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篇:泰 伯
“愚民”还是 “自省”?
【原文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对于这一章的解释,历来分歧很大。有人认为,这是孔子主张“愚民政治”的有力证据,有人却认为这恰恰反映出了孔子的“朴素民主政治”思想。分歧的焦点在于断句,《论语》是写在竹简上的文字,原文是没有标点的,因此,断句的方式不同,意思就会截然不同。
说孔子主张“愚民政治”者,对孔子这十个字是这样断句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样断句以后,就将孔子的这句话理解成:
“对于老百姓,只能让他们照着[统治者的]命令去做,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并说“这是孔老二献给奴隶主贵族的愚民政策。” (《论语批注》1974),把一顶愚民政治“始作俑者”的帽子戴在了孔子的头上。但是,这种解释极不符合孔子极力主张“教化百姓”的一贯政治主张,在《论语》一书以及其他先秦儒家典籍中也找不到第二个佐证。我们在学习《为政》篇第二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时,就知道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就是通过教化的手段,使百姓从思想上接受并认可统治者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和管理手段,自觉服从管理,这可以说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如果要用现在的民主政治来理解,就是要通过提高百姓的政治和法律觉悟来增强遵纪守法。维护统治秩序的自觉性。而且,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中,还会知道孔子是极力反对“强暴政治”的,认为“不教而杀谓之戮”,是故,对于孔子主张愚民政治的观点,在历史上历来就遭到反对,认为是强加给孔子的一顶“冤枉帽子”。朱熹在著名的《论语集注》中,是这样解释的:
朱熹曰: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按照程朱二位的解释,孔子这10个字的意思是说,统治者驾驭(管理、统治)老百姓这是天然之理,但却不能使(很难做到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因此,孔子才设教,尽力使这种“天然之理”家喻户晓,自觉接受统治,维护统治秩序,绝对没有愚民之心。
这种解释如果抛开“阶级对立”的偏见,站在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考量,无疑是有道理的,而且也符合现实。奴隶制时代,普通百姓是没有受教育机会的,因此,一般只能按照社会普遍的法则、规则去做而并不能明白这些规则的“所以然”。从社会管理角度来说,服从管理,自觉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是百姓应有的义务,否则,社会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乱了套。就象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为强调公民的法治观念而大力推行法治教育一样,孔子强调的是,要通过教化的途径让百姓明白遵守国家政令、法纪,维护社会秩序的道理,反对不经教化而采取“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式强迫百姓服从的做法——那才是愚民政治!
但是,这种解释给人的感觉是孔老夫子在这里感叹教化百姓之难而没有涉及治理天下的具体策略问题,而且将“由之”解释为“理之当然”甚感勉强,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于是,就有了另外的断句方法和解释,比如,有人这样断句: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并且是这样解释的:
可,是“能够”的意思;使,即“支使”、 “驱使”之意,可以理解成“接受、服从统治”的意思;由和知都作使动词用,由,即是让(他们)听命于统治者的政令之意,知,即“使……知道”的意思,(通过教化)让他们知道服从统治的道理。这一段话翻译过来就是:
老百姓若能够服从统治,就让按照政令行事;若不能服从统治,就要让他们明白其中的道理。
这样不但符合古汉语的语言规律,似乎也更接近孔子的真实意思。但我以为,这种站在“治民”的角度去理解这段话的意思,依然不是孔子的真实意思,如果换一种思维,从孔子创立仁学,极力鼓吹仁道的初衷,再结合本篇下一章来研究这句话,问题也许更好解决,关键是对代词“之”的理解。以上几种解释,都将“之”解释为“民”,其实,我以为,这个“之”不是指“民”,由之的“之”是指统治者的政策、法令,或者说是政治路线。因为,“由”是经由的意思,引申为“顺着、照着”之意;由之,就是“照着……的政治路线执行”之意;知之的“之”是指原因,即“政策、法令不能被百姓接受并自觉服从的原因”,照此理解,孔子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
百姓若能服从统治,就按照政令法纪行事;若不服从统治,就要知道其中的原因。
也就是说,孔子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统治者要经常检讨、反思其所实施的政治路线本身存在的问题,力求符合仁道。因此,紧接着的下一章就用具体事例就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原文8·10】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疾”,是憎恨、厌恶之意;“勇”,这里当是争强好胜的之意 ; “已甚”就是太过份的意思。这一章直接翻译过来就是:
孔子说:“争强好胜,厌恶穷困,会引起社会动乱。如果对于那些做出了不仁之事的人过分憎恨(将其逼得太急)就会逼出乱子(使这些人起来反)。”

很显然,孔子是主张“怀柔”政策的。他认为,百姓都喜欢争强好胜,厌恶穷困,这是诱发社会动乱的根源,为政者消除这一“不安定因素”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教化培养百姓的仁德而“导之”,倘若用严酷的政令刑法去镇压,不给那些做出了不仁之事的百姓一点生存的余地,就会逼这些人起来造反。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为政者就要反思自己的政策法令是否太过苛刻了,给普通百姓有没有留出足够的生存空间。
有人一定会认为我的这种解释是拔高的孔子,但我坚持认为这种解释符合孔子的仁道学说。因为孔子仁道的核心是推行“德政”,是站在统治者本身的角度,强调的是其制定的政治路线和具体的政策、法令要符合仁道精神,这也是后来孟子进一步发挥,提出“仁政”思想的原因,因此,要求统治者经常检讨、反思自己的政治路线和具体的政策法令就不无道理,并不是一味地强调治民,要求百姓无条件的忠于统治者做“顺民”,不然,就无法理解他不但肯定“汤武革命”的合法性并极力推崇西周社会制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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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史永峰,笔名冷梦良,职业警察民警。眼晴不大,却还好眯起来看世间万象;一介武夫,读过几本古今圣贤,就附庸风雅,陶醉于红尘风声雨声,发书生之感慨,在报刊和新媒体上偶有片言只语,也获得过一些奖项,出版有专著《论语通俗解读》和一个杂文散文集小册子《阿Q重返人间》,参与过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图书编写,担任过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特约编辑。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孔子学会会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宝鸡孔子学堂客座讲师、宝鸡市孔子研究会副秘书长,宝鸡市传统文化促进会理事、讲师团讲师,宝鸡市作协会员、宝鸡市文学创作学会副秘书长、学术部部长、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会会员。平生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夫子之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