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在讲故事给别人听的同时，也渐渐把自己变成了有故事的人。

　　只是，他们在岁月深处行走，大都不愿讲述自己的故事，许多斑驳的经历，只能变成模糊的画面，淡远而疏离。偶然的机遇，我了解到几位作家封缄在流年里的沧桑故事，随笔记下，希望这些故事能如墨蝶般，在每一页泛黄的稿纸上蹁跹飞舞……

　　　　　　　　　　　——题记    

王思玷失踪之谜

读过20世纪20年代出刊的《小说月报》的人，大都会记住王思玷的名字。他在该刊连续发表的七篇小说，以其饱蘸激情的笔墨，真实地描绘了20年代初期鲁南农民的痛苦生活，被茅盾先生称赞为“活的人生图画”。特别是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他运用当时很少见的白话文写作，并大胆糅进了生动的乡土语言，为中国新文学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这位曾引起广泛注目的作家，人们尚未弄清他的生平情况，就“像彗星似的一现就不见了”（茅盾语）。新中国诞生后，人们也没查到他的下落，成为近代文学史上的一大谜案。

　　我了解到王思玷的情况，纯属偶然。那是1989年深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书房里写作，一位身材瘦弱的老人突然风尘仆仆地走进屋。询问来意，他慈祥地笑着告诉我：他是王思玷的侄子，名叫王伦和，是退休教师。或许是因为有点文化的缘故吧，他对叔父很敬仰，几十年来一直想方设法搜集王思玷的著作，希望有一天能够结集出版。说到这里，他从一个黑提包里掏出一摞复印件，双手捧着递给我。

　　我接过复印件翻阅着，心中不由暗自惊喜。毫无疑问，这些复印件是研究王思玷的第一手资料。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其生平。于是，我倒了一杯茶水递给王伦和，请他详细介绍一下王思玷的情况。他略沉吟了片刻，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王思玷，原名王思璜，曾用笔名王一民、王亦民。1895年出生于山东省兰陵县兰陵镇西南隅村一地主家庭。他自幼酷爱文学，曾订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进步刊物。这些先锋杂志对他的影响很大。1921年，《小说月报》在第12卷第5号上以“风雨之下”为题，征求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和长诗。王思玷闻讯，提笔参加了这场刚刚兴起的文学革命。他怀着一腔孤愤，写下了处女作《风雨之下》，通过一个农民的自述描写了暴风骤雨给农民造成的灾难和北洋政府统治下农民的疾苦。小说在当年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9号上发表后，被评为优秀作品。此后，他又连续写了6篇小说，均发表在茅盾、郑振铎先生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这些作品不但引起了当时文坛的广泛注意，而且得到了茅盾先生的高度评价。

　 1925年，国共两党积极酝酿北伐。兰陵有一个名叫袁永平的国民党人士拉起一支队伍，组织起义，迎接北伐。王思玷认为救国救民的时机已到，立即弃笔从戎，在袁部任参谋。但不久，起义军在攻打鲁南重镇临沂时，被山东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击败。王思玷率残部撤退，后被反动武装杀害，牺牲时年仅31岁。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应该说王思玷是一颗明星。但是，正当他那超众的才华正要充分展露之时，他却溘然消失在漆黑的夜空里，实在令人惋惜！

　 王伦和讲到这里，显得有些疲惫。他呷了一口茶，深沉地说：“我觉得，历史不应忘记这样一位对新文学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所以才来找你，请你为叔父遗作集的出版做些工作。”

　　我考虑了片刻，便欣然应允。

　　送走了王伦和之后，我放下手头的写作计划，约枣庄市的朋友王善民先生一起做这项工作。我们先是查阅资料、进行实地考察，然后撰写研究文章，并与他远在台湾的女儿王缤和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当时旅居美国的台湾著名作家王鼎钧（他是王思玷的学生），听说我们在编王思玷研究集，特意从美国来信给予关注。这样，到1990年春天，一本12万字的文学史料集——《午夜彗星》终于编辑成书。

　　我们带着书稿来到北京，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周明的引荐，先后拜见了冰心、唐弢、马良春等文学前辈。他们翻阅书稿以后，都为理清了王思玷的生平情况而感到惊喜。在他们的帮助下，《午夜彗星》一书很快由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冰心老人特意为该书题写了书名，时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马良春先生亲自作序，认为我们的这本书“为现代文学史填补了空白”！

