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诗

     

宋代爱国诗人苏舜钦（1008-1048）是诗文革新的先锋，“庆历新政的骁将。他出生书香门弟，家学渊源，多才多艺。其文章瑰奇豪迈，自成一家。《宋史》说：“舜钦少慷慨有大志，状貌魁伟。”他少年得志，于1034年27岁时登进士第，授蒙城县尉。正因为他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是个卓尔不群的美男子，所以当他在1038年同当朝显宦杜衍之女完婚以后，顿时成了名重天下，朝野皆知的“明星官员”。

关于苏舜钦的史科，在《宋史》、《中国文学史》、《中江县志》中都有所记载。综观他的人生轨迹，分析他的理想追求，我觉得有几个精采片断，最能突现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境界，也最能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汉书》下酒，是宋代龚明之《中吴纪闻》中记述苏舜钦的一则文苑佳话。这个故事流传甚广，比较充分地表现了苏舜钦爱书、嗜酒的个性。

苏舜钦从小就有远大理想同非凡抱负。在历史人物中，他最崇敬“胸怀大志，腹有良谋”，“远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把张良奉为自己崇拜的偶象。他同杜小姐成嫁之后，一次来杜家暂住。每晚读书至深夜，常爱一边读书，一边钦酒。当他读到兴会淋漓之际，还会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拍掌欢呼。

某夜苏舜钦正在津津有味地读范晔撰写的《汉书》，当他读到张良年轻时为替韩王报仇，以重金雇刺客在博浪沙用大铁锤狙击秦始皇，可惜一击不中，仅伤秦始皇副车那一段时，只见他神情激动，猛然挥手朝桌上重击一掌，非常遗憾地说：“击之不中，错失良机，实在可惜！”说毕，长长叹息一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接着，他继续往下看，当他看到张良同刘邦，畅开心扉坦诚交谈那一段，张良充满感情地对刘邦说：“当年你在下邳起兵讨秦，我有幸同你风云际会，你对我言听计从，这是老天特意安排我来辅佐你呀！”这一席话让苏舜钦大为感动，只见他轻抚桌沿，自言自语地说：“刘邦有张良出谋划策，真是如虎添翼。君臣之间，一体同心称得上三生有幸，实在痛快极了！”说完又兴高采烈地满钦一杯。当爱婿用《汉书》下酒的佳话传到岳丈耳边，杜公备极欣慰，他满面含笑地赞许说：“有这样好的东西下酒，真乃人间壮举，哪怕喝一斗也不算多。”

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苏舜钦的豪情壮志，他希望自己也能像张良那样受到皇帝赏识器重，君臣之间亲密无间，他想像张良一样为国家建功立业，留芳千古。

苏舜钦是北宋初期诗文革新地先驱者之一，他同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穆修、尹洙……一起大力倡导诗文革新。《宋史》苏舜钦传：“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病偶对，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俊多从之游。”北宋初期的诗文，仍然沿袭晚唐，五代的文风，过份注重形式，过份讲求声韵格律，存在着一种浮华靡丽的不良风气。苏舜钦等则不然，主张“文章合为时而作”，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昆派时文，大力倡导清新自然的文风。欧阳修在《苏子美文集序》中说：“天圣之间，学者务以言语偶摘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可谓特立之士也。”

随着诗文革新运动的蓬勃兴起，宋代文风发生了极其可喜的变化。苏舜钦等人的开拓创新精神对宋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诗文创作方面，成绩斐然，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诗文作家，创作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就散文创作的成就而言，“唐宋八大家”宋代就有六人；就诗歌创作而言，成绩也相当可观，继唐诗之后，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筑起了又一座历史丰碑。

勿庸讳言，以苏舜钦为中坚的一批有远见卓识的文人所掀起的波澜壮阔的诗文革新运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苏舜钦胸怀报国壮志，为人骨鲠忠贞，勤政爱民。他不顾个人安危，敢于越级上疏，痛陈时弊，为民请命。为使国家长治久安，从1029他21岁任荥阳尉，上《火疏》起头，他大义凛然，秉笔直书，先后向皇帝呈上了《乞纳谏书》、《论西事状》、《诣匦书》、《乞用刘石子弟》、《上范公参政书并咨目七事》等多篇激浊扬清，振聋发聩的奏章，希望皇帝纳贤去佞，淳情吏治，希望皇帝兴利除弊，富国强兵，希望皇帝“修德以勤至治。”他上《火疏》是反对皇帝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耗费巨资重建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的由2610座楼观组成的玉皇宫。他在《火疏》中说：“烈士不避铁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若大兴土木，则费用不知纪极，则力耗于内，百姓劳于下，内耗下劳，何以为国？”

他的奏章态度鲜明，言辞激烈，敢道人之所不敢言，敢于揭守旧派官僚集团的伤疤。他在《诸匦疏》中慷慨陈辞，痛快淋漓地抨击守旧派官僚集团，揭露石中立，张观等人的昏庸无能，这就沉重地打击了结党营私，把持朝政的腐恶势力，为革新政治作好了舆论准备，有力地催生了后来的“庆历新政”。

庆历四年，在朝野一政一致呼吁下，迫于内忧外患的仁宗皇帝，不得不对中枢权力进行重新分配，罢绌了王随，石中立等一批一手遮天的守旧官僚，起用了杜衍、范仲淹、韩琦、富粥等一批清正廉明，富有改革意识的新党（这年八月任命范仲淹参知政事，九月授杜衍平章事兼枢密史）这就是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庆历新政”。杜衍等革新派人士进入权力中心以后，以富国强兵，天下太平为已任，他们选贤任能，优先起用有胆识有魄力的年轻人，在范仲淹的大力举荐下，仁宗授苏舜钦集贤院校理监进奏院。他们一面革除旧弊，一面推出新政，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品尝新政带来的实惠，国家气象为之一新。

