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风县杏林镇涝池岸村是扶风县唯一一个以地方事物名称命名的自然村子，全村共有冯东、冯西、杜东、杜西、北庄、上杨和下杨七个村民小组，大约有上千户人家，村民近四千人。村民基本以务农耕作为业，秋播夏收是他们最繁忙的季节。他们在劳作中歌唱，他们在汗水中祈祷，他们在收获中进发，他们在呻吟中编织着生活的梦想。

     七个村民小组，六个是以姓氏命名的，唯独北庄是以地理位置命名的。要知道其中的缘故，可能与涝池岸村各个小组的家族根源有关吧！

     据冯仲民先生编写的《扶风县涝池岸村冯氏族谱》介绍，扶风县涝池岸村冯氏一族，大约是明朝嘉靖年间由山西大槐树迁徙至此的，当时冯氏兄弟共有弟兄四人，其中老大、老二、老三为胞兄弟，老四与其他三人虽无血缘关系，可同样姓冯。正是基于同姓的原因，兄弟四人才能在远离家乡的异地相安无事，共同生产，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安居乐业，使得冯氏家族在这块富饶而美丽的热土上繁衍生息，不断壮大。

     同一姓氏是一个村庄村民和谐共生、不断发展的纽带，也是社会治安稳定的前提。涝池岸村的杜东、杜西、上杨、下杨，情形大致与冯氏一族相同。基本上是以一个大姓为主，间杂其他人数甚少的姓氏。大多来说，这些姓氏与主姓氏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沾亲带故的联系。这绝非臆造，更不是信口开河，而是以有关史料和关中地区自然村落的人员构造为根据的。关中地区的村落，大多在历史演变中，就形成了多姓杂居的局面。今天的关中，土地平整，交通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但都有一个相同的认知：祖先都是从山西大槐树移民过来的。这个认知已经从遗留下来的墓碑、案牍、牌牒及相关的官方记载得到了证实，在关中地区找到姓氏单一的村子比比皆是，这足以说明同姓是最早维系部落的主要因素。

    扶风县涝池岸村，坐落于扶风县城东塬，西隔杏林与武功相望，北面依靠美丽的乔山，南面滨临潺潺的湋水。其实关中地区文明开发甚早，农业生产相对发达，这《诗经》中就有记载。周部族的先祖古公亶父鉴于周部落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将周部族由彬县一带迁移至有邰，就是今天的杨凌一带。然后溯渭水西上，发现周原（今天扶风与岐山的交界地带）一带土地肥沃非常适合于部落发展，于是再次将周部族迁移之周原。《诗经》中有“周原芜芜，堇荼如饴”的记载。后来周武王（就是古公亶父的曾孙）与八百诸侯会盟于孟津，一举歼灭了商纣王朝，建立了周王朝，定都于镐京，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周王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周部族的政权，实行分封制。其中周武王的弟弟姬奭被封为召公，治所就在今天扶风的召公。今天召公中学院内就留有召公亲手栽种的甘棠树，相传当年召公就在这棵树下断案理讼，导民从化。扶风县召公、杏林两地的许多村名都与召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笔者不厌其烦地介绍了这么多史料，就是想要说：涝池岸乃至扶风及整个关中地区，开发较早，农业发达。因为农业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这里都具备：土地平整，水域纵横。渭河、湋河是关中地区、扶风地区农业生产的两大命脉，因而涝池岸村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荒凉萧条，相反地可能是古时候人们向往的福地。历史上西安是十二个朝代的都城，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的中心。扶风距长安不过百十余里，是都城长安生活用品的重要补给之处。西周时代就有东扶风、西扶风之说。东扶风在今天河南灵宝到安阳一带，西扶风包括今天咸阳以西的关中地区。说穿了东西扶风，拱围京师。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扶风在周以后，秦朝、西汉、隋朝、唐朝，都是经济、文化、农业和人口最为发达的地区。关中地区发掘的有关钟鼎墓碑和官方记载的史料就足以证明这个论断。扶风位置如此之显，上古时期人口众多，又何来大槐树移民之说呢？

