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安兴
庆 叔
他,在湾里“邦”字辈中排行老二,我父亲排在老大,同辈人与长一辈年龄小他的人,亲切喊“庆哥”。
在儿时记忆,我爸同辈人中,没有多少亲人。唯一的是嫡亲叔伯兄弟,叫潘邦庆。他爸与我爷爷同出一脉,他爸是老大,我爷是老二,与我们家最近了。我们家弟兄们都称他“庆叔”。
庆叔命途多舛。很小时候,家庭琐事纠纷,母亲跳水自尽,一下子变成了没娘的孩子,紧接着父亲投笔从戎,所在五十八军对日寇长沙会战,与其他国民党将士一样,以三万人对日军十一万人,苦战四十余天,全军阵亡,他彻底沦落为孤儿。

那时,我们祖父这一支血脉,灾难接连而降。在此之前,我们的祖父做木匠,建筑中从高空坠落而亡。祖母二十四岁,父亲只有四岁,孤儿寡母,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她在那一代人宗亲血缘特浓。祖母家研子梳店旁细余家湾伸出援手,介绍到大余家湾大户人家当奶妈,做保姆,带着我们的老爸娘儿俩相依为命。不时回家看看,帮忙料理一番。
乡村,奉行着“娘亲有舅,爷亲有叔”。作为婶娘,我祖母丝毫没有把他看外,当作自己儿女一样,视同己出。幼小心灵中,感受婶娘温暖,妈前妈后叫个不停。这对叔伯兄弟,在湾里人比亲兄弟还亲呢!
湾里房下看到这种情形:祖母娘儿自顾不暇,合议一番,将他过继给房内一位孤寡老婆婆做孙子。尽管如此,祖母每次回家,他老远喊“妈妈!妈妈!”伸手双手投入祖母的怀抱。这种场面,这种情形,让湾里不禁热泪盈眶。
我祖母是庆叔终身母亲,庆叔是我祖母终身儿子。这种故事,演绎血脉亲情的永恒。

后来,我爸爸十二岁时,经过研子细余湾舅舅介绍,到汉口学徒去了。两代孤寡,一个细小的男丁,种几亩薄田,支撑着这个苦难家庭。到了父亲学徒出师,家庭经济才有了些好转,带些钱回来,买点布,给庆叔做点衣服,一个哥叫得嘴起了茧,兄弟俩其乐融融,比亲兄弟还要亲,血浓于水啊!
成了成年,犁田打耙,成了他的拿手活,砍柴挑水,照顾婆母与婶娘,他责无旁贷,挑起了重担。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全家搬到了汉口。庆叔每年都要到我家来一两次。临走时,父亲给他上十斤面条,一双解放鞋,另外给十块钱做盘缠。但他从来没有搭车,硬是往返从木兰山脚下走到汉口集家嘴,为省下十块钱,往返两百多里路,二十几个小时行程,回到潘家湾,子夜鸡叫两遍了,真亏他啊!
知青上山下乡,老爸安排,让我到潘家湾,还可以婆孙互相照应一下。我回到老家,跟他接触的机会也就多了。晚上,叔侄之间海阔天空谈到半夜,讲他爸爸的故事,我们家曾祖母的权威,滋滋有味,眉飞色舞。他睡着,顿时鼾声如雷,邻居也听到震耳声音,习惯了,仿佛鼓声咚咚,把豺狼也吓跑了。
俘是大肚汉,饭量特别大。在生产队出满工十分,年终结算,仅能不竖称杆就不错了。我见识了他的吃饭海量:有一次到长轩岭红旗队修水利,吃大锅饭,我一碗饭还没下肚,他狼吞虎咽饕餮五碗。像他这样的人,在农村比比皆是,肚里没油,越吃越馋,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中,在当今简直不可理喻呀!
在知青岁月,我见证了什么是人间真情,婶侄情同母子的动人。有一年双抢季节,炎热酷暑,南洋风一吹,田里的水很快就干了。抢水就是抢庄稼!时不我待!清早,生产队长哨子一吹,来不及喝碗粥,就上了三人高架水车。这一干,就是七、八个小时,又饿又渴又热,中暑向他袭来,一种头晕呕吐涌上脑门,眼睛一黑,从上面摔下来。
同行的迅速把他背到,叫来赤脚医生,查看了情况,转到了长轩岭卫生院:骨折。祖母急得直跺脚,迈着小脚,走到山间田埂路,众人拦也拦不住,硬是走了三、四里,涉水过河,沿途问路到了长轩岭卫生院,找到病房,为侄儿端茶送水接尿 ,一口品喂饭,侄儿流淌着眼泪:“妈,把您朗嘎拖累了!”“庆伢,莫说这话,哪个叫我是你娘呢!”婶侄抱头痛哭一场。医生、护士、同病室的人惊讶地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身边,催人泪下!

