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映员的故事

作者 诵读 ：张渝生

    1969年11月,家人随父亲从北京调动工作到了重庆居住,年底刚满15岁的我就参军到了四川省军区独立1师4团当兵(团部在西昌).1970年6月，我被下连队检查工作的范副政委选中,从九连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电影组当放映员。组里共三人，组长姓李是干部，68年的资中兵,还有一个是和我同年入伍的湖北兵田清元。初进电影组少不了要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和放映维修技术.由于我初中还没毕业就参军了，文化基础很差，学起《电工基础理论》，《电影机的维修与保养>等书本知识就显得很吃力。好在有组长的言传身教，经过三个月的培训之后就跟着下连队放电影，以后也能够独自带着机子执行放映任务了。 

      因当时部队驻地分散，下连队放电影远的要坐长途汽车去（把放映机捆绑在车顶上），有时要坐马车，去河西一营还要坐船过河。后来部队上了成昆铁路执行守卫任务就可以坐火车了.可下车后还要步行到执勤点去，沿着铁路线过桥钻洞甚是辛苦。通常是在这个执勤点放完电影后，战士们就肩挑手抬着放映器材送我到下一个点去，而下一个点的战士早早就等候在半路上接了。由于那个年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匮乏，文娱活动极少，再加上交通不便,对于常年守卫桥梁隧道的战士们来说，能够看上场电影就算是件很美的享受了。因此我们下去放电影是相当受欢迎的,到哪里都会热情款待我们,在连队吃饭时会单独给我们炒个肉菜或鸡蛋之类的.

    外出放电影过程中的一些经历,至今想起来都觉得难忘而有趣。

   有一次我去三营驻地放电影，一个人带着35毫米的大放映机（即双机头轮番放映中间不用停机换胶片）乘坐长途客车从西昌出发，途经昭觉县还需住一宿，第二天才能到达部队所在地普格县。昭觉曾经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说是县城其实只有一条街道,连个电影院都没有.当天下午五点多车到昭觉后，我就住进了县政府招待所.

     因为当时一些群众看见了长途车上装有放映机的大铁皮箱，都十分想看电影，就由县里领导出面找我谈希望能为他们放一场电影。我是一个人出来领导又不在场，不敢擅自答应他们的请求。那个领导见我不肯同意显得很失望，就出去发动群众了。到吃晚饭时我走出房门,一看，院子里男女老幼黑压压站了一片，大家都用期待的目光无言地望着我，这时我心头一热。心想：兵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就擅自做主一回吧，反正是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嘛，以后就算领导知道了也不会怎样的，于是就答应给他们放了。这时人群一下子欢呼沸腾起来，人们四散开来，奔走相告这个喜讯。在场的地方官员立刻决定就在县里最大的广场放电影。

     等我吃完晚饭到达放映场地时,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连旁边的屋顶上，高坡上都坐满了远道而来的老乡们，足有五,六千人.多为附近村寨的彝族群众,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还从来没有看过电影呢.我让人把银幕挂在场地中间，这样正反两面都能看到。面对那么大的场面身前身后围满了人,我也很紧张，毕竟那时我才16岁，又是一个人外出，生怕出什么乱子。放映前试机子时，那些顽皮的大凉山里的孩子们特别兴奋，有的高举着小手,在放映机镜头打出的光束中做出各种手势,被映射到银幕上时，一个个激动得欢呼雀跃。为了让人们能听清电影中的对白，我让人从县广播站搬来扩音机，装了四个25瓦的高音大喇叭，也顾不得什么音响效果了。记得当时放的是反特片《铁道卫士》，放映前我还向大家宣布了几条注意事项并简要介绍了剧情。我听到了身旁的几个年轻女人在小声说：这个解放军说话好好听哦，和收音机里的声音是一样的。

    人们安静下来后电影开始了。可是刚放了几分钟就出问题了，由于当地的电压不稳定，银幕上的人物说话和动作时快时慢的，引起老乡们的阵阵哄笑。我很着急，知道如果时间一长功率放大器就有烧毁的危险，那麻烦可就大了，不得已只能关机。这时人们看得正带劲儿突然没影像了，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我反复调试也解决不了问题，急得我浑身直冒汗。情急之下，我对着麦克风大声询问:有没有供电局的师傅在场，请过来帮个忙！还真不错，县里变电所的工人师傅也都在看电影呢。经过我们一番分析讨论后，他们立刻回单位搬来了全县仅有的一台稳压器，终于把电压调整到了可用范围，电影得以继续放映了。观众的情绪随着剧情的进展而变化，时而掌声雷动，时而唏嘘不止，非常投入，开心极了。终于到电影结束了，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可许多人还没看够不肯离去。经我反复解释只带了一部片子，人群才依依不舍地逐渐散去。

