鞍山，当时那里是一大片光山，就在那里建起了供群众埋葬先人骨灰和植树的“思园”。这种新的殡葬方式果然能为群众所接受，特别是一些知识界、文化界的人士，起了带头作用。他们不搞烧香拜祭，而是在植树后给先人献上鲜花，寄托思念和祝愿。这是广东殡葬改革的一个创举，为国家民政部所肯定。今天，昔日用荒坡建成的“思园”早已绿树成荫，安放了一万多具先人骨灰。这种殡葬改革方式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2000年清明时节，我约请广州市领导朱小丹、张桂芳同志同访“思园”，雨后初晴，满山翠绿，不禁赋诗一首：“雨后青山满眼春，于今秃岭变欣欣。新风激荡思园美，灰骨伴泥育翠林”。

　　到1989年以后，循着市委提出的“建设文明广州，培育‘四有’新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塑造广州人的美好形象”这个精神文明建设的总思路，广州又开展了群众性的征集广州市歌、市徽，评选市鸟、市花，并开展“广州市风”、“广州人精神”的大讨论。通过市民的广泛参与，创作出市歌歌词700首，曲谱550首，市徽图案448件，最后提出终评方案由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确定。还确定红棉为市花，画眉为市鸟。市委常委则先后两次开会研究，最终确定广州市市风为“团结、友爱、求实、进取”，广州人精神是“稻穗鲜花献人民”。通过千万广州人参加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升了广州的城市形象，也提高了广州市民的素质。

　　顺应潮流 营造和谐的社会心理环境

　　近年，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民主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决策。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州市在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我们也注意到了要顺应潮流开拓民主渠道，要求营造和谐的社会心理环境。“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的不断推进，社会出现求富、求知、求乐的广泛诉求，人们盼望能得到多一些收入，盼望学到更多的知识，希望有丰富的文化生活。群众的愿望果然得以实现。例如业余时间，群众可以去“炒更”（即加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收入就增加了。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市委、市政府在1987年8月专门制定了《关于放活科技人员的若干政策规定》，让科技人员可以用调动或辞职、或兼职、或停薪留职等方式去搞承包、租赁等。业余文化生活方面：从全国第一个音乐茶座在广州的出现，到后来的歌厅、舞厅，再到电视渐渐进入千家万户，老百姓的求乐心愿也得到满足。更加壮观的是广州人的求知：广州当年参加读书自学活动达到65万人，各类业余学校有24万人参加，晚上9~11点竟出现了上班以外的又一个交通高峰期。1987年春节，我代表市委到广州图书馆慰问节日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见到阅览室内很多读者，连市文联的作家曾应枫也在那里写作，她笑言，图书馆比家里安静，所以趁节日来到图书馆。这些都说明了广州人求知的热情。

　　然而，当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文化素质提高后，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这些。为此，治城之道，要考虑人的素质、人的心态，以及心理环境。当时，我们提出精神文明建设要努力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要引导、激励大家共同克服困难，弘扬真善美，反对假恶丑。1989年元旦刚过，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就提出有关“优化社会舆论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的工作要点。我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吴文辉采访时，从人们心理状态和如何加以引导的角度，对优化心理环境的内涵，提出如下几点：1、革新与守旧；2、微笑、友爱与野蛮愚昧；3、艰苦奋斗与贪图安逸；4、大我与小我；5、奉献与索取。这些都牵涉到舆论导向问题，鼓励人们开拓、团结、奋进、文明。