在生产队干活,很多人偷懒耍滑,投机取巧,队长来时做个样子,表现积极,表演两面人。他却不是这样,总是苕做哈做,最早出工,最后收工,落雨天还背着锄头去田里放缺放水。评先进从来没有他的份,憨厚一笑,湾里人称为“苕庆哥”。这种朴素,或许是我们家几代人的缩影写照吧!苦难,造就了我们这个家族风骨;善良,是我们这个家族难移的本性。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招工进了黄陂县印刷厂。生产队年终结算,我干了半年,结余二十九块钱,都给了他。到了八十年代初,农村已经实行联产承包,每次我回到湾里,他挖了一麻布袋子苕,背在肩上,在蜿蜒山路田埂上,过河涉水,到长轩岭,送上车,才挥手告别。这种情形,从此再没有出现在第二个人身上,记忆依稀如昨。让我难忘的一辈人的叔地情,今天不能重演,让人感慨万千。
时光倒回我们五岁前,缺医少药的农村,小孩经常生病,发烧感冒是常事。不论是我,还是大弟安乐,哪个病了,他立马背着打针、拿药。一针盘尼西林,就解决问题,只要他去,回家放心。哪怕瓢泼大雨,戴上斗笠,用油布把我们包好,淌着齐腰深的水过河,上长轩岭诊为我们看病,冲着这份情,诠释着无价!
疾风知劲草,一九七八年重阳节,祖母去世,他如丧先妣,哭成了泪人。含着巨大悲痛,安排婶娘的后事。盖棺那天晚上,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数落的功德,如一曲丧歌,凄婉动人。丝毫没有任何排练,而是现场直播,留在我的脑海,溅起层层浪花。祖母上山,他扶棺在前,只要一停下来,直到封土,即跪地磕头,泪流满面,迟迟不肯起来。
三年后,父亲牙根经常出血,不知什么原因,在武汉各大医院看到了,诊断为血小板减少,开了不少药,就是不见好转。过了年把,又得了乙肝,我到处寻药问医,经人介绍,还跑到汉阳蔡甸侏儒、奓山找到一位老中医开了药方。我用信寄给庆叔,请他到木兰山找一位道人,满山寻找,才挖到这种草药,他风风火火送到我这里来,虽然无力回天,毕竟尽到最大努力,冲着这份真诚,却是一般人难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去做了,就是很了不起,这才是兄弟情,叔侄情。
父亲走了,那时我们又不懂乡里规矩,一时间,不知从何处抓手。宝康爷爷、邦武叔在湾里德高望重,又是大房内明白人,他便带我上门协商丧葬事宜。他瘪着嘴,流着眼泪,与我一起恳请两位领衔,全盘操办后事。此时,我更深刻体味到,爷亲有叔啊!每逢大事,叔伯房齐心,不约而同,是多么默契!

庄稼汉走出了田园,开始在商海搏击。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人家到黄陂板桥租门面卖皮鞋,叔侄间交流也多了,闲暇之余,经常在一起小坐。这份亲情,在我与他血液中流淌。过了一年半载,转行到汉口解放公园,把剩下的皮鞋放在我家。过了许多,才转走。我很挂念着他,先后两次专程看望,看到吃的饭菜,心寒,告别时,还给了二十块钱,表示一点心意。
一晃,到了九十年代初。他托湾里人带信给我,病了,回到老家。我赶到湾里,他骨瘦如柴躺在床上,说话有气无力,心中顿生几分悲凉,预感到或许是永别。无奈,只得好言劝慰了一番。回黄陂不几天,房下又带信来,庆叔已归九泉,送他上山,由生感慨。割舍不了的亲情,魂牵梦绕着父辈这一代人,随着他们远去,浓浓血脉,渐行渐远,这种资源在今天成为稀罕。
每到清明,我都到他坟前,点几炷香蜡,叩几个头。人走了,亲情却永远在我心间;默默相问:庆叔,您在天国过得好吗?是否与先人们在一起唠家常?我寄了多少封信给您们,始终相信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我的根依然在潘家湾,世代香烟,如滠水一样,源远流长!
具有大格局,至高视野的人,才能看到未来。在俗世中,很多人为眼前利益,弄丢了亲情、友情,造成人际间无法弥合的伤口,永久的痛,又有什么意义?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栽一片绿荫,留一座难以摧毁的口碑。如老子所说:死而不亡者寿。那就是忠厚传家的祖训,不能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