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年》

2017年正月初一，天色阴沉，延续了一冬的干旱依然持续着。春节那特有的喧嚣突然让我心烦意乱，屋子里的空气瞬间沉闷起来。我走出家门，信步于乡间小路。脚下踩着松软的土地，眼里是一望无际辽阔的田野。时间突然倒流，儿时关于春节的那些记忆，像电影胶片一样，在脑海里游走起来。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但精神富有的年代。因为家里孩子多，每年过年，父母早早就开始筹划和谋算了，尤其是母亲，为了能给我们姐妹四人在春节穿上件新衣服，她从每年年初就开始了纺线。当然，我们也不能“幸免”——我们的任务是每周纺两个棉穗。之后，母亲会把纺好的棉线通过一系列程序浆好，染上不同的颜色，缠绕成线团。之后，或是农闲时，或是下雨天，织布机的声音便会唧唧响起。母亲特别心灵手巧，她能织出不同图案的布：有花纹、有格子、有条纹……快要过年了，她便会把织好的布拿出来给我们姐妹四人做衣服。那个时候虽然生活艰难，但母亲基本上都能保证我们姐妹四人每年都有一件新衣服穿。除夕晚上，母亲会把做好的衣服拿出来，让我们试穿。兴高采烈的我们从来没有注意过母亲是否有新衣服，现在回想起来，母亲身上穿的，似乎一直都是那件毛兰色的对襟棉袄。

除了做衣服，为了准备过年，母亲还有一件大工程——蒸年馍。它的程序是：最开始把攒了一年的麦子从麦囤里放出来，装在木帘（音，麻袋的一种）里。从井里挑上井水，放在蒸馍和面用的大瓷盆里，将麦子淘洗三遍，再铺到凉席上晾干了，才能去磨面。磨面是很辛苦的活计——磨面机一个生产队只有一台，在过年前是要排队预约的，没有关系的，往往会被安排在晚上。磨面时，要不断地从盛麦子的缸里往机器的进斗倒。基本上是手拿簸箕、弯腰盛麦、踮脚举起、往斗里倒麦这样一个重复的机械运动。另一个人则要不停地搅拌面粉。那时候我们姐妹还小，磨面这活我们基本上帮不上什么忙，都是父母干的。回家后，他们腰酸背痛，满头满脸全是面粉，整个一个“白人”一样。

面是分等级的。刚磨出来的面粉比较白，村人称为“头茬面”，量比较少，主要是用来蒸供馍和待客用。到后来就搅均匀了，供平常吃。在蒸年馍的前一天夜里，母亲就把酵子面和好，同时叮嘱我们早睡早起，因为馍要在炕上发酵。蒸馍时，我们几个人是配合母亲打下手的，帮母亲烧炕、烧火。母亲说火大点，我们就使劲拉风箱；母亲说火小点，我们就悠悠地拉。母亲手特别巧，能把馍馍捏成各种花形和动物形状——花瓣是用梳子压印的；动物的眼睛是用黑豆嵌上去的；而眉毛和嘴巴，就需要用辣椒或红枣去剪。等馍出锅了，母亲把擦干净的凉席铺在地上，一层一层往上摞，像一座小山。麦香味飘满了整个院落。我们开始欢呼——终于能美美地吃上好馍了。热热的馍从中间掰开，加上油辣子，那个香啊，即使现在想起来、说起来，都感觉到唇齿间香味犹存。

年馍蒸好后，就该生豆芽了。母亲拿出家里的两个青瓦罐，罐子的底部会有个小洞，母亲会在洞里插上麦秸杆，以便于让多余的水分从洞口渗出来。把豆子淘洗干净后放入瓦罐，在上面盖上笼布，再压块青砖。接下来就是每天要用新井水浇两次，这样持续7天左右，便能吃上脆生生的豆芽了。母亲生的豆芽胖胖的、矮矮的，拌上粉条、辣椒一炒，天下难寻的美味！

过年还有一种美食——酒枣。那时候我们家宅院非常大，分为东西两个院子，两个院子里都种有枣树，东院是脆枣，生着吃很好吃，西院是“亘”（音）枣，熟透了晒干吃。在枣儿成熟的季节，母亲会小心翼翼地上树摘枣，把那些完好无损（没有丝毫裂缝）的枣摘下来，用干净的笼布擦干净晾干，再倒上半碗父亲喝的老酒，把枣一个一个地蘸上酒，整齐地摆放在瓦罐里，封好盖子，再用泥巴把缝隙糊住，放到阴凉处等待时间的发酵。快到春节的时候，母亲就把盖子轻轻撬起，酒枣的香甜味便浓浓、悠悠地飘了出来。咬一口酒枣，酸酸甜甜；喝一口酒枣水，酣畅淋漓。在我的认知里，即使现在，也没有任何一种饮料可以与酒枣水媲美。酒枣虽然是美味，但母亲不让多吃，因为它主要是用来做供品的，供完了才能轮到我们吃。