     回到招待所后，县里领导对我说了许多感谢的话，还让厨房给我加夜宵，有腊肉和鸡蛋面。第二天一早，我坐上长途车出发去三营了，路边的许多群众纷纷向我挥手告别。

    放映员的工作平时除了维修保养机器，粘接胶片，制作幻灯片等日常工作外,还要参加政治处组织的学习和生产劳动，浇地种菜之类的.出操训练更是必不可少的，总体上说还是紧张而有序的。一般每个月要去西昌军分区电影发行站取两次影片拷贝。一部故事片加上纪录片总共有十几盘胶片，装在两个铁皮桶里得有四，五十斤重。我从小没干过体力活，挑着这两箱胶片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上军分区门前的大坡都得歇几次。不过能不时地进城逛逛，给战友们捎些团部军人服务社买不到的食品，日用品也算是美差了。有一次在西昌街上碰见两个一营的哥们儿，一块去饭馆打牙祭，每人要了一瓶青梅煮酒,谁知那果酒后劲特大,三个人都喝醉了。走在街上东摇西晃的,正巧碰上了西昌军分区纠察队的,指责我们衣着不整违犯军容风纪.当时借着酒劲儿就与纠察队发生了争执.结果被人家扣留了，对方随即通知我团前来领人。回来后让参谋长一通臭骂并写了检讨，好在没挨处分，昏睡了一整天才清醒过来。

    平时团里政治处的同事们见面打招呼都习惯于简称对方，如姓王的干事就称“王干”，姓李的就称“李干”。唯独有一位姓苟的干事，是个59年的老兵，平日里不善言笑，为人比较严肃。因“苟”与“狗”谐音，人们在称呼他时就不那么顺口了。叫老苟，小苟吧都不好听，当然更不能叫“苟干”了。无奈之下，人们见面喊他时只能一本正经地喊一声“苟干事”，面部还不能显露笑容。等他嗯了一声走后，才忍不住偷笑起来。我在处里岁数最小，大伙都喜欢我，也只有我敢叫他老苟。其实老苟这人挺好相处的，属于那种外冷内热的性格。我那时年少贪玩，做了个弹弓子，没事常打鸟玩。到晚上大家都休息了，我就叫上老苟和我在团部院子里打麻雀.因为麻雀夜里就落在树枝上睡觉。我让他举着手电筒照住树上的麻雀,我用弹弓打.那鸟儿被手电光晃得睁不开眼,一动不动的很好打，有时候一晚上能打下来十几只呢。回到老苟宿舍后，他负责烧水拔毛把麻雀洗干净，然后就用电炉炒着吃，只有盐也没别的调料，我俩还吃得挺香。每逢这种时刻老苟就会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谁想好景不长，有一天晚上我打鸟时,小石子弹到了政委宿舍窗户上把玻璃打破了，政委屋里的灯立时亮了，吓得我俩赶紧跑回各自宿舍去了。第二天就追查下来是谁干的，当然没人敢承认了。不过后来还是被夜里站岗的哨兵给检举了，我的弹弓也被没收了。政委在听了汇报后倒是比较大度，说了一句：下不为例，也就没再追究我俩的责任，当然在处里的会上作检讨是少不了的。

     我下连队放电影是最开心的差事，一般到了营里连里都会给我们加个菜吃，大家见我们来了都很高兴。记得去二营放电影在我试机子时旁边围着一群当地铁路中学的男女高中生们，当他们问我：解放军叔叔今天演什么电影啊？我告诉她们是《瓦尔特保卫塞拉热窝》,说话的声调很高，心里也很得意，其实人家有的比我岁数还大呢！

      我下去放电影每个连队甚至执勤点都能跑到,因此还多了个义务那就是为战友们传话带信。我们一个大院的18个孩子一起当的兵，都分散在四团各个连队，还有成都和北京的和我们坐一辆大卡车到西昌的哥们。到哪个连队都有朋友玩，他们也托我带信儿相互问候。下去后听他们讲讲见闻，吹吹牛，有时候还能一块儿吃吃喝喝，也算是其乐融融。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的“幸福生活”。

     71年底时，我父亲去成都军区开会后，转道西昌来看我，团领导请他吃饭时也让我作陪。饭后父亲向团领导询问我在部队的表现情况，政委让我们政治处张副主任汇报（主任不在家），那副主任说我总的还可以，就是年龄小不懂事，玩儿心大，组织纪律性有点散漫还爱讲哥们义气等等。老爹听完后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于是发了话：让他下连队锻炼去！这下可好，父亲走后我就被顺理成章地下放了。当时问我愿意去哪个连队。我毫不犹豫地说想去五连（因为五连的哥们多啊）。很快我就拿着调令，背着背包坐火车去二营五连所在地汉源县乌斯河报到了，结束了我的放映员生活。

   多年后我也对自己在团部放电影时那一段经历进行过反思，觉得那时因年少顽皮幼稚做过的一些傻事,想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可笑。但人生不正是这样的吗，在成长过程中总要经历失败挫折和教训才能逐渐走向成熟,获得成功。

张渝生，曾经当过兵，退休前为企业管理人员。摄影与朗诵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