     宋之后，中原战乱不断，关中地区土地荒芜，人口流失严重。加之关中地区几次大的地震，几次大的蝗灾，使人口外流时有发生。据有关史料记载，整个陕西元末人口大约为60万，尚不及山西洪洞县的90万人口。关中地区萧条一片，“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成为独特的社会景观，断垣残壁随处可见，枯草坟茔村村相连。明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对西北方的统治，才着手从人员稠密的山西向西北方的陕西、甘肃移民，在洪洞县的大槐树下设移民管理驿站，登记造册，并发放一定数目的资费。这就是今天关中地区大槐树移民的根据。今天关中地区的人家多有栽种槐树的习惯，都是出于对故乡思念的缘故。历史上明朝的移民有三次，第一次是明洪武年间（1368——1398）；第二次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第三次是明嘉靖年间（大约在1555前后）。这与关中地区流传下来的移民之说时间上是吻合的，也是以同姓同族为安置依据的。

     也？笔者以为与这个村子的人员结构组成有关。据《扶风县涝池岸村北庄族谱》编撰者翟新全先生讲，涝池岸村北庄组，现有四姓六族，分别是王姓（两个宗族）、翟姓、张姓（两个宗族）与索姓。现在比较统一的说法是索姓是从扶风县段家镇青龙索姓一族迁移过来的，至于其他三大姓来于何处，是什么时间迁移至此的，大家不得而知。况且这六族之间没有任何沾亲带故的姻亲关系，这与关中地区其他村子的多姓杂居有着天壤之别。为什么会有这么一说呢？

     原因是这个村子在关中地区来说是极其普通的村子，近几輩（高祖、曾祖、祖父、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基本是以耕种务农为生，日子过得惜惶紧巴，可以说是好几辈人都在饥饿与贫困线上挣扎。基于这种境况，生存是他们面临的头等大事，发展是他们的唯一念想，有关家学族谱之类需求他们无力提及，从侧面就印证了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说法。因而他们的墓葬相对富贵人家比较简单，很少有高大的墓碑，详尽的案牍之类的遗物，要想考证家族的渊源几乎是没有任何依据可供参考的。但不能说我们无法考证，考证只能借助有关的史料。冯仲民先生编撰的《扶风县涝池岸村冯氏族谱》中记载，冯氏一族是明嘉靖年间由山西大槐树迁移至此的，村子中间的涝池开挖于明万历二十年间（1592），对北庄宗族并未提及，这只能说明北庄四姓六族迁移至此要晚于这个时限。另外扶风县志也没有相关的记载文献。我们只能借助有关的资料甚至是今天拍的影视作品来考证。众所周知，明朝末期的农民起义（1629）的中心就在陕西，李自成起义军东出陕西入河南再折道北上经山西攻破北京，这年是1644年。由于李自成在处理明朝旧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问题上比较轻率，任凭大将刘宗敏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惹得吴三桂“怒发冲冠为红颜”，本想投降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吴三桂转而与关外的清兵联合，共同对付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李自成亲自征讨吴三桂，结果清兵暗中杀出，李自成寡不敌众，退守北京。吴三桂亲当清兵的先锋，一路杀入北京。起义军无法守住北京，只好沿原路退守。此时吴三桂已经被清顺治皇帝封为平西大将军，一路追杀义军。关中地区再次陷入战火，战事几起几落，农人饱受折磨，可谓是“城头变换大王旗”。期间又要遭受兵痞、匪患无尽地袭扰，这让关中地区的农人更加无法适从。直至清康熙皇帝挥手撤“三藩”之际，引起了“三藩”的公然反叛（1673年）。虽清军与吴三桂作战的中心在云南、广西、湖南一带，但陕西、山西一带却是叛军与清军政治争夺的焦点。一者是这里曾是义军、叛军走过的地方，必然会留有吴三桂的残余势力。二者是这里不少地方势力首鼠两端，持观望态度，有的甚至接受了吴三桂的“伪札”。三是朝廷为了早日分化叛军、削弱叛军、消灭叛军，实施了比较开明的政治攻略，允许放下武器甚至持观望中的势力拖家带口到附近的村庄解甲归田务农耕作。到了“三藩”平定（1681年），清朝仍然对部分战败、投降的叛军将领实施这一安置政策。这种安置策略就打破了原先移民时期同姓宗族的藩篱，多姓宗族杂居就非常适用于非常规安置策略。