　　《午夜彗星》出版后，王思玷的名字再次引起文坛的注意，兰陵镇还为他立起了高大的汉白玉雕像，王思玷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似乎是有望重新给予肯定。在欣慰之余，我想了很多：人生纵然寿命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仅是短短一瞬，而一个有价值的灵魂却是永恒的。王思玷便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是时间深处飘落的花朵，即使埋进了泥土之中，仍会散发出醉人的清香！

 张扬的爱情传奇              

       现在的读者，已很少谈论张扬和他的作品了，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他却是一位重量级新闻人物。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经《中国青年报》连载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使他成为千千万万文学青年崇拜的偶像。1979年7月，《第二次握手》单行本问世后，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再版三次，印数突破了22万册，可见张扬在当时是一位有着多么广泛影响的作家。

　　1980年9月的一天晚上，《海鸥》（后更名为《青岛文学》）杂志社临时召集了十几位重点作者，在该社的小会议室里听远道而来的张扬先生讲课。我当时经常给《海鸥》投稿，也有幸成为听课者之一。

     晚8时许，张扬先生在《海鸥》杂志社主编姜树茂（亦是著名作家，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渔岛怒潮》，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之一）等人的陪同下，走进了会场。他们在主席台上落座后，姜树茂开始介绍张扬的情况。

　　我坐在前排，几乎与张扬面对面坐着，对他的一举一动都看得很清楚。他个头不高，身子瘦得真可以用“皮包骨头”来形容，甚至在他站起来向大家鞠躬时，姜树茂先生都怕他摔倒在主席台上，急忙走过去搀扶着他。据说，他刚出院不久，是到青岛疗养的。尽管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但精神却极好，一副高度近视镜后面，滚动着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特别是他讲课时，声音十分洪亮，思维也很敏捷，唐诗宋词，信手拈来。

     那时的我，并不想听张扬讲什么创作技巧，而是一心想知道《第二次握手》的创作经过。于是，张扬刚讲了不足半个小时，我便递了张纸条给他，请他谈谈创作《第二次握手》的起因和该书的流传过程。张扬先生看过纸条后，朝我笑了笑，略犹豫片刻，便改变了话题，向我们讲述起他创作《第二次握手》的经过，并叙述了他的一次颇为曲折的爱情经历——

　　早在1963春天，张扬根据一位亲戚的爱情经历，开始创作一部中篇小说。他数易其稿，于1970年写成了6万余字的《归来》。他把这部手稿拿给一位朋友看，这位朋友看后，又借给某医院的一位女护士看。谁知，这位女护士看后深受感动，不但将小说全文誊抄了一份推荐给她的朋友看，还想方设法认识了小说的作者张扬。很快，他们相爱了，而且爱得很深。如果张扬不遭遇厄运，他们或许会成为恩爱夫妻。可不幸的是，就是那篇使他们相知相爱的小说，又无情地毁灭了他们的爱情。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张扬经历了许许多多不幸之后，身体也越来越差，得了严重的肺病。后来，他被接到北京，送入北京结核病医院救治。在住院治疗期间，他开始修改《第二次握手》，并将自己的爱情经历也糅进了小说之中。全部书稿尚未修改完，《中国青年报》便开始连载。在小说连载期间，张扬每天都能收到几十封、甚至上百封读者来信，但唯独不见那位女护士的一封短笺。张扬预感到，她不与自己联系，肯定是已经嫁人了。

　　三月里的一天，张扬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未顾得上回家，先去医院寻找那位女护士。医院里的同志告诉他：那位女护士因受他的牵连，被调到一家工厂去劳动改造。在那里，她与一位工人结了婚……张扬是含着眼泪走出医院的，尽管他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但他还是想见见那位曾经的恋人。毕竟，他们曾深深相爱过呀！

　　张扬乘专车来到了女友工作的工厂，请传达室的同志把她从车间里叫到了厂门口。在分别了四年之久后，他们终于重逢了。此时，路边的柳枝已开始萌芽，摆放在工厂门口的盆花也绽开了鲜艳的花朵。在这样的季节里重逢，他们本该是惊喜万分的啊！可他们却默默地凝立着，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冷冷的泪珠，在彼此的面颊上缓缓滚动着……