　　充分发扬民主，也是营造和谐社会心理环境的重要方面。人民要求民主，要求当家作主，用时髦的语言说，就是要提高自身价值。人民是城市的主人，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如何使民主得到发扬，民意能够表达，广州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探索。例如1987年3月，市委作出决定，明确提出对重大问题要做到“三不决策”，即“不认真调查研究不决策，不经过咨询不决策，不制定两个以上可行性方案不决策”，这为保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起到积极作用。又例如1987年12月市委五届二次全会上通过的《广州市1988年政治体制改革工作方案》，就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制度、对话制度、决策咨询制度、监督制度、选举制度、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基层民主生活制度。1988年初，广州在131个区、县、局以上单位开展民主评议，推荐领导干部活动，对630名领导干部进行了民主评议推荐。再如“假如我是市长”的活动，从七八十岁高龄的长者到十几岁的小学生都踊跃参加，以城市主人的身份为市领导出谋献策。还有“市长专线电话”，可以让市民和市政府直接通电话，有反映情况的，有提批评、建议的。有这么一件事，当时广州电力紧张，经常停电，市民很有意见。有一位市民打电话给市长，提出要到他家看电视。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专线电话使作为公仆的市领导人与市民之间，增加了一条交流思想和意见的渠道，“官”与民的距离缩短了，市民的民主意识也增强了。至于“现场办公”，领导亲自到第一线现场处理问题，接触实际，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坚持唯物辩证法，情况弄清了，看准了，便当机立断，当场拍板，避免公文旅行，提高办事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市委、市府领导，还坚持轮流接待来访的制度。协商对话也开始逐步展开。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大大密切了党与人民、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它是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当时全市有3000多个单位实行了“两公开一监督”，在街道开展“老人讲坛”、“回音壁”和居民“心声站”等活动。这些民主渠道成为社情民意的“晴雨表”、“传感器”、“排气筒”，起着疏导、教育、排解、渲泄、分流的作用，促进社会心理的平衡，成为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弘扬真、善、美，抑制、批判假、恶、丑，对人文精神的构建、塑造是十分重要的。市委下了很大决心，如对“宁可一人脏，换来万家康”精神的宣传，对环卫工人的赞美，对奉献精神的颂扬，对学习先进文明单位的决定等等。对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样有典型有部署，抓点带面。我曾赋诗一首歌颂环卫工人：“昏餐暮霭早披纱，心底清泉润嫩芽。美化羊城担重任，晶莹汗水映红霞”。1990年7月15日，越秀区的环卫工人诗作在《羊城晚报》上发表，我看到后，十分高兴，提笔给越秀环卫诗社写了一封信，对他们表示感谢与祝贺。我在信中说：“过去有‘愤怒出诗人’之说，我认为从今天的现实来看，还要加上‘自豪出诗人’。‘敢以精神分贵贱，岂凭职业论高低’。你们的诗作，表达了作为社会主人翁的广大环卫工人的豪情壮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园地里的朵朵鲜花。”我热情鼓励他们“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为广州市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也许有人认为环卫工人只会扫大街，但当你看到他们业余创作的诗歌，你一定会为他们的情操喝彩，被他们的精神状态折服。

　　理性思考 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1988年4月，著名作家程贤章来访，话题就是谈广州的精神文明建设。当时我对他说：“把广州建成富裕城市不容易，要建成文明城市更难。”但是，我们市委有决心，要建设文明广州，把广州建成多姿多彩的文明城市。文明城市的建设，从根本上说是要依靠城市的主体——人民，即广大市民群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点在于人，转换点也在于人；要培育“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主要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塑造广州人的美好形象。

　　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是经过几年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后才认识到的，才总结出来的。在全国来讲，广州也是最早提出的。我们把提高广州人民的综合素质作为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为90年代广州文化发展确定了一个战略目标。无数事实可以证明，人的素质是制约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好的素质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会起促进作用，反之，则会起延缓甚至阻碍作用。因此，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是育人建城的基础性工程。当时担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张磊教授曾作出这样评价：“提出这样的战略口号，本身就是一种素质的显示，因为这是需要实践、需要智慧才能提出来的。没有实践，没有对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科学总结，人们不会这样重视人的素质。”

　　什么才是广州人应有的综合素质呢？我想它应该包括人的政治思想、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伦理、法纪观念、文化程度、科学知识、审美趣味、生活方式、身体状况等许多方面的内容，一句话，就是要做到全面发展。广州精神文明建设，从开始针对“文革”后服务行业服务态度差，商店服务员冷若冰霜，公共汽车不报站名，或只讲广州话，令外地乘客不知所云等，开展了“微笑的广州”、“友爱在车厢”、“诚暖顾客心”等活动，后来结合中央的精神，培育“四有”新人，再到开展广州人精神、广州市风的大讨论，最后确定了“稻穗鲜花献人民”和“团结、友爱、求实、进取”为“广州人精神”和“广州市风”。这一路走来，通过典型引路，全民共创，广州人的综合素质有了较大的提升。当时，我曾提出要着力引导全市人民在六个方面提高自己的素质：一、处理好“远”和“近”的关系，在树立远大理想和发扬求实精神方面提高素质；二、处理好“中”与“外”的关系，在借鉴国外经验和结合本国国情方面提高素质；三、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在继承民族传统和创新现代文化方面提高素质；四、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在弘扬群体精神与尊重个性发展方面提高素质；五、处理好“权”与“责”的关系，在承担社会责任和行使公民权利方面提高素质；六、处理好“德”与“才”的关系，在加强思想修养和增长知识才华方面提高素质。这六个方面，要辩证统一起来，培养一批又一批有远大理想，热爱祖国，有高度民族责任感又博学多才的人才。

今天，广州的经济实力与文明程度比起上世纪80年代已经大大推进，但我们仍然不能懈怠。现在提出文明城市建设中的“软实力”问题，或提增强文化软实力问题，这至关重要。其中也是包括了城市的文明程度，包括了市民的综合素质的提升。