    扶风县涝池岸村北庄组的王姓、翟姓、张姓可能就是这个时期迁移或者说是安置在此的。果真如此的话，地方文字应该有记载。但找不到这种记载，我们还有另一种推断，就是有些受裹挟的起义军、叛军、甚至是持观望态度徘徊不定的地方势力及一些为了生存而逼迫为动荡势力提供资助的社会闲散人员，为了防止清政府秋后算账，自行结成团伙，找一处相对偏僻但土地平整、水域发达、利于生产的地方安营扎寨，繁衍宗族。结伙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对抗当地的已有的定居宗族。要知道古时候宗族之间为了生存、争夺土地和水域常常爆发冲突。我们不厌其烦地赘述，绝没有对北庄四姓六族存有大不敬之意，相反地我们是以崇敬的心情，严谨的文字来赘述的。要知道人类在生存面前所有的举措都值得我们后辈尊敬，他们既要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更要与人为的困难作斗争。祖先们勇于挑战、乐于担当、不怕牺牲、积极奋发的品质值得我们每一个后辈敬仰。我们赘述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探求王姓、翟姓、张姓迁移至此的时间，除此而外，别无他意。

     诚如笔者所言，那么北庄王姓、翟姓、张姓、索姓迁移至此不过四百年。历经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朝。四百余年来，北庄四姓六族与附近的宗族和睦相处，互通姻亲，共同开发这块富饶的热土，建设自己美丽的家园。虽朝代更迭，世事沧桑变化，但北庄四姓六族勤劳善良、朴素治家的村风没有变，北庄四姓六族诚恳待人、宽怀崇厚的性情没有变，北庄四姓六族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信仰没有变，北庄四姓六族改造自然、追赶时代的脚步没有停留。正因为如此，北庄四姓六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经战乱而奔波，历风雨而闯荡，处动荡而展望，遭挫折而弥坚。虽饱受坎坷磨难，仍生生不息，不断繁衍壮大。四百余年来，北庄四姓六族用汗水耕耘着生活，用双手编织着梦想，用朴实憧憬着希望，在阵痛与呻吟中追赶着时代，在沉浮与呼唤中建设着自己贫瘠的家园，叙写着凡人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人间神话。这其间，可能也出现过为了家族的生存、只身远嫁他乡心酸往事，也可能发生过为了延续血脉、低三下四沿门乞讨让人敬佩的悲壮。北庄四姓六族的多少家族，在动荡的年代中，沉沉浮浮，摇晃不定，但生存、安定、延续、发展，永远是卑微生命中的慨叹。不难说北庄四姓六族的变迁与关中地区的发展大同小异，基本上是社会前进的一个小小缩影。北庄四姓六族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是一部沉甸甸的苦难史、血泪史、悲壮史，更是一部充满坚韧、永不言弃的奋斗史、前进史、开拓史。北庄四姓六族人丁发展有过低谷，也出现过高峰。结合社会变迁的大势，我们可以断定，明末到清初，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北庄四姓六族聚集形成时期。清康熙年间之后，由于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北庄四姓六族生产也有了一定的积蓄，人丁初步兴旺，他们已经有能力同附近的大族进行生产交流，贸易往来，甚至通婚结亲。到了中华民国，这种状况一直维系，甚至有过改善，但改善的状况不容乐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时间只有仅仅的七十多年，但由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发展生产，改善民众的生活.加之科学进步，医疗卫生及教育的发展，婴儿出生成活率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居住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因而北庄四姓六族的人口相比之前有了较大的发展，很快得到了提升。加之社会重视教育，在政府的努力下消灭了文盲、半文盲现象，北庄四姓六族的素质也有了较大的改善，与周围宗族争夺社会资源的闹剧已经绝迹，成为不堪回首的历史，北庄四姓六族的村风逐渐好转，文明程度进一步加强，村容村貌更加美观，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正是在这个时期，北庄四姓六族的多少农家搬出了窑洞，盖起了土木结构、甚至砖混结构的大瓦房，北庄四姓六族的生活可谓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加之人们从业观念的转变，北庄四姓六族与社会人员的认识基本大致一样，就是重农观念逐渐淡漠，好多青壮年由于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把就业的视觉对准了城市，在城市从事土木建筑、饮食服务、货物拉运、家政服务、水电维修、邮政快递等工作，成了新时代的农民。他们在北庄有户口、有住房、有土地、有亲人，但在城市有工作、有朋友、有社交、有圈子，甚至有住房。工作能力出众的，他们的条件就更好了，不但在城市有住房，甚至把家安在了城市，让孩子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一年四季夏收秋播都很少回北庄。这些人从血统上讲，是北庄四姓六族的后代，但他们与传统的农民已经大相径庭。他们完全失去了小农观念，有土地但不依赖土地生存；有家园，但却很少回家。就是过年过节回家，也把本家认不全。这种现象，绝非北庄特有，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对他们不能求全责备，生存决定意识，社交决定思维，这就是当今社会的基本法则。