　　张扬讲到这里，伤心地哭了。在场的许多人，也都掏出手绢开始擦眼泪。他讲完课后，与每一位听课者握手告别。当与我握手时，我问：“你认为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曾经共患难的人，却不能一同享受胜利的喜悦！”

    是的，在张扬最艰难的岁月里，那位年轻姑娘曾陪他走过了一段坎坷的路程。而当他成名之后，却不能与这位姑娘继续人生之路，实在是令人遗憾！

　　这个故事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火先生离开沂蒙山区时，亲口给我讲述的。

　　大约是1964年秋天，王火到沂南县某山村去体验生活。那个村的支部书记姓李，是一位朴实的好干部。他听说王火是全国著名作家，自然对这位从临沂城来的客人很热情，破例把大队的办公室腾出一间安排王火居住，还特意回家抱来了一床新被子给王火盖。一切都安排好后，李支书对王火说：“你在这里住，有一件事你要注意，俺村有个疯老婆子，她可能会来找你的。”

　　王火听了有点不解，疯老婆子找他干什么？

  　李支书似乎是看出了王火的心思，他便开始向王火介绍这位疯老婆子：解放战争时，她带头送郎参军，结果她男人在渡江战役中牺牲了。她哭了三天三夜，又把唯一的儿子送到了部队。不久，她儿子去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儿子走后，她因为想念儿子，不久就疯了。只要是遇着外地来的人，她都要向人家打听儿子的音讯，要是人家说不认识她儿子，她会不吃不喝连着哭上几天几夜；要是说认识她儿子，她儿子在队伍上立了功，她就会高兴地买挂鞭炮在家门口燃放。这样过了几年，才从朝鲜传来音讯，说她的儿子已在朝鲜牺牲了。李支书怕她受不了这么沉重的打击，就没把烈士证书送给她。所以，她一直认为儿子还在朝鲜打仗，天天做军鞋，做好了就送给李支书，让他转交给部队。李支书收下军鞋后，就买点布给她，让她继续做，然后把鞋分给村干部穿了。

　　王火听到这里，心情极其沉重。他想，这是一位红嫂呀，不！以年龄论，她是一位革命的母亲，是一位疯妈妈。那一刻，他急切地想见到这位疯妈妈。

　　天黑了，屋外下起了蒙蒙细雨。

　 王火关好屋门，正准备记下当天的经历，忽然传来了敲门声。他的心情猛然激动起来，是她，肯定是疯妈妈来了。他忙打开屋门，昏暗中看到屋门口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穿着很整洁的女人，不用问，她就是那位疯妈妈。王火忙请她在床沿上坐下，递给她一支香烟，替她点燃后，便暗自盘算着该怎样回答她的问话。只见她深深地吸了几口烟，用一双慈爱而又有点呆滞的目光注视着王火，笑眯眯地说：“同志，俺想给你打听个人。”

　　“谁？”王火明知她要问自己的儿子，还是顺着她的话问。

　　“俺儿子。”她说，“他叫杜小牛，在朝鲜当兵，你认识他吗？”

　　王火只好说假话：“认识，他……在队伍里工作得不错，立了功，还当上连长了呢！”

 　疯妈妈听说儿子立了功，她脸上的皱纹都笑得挤在一起变成了花。她说：“你见了小牛给俺捎个话，要他在队伍里好好干，不要挂念俺。要是有空，也回来看看俺，俺都这么多年没见到他了，心里怪想的。”说着，开始用衣袖擦眼泪。王火点头答应着，表示一定转告。

　　疯妈妈心满意足地站起来，颤悠悠地开始往门口走。走出门口，又突然转回身来，约王火第二天去她家吃早饭，说要做儿子最爱吃的溻煎饼给王火吃。王火无法拒绝一位母亲的盛情，就满口应允，把她送到屋外，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他才转身回屋。

     那天晚上，王火坐在暗淡的煤油灯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知为什么，那一夜，他特别想念自己的母亲！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村子里就隐隐约约传来了鞭炮声。王火知道，那是疯妈妈在为她的儿子庆功，不由一阵心酸，几滴热泪落在了枕边。他想起去疯妈妈家吃饭的事，便急忙穿好衣服，洗了脸，走出屋门，一路打听着找到了疯妈妈的家。疯妈妈见王火来了，显得很兴奋，请他在堂屋里坐下后，自己便去锅屋里忙着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