　　成果丰硕 关键在于领导重视

　　回首上世纪80年代广州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说成果是丰硕的。当年所树立的先进典型，如卫生处理厂、南华西街、广州酒家和海珠区三八清疏班等，都是经得起历史与时代考验的；“微笑的广州”、“友爱在车厢”、“美的家庭文化”等文明创建活动，影响深远。广州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令古老羊城焕发了青春，处处洋溢着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这些都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1989年政治风波，广州安然渡过；90年代初小平南巡，广州掀起新一轮发展高潮；进入21世纪，广州、广东应对SARS，应对禽流感，应对雪灾，从容不迫。这次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广州人表现出来的大善大爱、众志成诚精神，也都说明羊城儿女的良好素质。的确，只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是抓住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不放，就可以战胜各种困难，排除各种干扰，“浪急风高也等闲”。

　　在广州工作六年多，我作为市委领导班子中的一员，只是在工作岗位上积极耕耘，尽自己的一份责任。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感到很充实，心情也很愉快。如果说广州的精神文明建设能够做出一些成绩，我想重要的是各级领导都认识一致，重视这项工作。如中央领导同志到广州，就曾去视察南华西街等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典型，令我们很受鼓舞；如省委领导一直很关心广州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市委新老班子成员对精神文明建设也高度重视与支持；市属各单位及各级党组织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也不断提高。于是，在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协调指导下，建立起有效的运行机制，对精神文明建设既有长计划，又有短安排，各单位、各部门各司其职。总之，依靠集体的力量并与四面八方的积极性相结合，在全市形成了“齐心共建文明业”的良好氛围。我自己所承担的，是一个耕耘者、探索者和守望者的角色，并且从实践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

　　两点建议 发扬奉献精神与创建民主文明家园

　　1991年底，广州市党代表大会开过后，我在广州的工作也结束了。接着即转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工作。1998年我退出了领导岗位，2004年办理离休。但对精神文明建设，我依然关心，关注。我常思考，在当今，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还要不要弘扬，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如果在舆论导向上对奉献精神、牺牲精神不给予应有的重视，不加以弘扬，是要出问题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宏大的工程，与物质文明建设一样，要长抓不懈。如果不注意建设，社会文明就会滑坡。前不久看到著名雕塑家潘鹤教授写的一首打油诗，有两句是：“转眼人间八十年，世风日下钱钱钱。”这道出了重要的问题。广州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此次抗震救灾的实践，都闪耀着奉献精神的光辉，是亮点，是人的价值观、人生观问题。牺牲、奉献精神，“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精神，应当是永远的亮点。有无奉献精神，有无自觉的社会责任，是乐于奉献还是只顾自我，甚至坑人害人，应列进荣辱观中去。只有弘扬奉献精神，弘扬正气，弘扬真善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年，省委书记汪洋对广州提出了建“首善之区”的要求。首善之区，包括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宜居城市。我想，首善之区还应包括首善的“软实力”建设，也就是说，首善之区必须注意培养“首善之人”——具备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广大市民。首善应以文明为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当年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个口号并没有过时。城市的文化底蕴、人文环境、公民素质和民主风气，要摆在重要日程上。要继续弘扬“广州人精神”。我注意到，市委书记朱小丹提出，“广州要建设首善之区，首善什么？首善软环境”。前不久，奥运圣火在广州传递，但传过以后，垃圾遍地，有些人甚至将手中的小红旗扔在地上。看到国旗任人踩踏，有记者写了一篇评论《圣火传递检验出的市民素质》，并且提出了“文明城市的内涵中应该包括市民的文明素质”的正确观点。由此我想，如果征求我对“首善之区”提法的意见，我主张它的内涵，除上述“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宜居城市”外，将“共创民主文明家园”也明确写上去，这样就会更加完整。

　　　　　　　　　　　　　　　　　  摘自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亲历改革开放》

《百面战旗红》都市头条岭南作家发布平台，都市头条岭南作家主编：

池朝兴，作品走进社区、学校、社会、歌坛、书法、央视、国际的作家诗人；多篇作品发表或获奖于国内外书报刊杂志或网络；出版诗集《金色的希望》《金色的阳光》等。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弘扬人间真善美。

广州市城管执法局退休干部（正局）、关工委副主任，广东五星志愿者，罗援将军主持的《百面战旗红》都市头条岭南作家发布平台主编，千岛日报《中华文化》编委，都市头条认证编辑，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诗歌网、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广州市荔湾区作协会员，广州市海珠区作协文创委副主任、宣传媒介部主任，华夏精短文学学会会员、签约作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