     以上文字，只是从社会发展学的角度，结合社会的变迁，把北庄四姓六族的历史演变粗略地陈述了一下。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算作是北庄四姓六族的族谱，顶多算作是族谱文字的演绎。因为族谱毕竟是要以物证来考证的。可我们北庄四姓六族留存下来的物件可谓是少之又少，几乎为零。要想考证，无从谈起。但见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识全貌。反过来就是临秋而知树叶之落，见豹而知全身花斑。我们只能从社会发展中去认识北庄四姓六族的演变过程，虽缺少严谨性，但却含有一定的科学性，认知性，与人类社会的认识规律基本一致。后文记载的族谱家族含有的成员，这个文字是严谨的、科学的，是经得起考证的。这部分文字是北庄四姓六族中德高望重的翟新全、张焕林、王虎周、翟岁丑、翟文祥、王忠奇、张凡治、张邦劳等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体力，走访了北庄上百余人，经过不厌其烦地考证形成的文字，真实性不容置疑。但我们不能说这是完美的，由于时间有限，可能还有一些疏忽和纰漏，加之文化水平有限，这部分文字仍语言做进一步修改、完善。诚希望有识之士和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加入我们的团队，告知我们认知中的盲点，以便做进一步修改与完善，让我们的族谱更科学、更真实、更接近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我们在编写族谱的过程中，说狼说老虎的都有。在这里我们不做任何辩解，也对各种说法不做任何评价。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苍白的文字永远也代替不了人们血泪写成的史实。只是希望这本简易的族谱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本正视听，以本堵芸芸众生之口，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去，诚如此，便善莫大焉，也与我们编写族谱的初衷完全一致。另外，族谱编写是一个系统而繁杂、周密而详尽的工作。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他们在百忙中为我们提供了信息，寄来了资料，甚至从物力方面慷慨解囊，暂缓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我们编写涝池岸北庄族谱的目的，并不想从中获得任何的名利，说实话这其中也并没有啥名利可图。相反地却费心费力，甚至还要遭受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冷眼及言语相诋。但毕竟族谱编写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各族人员的隶属关系已经登记造册，这是我们值得欣慰并且引以为豪的事情。一切心头上的不快，都将成为过往的烟云，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风吹云散，如同抖落身上的灰尘，重新步入正轨，重新被友好、关怀、慰问以及难以割舍的亲情所抱拥。相比之下，前者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天宇之中一块微小的乌云而已。

涝池岸北庄四姓六族的族谱，历时多个春秋。我们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本着还原各个家族的风貌的原则，如实地记录了北庄四姓六族所有人员的基本生平事迹。但由于篇幅有限，加之记录者文化水平有限，可能有遗忘的人员。若果真如此，还请各位谅解、理解。我们将按照规定，重新补录，重新造册，以便使族谱更完善、更详尽，更具真实性。