没有肉的春节是难以想象的，搞肉的事儿，主要是父亲负责。那个时候，工分是分不到几个钱的。临近年关，父亲会把猪圈里最肥的那头猪喂得饱饱的，然后把它赶到集市上卖掉，用卖猪的钱给我们买点猪肉和猪下水，回来后，他会把猪肉、猪下水仔细清洗收拾干净，然后开始煮肉、剁饺子馅。有时候过年时，生产队会把干不动活的老驴、老马杀掉，分给大家享用。父亲是队里的饲养管理员，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时候便显示出了饲养管理员的“优势”——有机会多拿些骨头或下水。每逢有这利好的时候，父亲便会给我们炖骨头吃。我是家里的老小，每次炖骨头的时候，父亲就会以抱柴火的名义把我叫到灶房，偷偷让我多啃上几块。现在的我虽然五十多岁了，但依然身体倍儿棒，也许就与父亲的偏爱有关。

小时候过年过年还有一件很“奢侈”的食品——麻花。说麻花奢侈，并不是因为少见，而是因为炸的少。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可能会炸上10斤面的麻花，一般人家也就上5斤面或3斤面的样子，当然，实在舍不得的人家也大有人在。那个年代，一个村里，总会有几个炸麻花把式的，所以想炸麻花就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的日子到了，炸麻花的把式早早地就来了，和面、擀面、切条、抹油、码条，一气呵成“一条龙”程序下来，把式就会一边和父亲抽烟、和水、聊天，一边等面块发酵。发酵好了，便开始搓麻花了——好的把式会边搓边甩，把面甩得啪啪响，搓出来的麻花整齐均匀，炸出来的麻花香酥可口。那时候，家里炸的麻花不多，父亲只给我们每人两根的定量，剩下的要用来走亲戚。为了防止我们偷吃，父亲会用个笼子把炸好的麻花挂到房顶上，我们只能望笼兴叹，却又不怎么甘心，就在下面转圈圈，希望父母能额外地多赏我们几根。

除了吃，年前还有一件必做的工作就是洗。那个时候家里的被子是有限的，而且也不套被套。每到年关，母亲会把家里所有的被褥全部拆洗一遍，我们姐妹几个帮母亲挑水，母亲则在洗衣服的大盆上架起搓板，唰唰的搓起来。等母亲洗完了，我们便争先恐后地帮着拧。两个人各把一边，反方向使劲，把水分尽可能地挤压出去。然后用力拉扯，抻平展了，就把它铺在棉花杆或麦秸垛上。等晾干了，母亲便会把它们重新缝好，这样，我们就能铺盖上干净的、带有太阳味道和母亲气息的被褥了，可是母亲的手也红肿了、裂囗子了。

当所有的忙碌停下来的时候，也就除夕了，老家叫月尽日。这一天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可以由着性子撒着欢儿在院子里疯跑。吃过早饭后，每个人开始各尽其责——哥哥负责帮父亲打扫院落和街巷，张贴对联；我和姐姐帮母亲擦抹、择菜、剥葱、剥蒜；母亲和面、剁馅。母亲是极其讲究的，即使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她都会准备荤、素两种饺子馅，素馅饺子母亲把它包成馄饨的样子，小小的、肚子鼓鼓的，是用来供各路神仙和老祖先；肉馅是我们自己吃的，村里人把它称为肉疙瘩，紧紧地抱成一个团，一口一个，轻轻一咬，肉香四溢。最后，父母亲做总检查，看看似乎没有什么遗漏了，母亲便会热上一锅水，招呼我们姐妹几个开始洗头洗脚。洗完了，母亲又开始了另一项“仪式”：摆供桌、放供品。供品是老五样：麻花、杮饼、核桃、枣、还有一壶烧酒。母亲分别把供品摆在祖宗牌位前，院子里供的是老天爷，照壁前供的是土地爷，灶房里供的是灶王爷，正房门后面供的是财神爷，母亲就这样端着盘子来回走动。父亲则把从地里砍回来的柏树枝摆在院子中间，把仅有的几挂二踢脚鞭炮准备好。我们谁也不睡，静静地看着父母忙碌，谁也不敢大声说话，生怕惊动了神仙。祭祀的时候，先是父亲，后是母亲，再是我们姐妹四人，分别跪拜各路神仙和祖宗。那时候，夜特别黑，天特别净，星星特别亮。四周静悄悄的，感觉神仙就在宅院里看着我们，心里充满了神圣和敬畏，还有一丝丝的恐惧……除夕就这样过去了。初一天不亮，我们几个不用母亲叫就都起来了，每个人都会兴奋地穿上母亲做的新衣服，藏在门后面看父亲放炮。那时候习俗跟现在不一样，不是年夜12时燃放爆竹，而是比谁家正月初一燃放的早，谁家早就证明谁家勤劳，谁家可以请到神仙。母亲开始烧火煮饺子，双手端着碗给各路神仙和祖宗都上供了，才会再给我们煮饺子。一碗热腾腾的水饺下肚，新年就正式开始了。

新衣服穿了，饺子吃了，酒枣汤喝了，麻花依然被挂在房顶，因为亲戚还没有走完——初一舅家，初二姨家，初三姑家……就这样一家家走下去，就这样一年一年走下去，走的父母老了，走的父母没了，走的我们大了，走的我们老了。回头想想，那时候关于年的记忆和幸福的感受，主要是源于父母的辛勤付出，是因为少不更事的我们未曾感受父母的艰辛和不易。而今天，当我们幡然醒悟想对双亲说声谢谢的时候，他们却再也听不见了。也许这就是生命的延续和人生的轮回。

回过头，炊烟袅袅，家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