苏舜钦刚正不阿，敢于同权贵抗争，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的事迹传到他的祖籍四川铜山（今中江广福镇）玉江河畔以后，乡人交口称赞，并以巨石镌“苏公笔”以示敬仰。凛凛苏公笔至今仍屹立在那里供后来者观赏。

苏舜钦这一篇篇奏疏，文采焕发，说理透彻，“字字珠玑，篇篇锦绣”每一篇都是百读不厌的美文。难怪欧阳修在《祭苏子美文》中赞美苏舜钦说：“子于文章，雄豪放肆……独留文章，照耀后世。”

守旧派官僚被削权之后，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暗地里磨刀霍霍，时刻伺机反扑，妄图卷土重来，以便东山再起，夺回失去的天堂。

由于苏舜钦年轻气盛，锋芒毕露，思想单纯，不知官场险恶，对守旧派疏于防范，对方就把他作为主要攻击目标，重点打击对象，便选中他作为摧毁革新派的突破口。欧阳修在《苏子美文集序》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其击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

就在这时候，苏舜钦自己给守旧派提供了寻衅报复的炮弹。按照京师惯例，各有司衙门在春秋两季都要举办迎神赛会，利用祭神的机会，大家开开心心地玩乐一天。经费由各部门自筹，一般是由公家开支，实在不够，私人也可自愿凑一点。庆历年十月，进奏院也援例举办祭祠苍颉的赛神活动。时任右班殿值的刘巽同苏舜钦商量决定把进奏院拆百官奏章的废纸卖掉充作经费，见钱不够他们自己也凑了一点。祠神以后，他们邀约一批情趣相投的朋友诗酒唱和，纵情狂欢，饮到酒酣耳之际，一时失于检点，还召来歌妓唱曲助兴。他们此举可捅了马蜂窝，给守旧派官僚以口实。王拱辰、刘元瑜获悉此事，大喜过望，他们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小题大做，无限上纲，想要把苏舜钦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他们竟然挖空心思，罗织罪名，把小小的“酒食之过”（欧阳修在《苏子美文集序》中说“嗟吾子美，以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放大成贪赃枉法，监守自盗的弥天大罪。他们还说苏舜钦等人召妓宴钦，有伤风化，写作诗歌，“谤讪朝廷……他们借整治苏舜钦来打击杜衍，欧阳修指出，他们这样做的真实意图是：“因欲摇动衍”在守旧派官僚御史中丞王拱辰的支使下，御史刘元瑜，查周询交章弹劾，皇帝天颜震怒，下诏逮捕苏舜钦等人，后经韩琦上书为之辩解，苏舜钦仍被削职为民，参加这次宴钦的十多人，也都一一被牵连治罪。欧阳修撰文说：“所会宾客，皆一时豪俊，悉坐贬。”

苏舜钦被贬是“庆历新政”从兴起走向消亡的历史转折点。从这里开端，紧着一大批公忠体国，敢于任事的清廉之士相继贬官外放。庆历五年正月，参加政事范仲淹罢之汾州，平章事枢密史杜衍罢为尚书右丞知兖州，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百日宰相。欧阳修痛心疾首地说：“其后，三、四大臣相继罢去，天下事卒不复施为。“对于革新派的步步退却，王拱辰同刘元瑜弹冠相庆。王拱辰志得意满地说：“吾一举网尽之矣！”

庆历五年（1045年）四月，负屈衔冤的苏舜钦告别兄长苏舜元及一些亲朋友好，离开京城开封，来到有湖山之胜的苏州。他在那里建造于有风情水韵的沧浪亭。苏舜钦在优美的山水国林中，以诗文自娱乐，以泉石为乐，还精心创作了深受读者喜爱的《沧浪亭记》。

苏舜钦为什么要远离京师，定居苏州，以致“去离乡下，隔绝亲友”呢？苏舜钦在校友人韩维的书信中推心置腹地说：“予岂无亲戚之情，岂不知会合之乐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师，不敢犯人颜色，议论时事，随从上下，心志蟋屈不开。”这就清楚表明，苏舜钦毅然离开京师是不愿意看到宵小的丑恶嘴脸，不愿意听到他们的无耻言辞。是想在苏州享受山水清辉，求得耳根清静，求得舒心畅怀。

也许有人会问，苏舜钦为什么要把精心建造的山水园林定名为“沧浪亭”呢？这同一首叫《沧浪歌》的古诗紧密相关。那首古诗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苏舜钦把园林命名为沧浪亭是有深意的，是一种精神追求，情感寄托。苏舜钦一生耿介，崇尚廉洁，把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做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未想到由于警惕不高，在赛神事件中，被奸人构陷，被诬为不清不白，他把园林用沧浪命名，就表明心迹，自己的心像沧浪之水一样永远清彻，永远透明，他永远也不会同宵小同流合污，他要作一个正道直行的人。

苏舜钦在苏州期间，尽管优游自在，在月下放歌，在花间醉酒。他描绘自己那一段的生活情景：“有兴则泛小舟出磐、阊二门，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但他的内心却十分焦虑，对自己“流离穷厄”的处境，感到痛苦不堪。他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居庙堂之高”以身许国，关注民生；“处江湖之远”仍然不忘忧国，情系民众，在这种精神痛苦中，他在苏州度过了四年，时时希望平反昭雪，奈何天不假年，等到庆历八年（1048）十二月他的沉冤才得以昭雪，皇帝起用他作湖州长史，可这时他已病入膏肓，未及赴任就英年早逝，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