忆往昔，族谱编写千头万绪，甚是艰辛；展未来，族谱完善任重道远，永无止境。我们希望涝池岸北庄四姓六族的所有同仁，都来关心、支持族谱的编写与完善工作，使涝池岸北庄四姓六族的历史更加清晰，使涝池岸北庄四姓六族的族谱，真正成为北庄四姓六族的靓丽名片，成为天南海北涝池岸北庄四姓六族所有人员的联系纽带，以便使我们涝池岸北庄四姓六族更加繁荣，更加昌盛，更加兴旺发达。

    涝池岸北庄不以姓氏命名，而以地理方位来命名，何也？笔者以为与这个村子的人员结构组成有关。据《扶风县涝池岸村北庄族谱》编撰者翟新全先生讲，涝池岸村北庄组，现有四姓六族，分别是王姓（两个宗族）、翟姓、张姓（两个宗族）与索姓。现在比较统一的说法是索姓是从扶风县段家镇青龙索姓一族迁移过来的，至于其他三大姓来于何处，是什么时间迁移至此的，大家不得而知。况且这六族之间没有任何沾亲带故的姻亲关系，这与关中地区其他村子的多姓杂居有着天壤之别。为什么会有这么一说呢？

     原因是这个村子在关中地区来说是极其普通的村子，近几輩（高祖、曾祖、祖父、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基本是以耕种务农为生，日子过得惜惶紧巴，可以说是好几辈人都在饥饿与贫困线上挣扎。基于这种境况，生存是他们面临的头等大事，发展是他们的唯一念想，有关家学族谱之类需求他们无力提及，从侧面就印证了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说法。因而他们的墓葬相对富贵人家比较简单，很少有高大的墓碑，详尽的案牍之类的遗物，要想考证家族的渊源几乎是没有任何依据可供参考的。但不能说我们无法考证，考证只能借助有关的史料。冯仲民先生编撰的《扶风县涝池岸村冯氏族谱》中记载，冯氏一族是明嘉靖年间由山西大槐树迁移至此的，村子中间的涝池开挖于明万历二十年间（1592），对北庄宗族并未提及，这只能说明北庄四姓六族迁移至此要晚于这个时限。另外扶风县志也没有相关的记载文献。我们只能借助有关的资料甚至是今天拍的影视作品来考证。众所周知，明朝末期的农民起义（1629）的中心就在陕西，李自成起义军东出陕西入河南再折道北上经山西攻破北京，这年是1644年。由于李自成在处理明朝旧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问题上比较轻率，任凭大将刘宗敏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惹得吴三桂“怒发冲冠为红颜”，本想投降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吴三桂转而与关外的清兵联合，共同对付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李自成亲自征讨吴三桂，结果清兵暗中杀出，李自成寡不敌众，退守北京。吴三桂亲当清兵的先锋，一路杀入北京。起义军无法守住北京，只好沿原路退守。此时吴三桂已经被清顺治皇帝封为平西大将军，一路追杀义军。关中地区再次陷入战火，战事几起几落，农人饱受折磨，可谓是“城头变换大王旗”。期间又要遭受兵痞、匪患无尽地袭扰，这让关中地区的农人更加无法适从。直至清康熙皇帝挥手撤“三藩”之际，引起了“三藩”的公然反叛（1673年）。虽清军与吴三桂作战的中心在云南、广西、湖南一带，但陕西、山西一带却是叛军与清军政治争夺的焦点。一者是这里曾是义军、叛军走过的地方，必然会留有吴三桂的残余势力。二者是这里不少地方势力首鼠两端，持观望态度，有的甚至接受了吴三桂的“伪札”。三是朝廷为了早日分化叛军、削弱叛军、消灭叛军，实施了比较开明的政治攻略，允许放下武器甚至持观望中的势力拖家带口到附近的村庄解甲归田务农耕作。到了“三藩”平定（1681年），清朝仍然对部分战败、投降的叛军将领实施这一安置政策。这种安置策略就打破了原先移民时期同姓宗族的藩篱，多姓宗族杂居就非常适用于非常规安置策略。

    扶风县涝池岸村北庄组的王姓、翟姓、张姓可能就是这个时期迁移或者说是安置在此的。果真如此的话，地方文字应该有记载。但找不到这种记载，我们还有另一种推断，就是有些受裹挟的起义军、叛军、甚至是持观望态度徘徊不定的地方势力及一些为了生存而逼迫为动荡势力提供资助的社会闲散人员，为了防止清政府秋后算账，自行结成团伙，找一处相对偏僻但土地平整、水域发达、利于生产的地方安营扎寨，繁衍宗族。结伙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对抗当地的已有的定居宗族。要知道古时候宗族之间为了生存、争夺土地和水域常常爆发冲突。我们不厌其烦地赘述，绝没有对北庄四姓六族存有大不敬之意，相反地我们是以崇敬的心情，严谨的文字来赘述的。要知道人类在生存面前所有的举措都值得我们后辈尊敬，他们既要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更要与人为的困难作斗争。祖先们勇于挑战、乐于担当、不怕牺牲、积极奋发的品质值得我们每一个后辈敬仰。我们赘述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探求王姓、翟姓、张姓迁移至此的时间，除此而外，别无他意。

诚如笔者所言，那么北庄王姓、翟姓、张姓、索姓迁移至此不过四百年。历经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朝。四百余年来，北庄四姓六族与附近的宗族和睦相处，互通姻亲，共同开发这块富饶的热土，建设自己美丽的家园。虽朝代更迭，世事沧桑变化，但北庄四姓六族勤劳善良、朴素治家的村风没有变，北庄四姓六族诚恳待人、宽怀崇厚的性情没有变，北庄四姓六族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信仰没有变，北庄四姓六族改造自然、追赶时代的脚步没有停留。正因为如此，北庄四姓六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经战乱而奔波，历风雨而闯荡，处动荡而展望，遭挫折而弥坚。虽饱受坎坷磨难，仍生生不息，不断繁衍壮大。四百余年来，北庄四姓六族用汗水耕耘着生活，用双手编织着梦想，用朴实憧憬着希望，在阵痛与呻吟中追赶着时代，在沉浮与呼唤中建设着自己贫瘠的家园，叙写着凡人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人间神话。这其间，可能也出现过为了家族的生存、只身远嫁他乡心酸往事，也可能发生过为了延续血脉、低三下四沿门乞讨让人敬佩的悲壮。北庄四姓六族的多少家族，在动荡的年代中，沉沉浮浮，摇晃不定，但生存、安定、延续、发展，永远是卑微生命中的慨叹。不难说北庄四姓六族的变迁与关中地区的发展大同小异，基本上是社会前进的一个小小缩影。北庄四姓六族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是一部沉甸甸的苦难史、血泪史、悲壮史，更是一部充满坚韧、永不言弃的奋斗史、前进史、开拓史。北庄四姓六族人丁发展有过低谷，也出现过高峰。结合社会变迁的大势，我们可以断定，明末到清初，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北庄四姓六族聚集形成时期。清康熙年间之后，由于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北庄四姓六族生产也有了一定的积蓄，人丁初步兴旺，他们已经有能力同附近的大族进行生产交流，贸易往来，甚至通婚结亲。到了中华民国，这种状况一直维系，甚至有过改善，但改善的状况不容乐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时间只有仅仅的七十多年，但由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发展生产，改善民众的生活.加之科学进步，医疗卫生及教育的发展，婴儿出生成活率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居住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因而北庄四姓六族的人口相比之前有了较大的发展，很快得到了提升。加之社会重视教育，在政府的努力下消灭了文盲、半文盲现象，北庄四姓六族的素质也有了较大的改善，与周围宗族争夺社会资源的闹剧已经绝迹，成为不堪回首的历史，北庄四姓六族的村风逐渐好转，文明程度进一步加强，村容村貌更加美观，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正是在这个时期，北庄四姓六族的多少农家搬出了窑洞，盖起了土木结构、甚至砖混结构的大瓦房，北庄四姓六族的生活可谓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加之人们从业观念的转变，北庄四姓六族与社会人员的认识基本大致一样，就是重农观念逐渐淡漠，好多青壮年由于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把就业的视觉对准了城市，在城市从事土木建筑、饮食服务、货物拉运、家政服务、水电维修、邮政快递等工作，成了新时代的农民。他们在北庄有户口、有住房、有土地、有亲人，但在城市有工作、有朋友、有社交、有圈子，甚至有住房。工作能力出众的，他们的条件就更好了，不但在城市有住房，甚至把家安在了城市，让孩子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一年四季夏收秋播都很少回北庄。这些人从血统上讲，是北庄四姓六族的后代，但他们与传统的农民已经大相径庭。他们完全失去了小农观念，有土地但不依赖土地生存；有家园，但却很少回家。就是过年过节回家，也把本家认不全。这种现象，绝非北庄特有，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对他们不能求全责备，生存决定意识，社交决定思维，这就是当今社会的基本法则。

以上文字，只是从社会发展学的角度，结合社会的变迁，把北庄四姓六族的历史演变粗略地陈述了一下。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算作是北庄四姓六族的族谱，顶多算作是族谱文字的演绎。因为族谱毕竟是要以物证来考证的。可我们北庄四姓六族留存下来的物件可谓是少之又少，几乎为零。要想考证，无从谈起。但见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识全貌。反过来就是临秋而知树叶之落，见豹而知全身花斑。我们只能从社会发展中去认识北庄四姓六族的演变过程，虽缺少严谨性，但却含有一定的科学性，认知性，与人类社会的认识规律基本一致。后文记载的族谱家族含有的成员，这个文字是严谨的、科学的，是经得起考证的。这部分文字是北庄四姓六族中德高望重的翟新全、张焕林、王虎周、翟岁丑、翟文祥、王忠奇、张凡治、张邦劳等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体力，走访了北庄上百余人，经过不厌其烦地考证形成的文字，真实性不容置疑。但我们不能说这是完美的，由于时间有限，可能还有一些疏忽和纰漏，加之文化水平有限，这部分文字仍语言做进一步修改、完善。诚希望有识之士和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加入我们的团队，告知我们认知中的盲点，以便做进一步修改与完善，让我们的族谱更科学、更真实、更接近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我们在编写族谱的过程中，说狼说老虎的都有。在这里我们不做任何辩解，也对各种说法不做任何评价。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苍白的文字永远也代替不了人们血泪写成的史实。只是希望这本简易的族谱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本正视听，以本堵芸芸众生之口，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去，诚如此，便善莫大焉，也与我们编写族谱的初衷完全一致。另外，族谱编写是一个系统而繁杂、周密而详尽的工作。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他们在百忙中为我们提供了信息，寄来了资料，甚至从物力方面慷慨解囊，暂缓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我们编写涝池岸北庄族谱的目的，并不想从中获得任何的名利，说实话这其中也并没有啥名利可图。相反地却费心费力，甚至还要遭受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冷眼及言语相诋。但毕竟族谱编写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各族人员的隶属关系已经登记造册，这是我们值得欣慰并且引以为豪的事情。一切心头上的不快，都将成为过往的烟云，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风吹云散，如同抖落身上的灰尘，重新步入正轨，重新被友好、关怀、慰问以及难以割舍的亲情所抱拥。相比之下，前者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天宇之中一块微小的乌云而已。

涝池岸北庄四姓六族的族谱，历时多个春秋。我们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本着还原各个家族的风貌的原则，如实地记录了北庄四姓六族所有人员的基本生平事迹。但由于篇幅有限，加之记录者文化水平有限，可能有遗忘的人员。若果真如此，还请各位谅解、理解。我们将按照规定，重新补录，重新造册，以便使族谱更完善、更详尽，更具真实性。

忆往昔，族谱编写千头万绪，甚是艰辛；展未来，族谱完善任重道远，永无止境。我们希望涝池岸北庄四姓六族的所有同仁，都来关心、支持族谱的编写与完善工作，使涝池岸北庄四姓六族的历史更加清晰，使涝池岸北庄四姓六族的族谱，真正成为北庄四姓六族的靓丽名片，成为天南海北涝池岸北庄四姓六族所有人员的联系纽带，以便使我们涝池岸北庄四姓六族更加繁荣，更加昌盛，更加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