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先锋

       1929年出生于山东禹城，1938年参加革命，1944年1月1日加入中共，历经艰苦的抗战时期、三年解放战争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1990年光荣离休，2018年因病离世。革命数十载，先后从事勤务、交通、区委组织委员、新兵连指导员、军部保卫科提审员、转业后先后从事审干、检察、教育、文化工作，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大公无私，始终坚持党的方针，对党坚贞不渝。

                                                                                     长女昕昕

我永远不会忘记七岁夭折的长女昕昕。昕昕是个聪明、伶俐、懂道理、讲礼貌的好孩子，她有过目不忘的天赋，讨厌说脏话、骂人的人，她两岁便可以记住大人所教的话和事；三岁就能默读“木兰辞”和数首唐诗；四岁即通晓十二生肖，见人一次便不会忘记。有一次，米克义到我家来玩，我告诉她：“这是你米叔叔！”时隔半年多之后，米克义又来到我家，我问昕昕：“你还认识这个叔叔吗？”昕昕张口就答道：“这是我米叔叔，怎么不认识！”；她和卫生局副局长郑志英在医院住同一病房养病，两个人订了约定：打针不喊叫、不说脏话。平时都是护士长时娟给她打针，她不觉得疼。有一次，时鹃有事没能来，医生过来代打，她不让，医生说：“我是医生，比她强！”就给她打了针，结果非常疼，她咬牙强忍着疼痛不让自己出声，打完针，昕昕说：“吹大气，不要脸！打得这么疼，还说比时姨强！”

昕昕患病的时候，我正在曲阜东夏庄搞社教，昕昕病重家里来了几次电话，都被社教大队给压下了。社教队有队员“十项守则”孩子有重病也不准告诉。昕昕病情非常严重，县医院已经无能为力了，医生建议转院治疗。电话打了几次，听不到回信，张英无法只好自己陪着昕昕到南京大哥和她四弟家，在南京找了几家医院，医生也是没有办法，因为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无奈只得返回平邑，昕昕病危，向社教队请求，社教大队这才通知我，我不顾一切急急忙忙赶到平邑县医院，看到女儿躺在病床上，我的心就像被揪掉了一样，昕昕眼睛已经瞎了，听见是我来了，拉着我的手安慰我说：“爸爸不要担心，我会好的，你好好工作吧！”说完虚岁七岁的她就与这个世界永别了，永远的离开了爱她的爸爸妈妈，我和她妈妈肝肠寸断，我一面强忍住悲伤，把眼泪咽到肚子里，一面安慰亲人朋友，以免影响医院的工作。魏增云同志让木匠师傅用木材打了一架薄薄的棺材，大家帮忙装敛并抬到城北荒岗子上掩埋了。我偷偷地整整哭了三天！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她，我还是心酸泪流！

共产党员必须要坚持“认真”二字，才能争取到人民群众的信任！我在职时，有群众来访的，我一定按“能办的、不能办的、待商量后定的”三个原则认真对待，能办的就告诉他能办、给他办，别再来回跑了，回家安心等结果！尽可能的不让来访者来回往返跑；不能办的，耐心给他讲明不能办的道理和政策，让他别在乱跑冤枉路了；待商议后定的，我也告诉他回家等信，别再跑了，商量后的结果一定告诉他，从未失信，我很践言，来访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群众信赖我的为人！可我所遇到的某些领导不是这样的，他们不“认真”，装聋作哑，身外之事置之不理，这严重的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离休时，县委张志荣书记亲口答应“同意”我回原籍安置的要求，当时在场的还有组织部长程新安、副部长刘庆玺。张志荣书记在和禹城市委联系时调离平邑，换了届的县委领导班子就把此事束之高阁。我多次去信催问，不理不睬，都已经换了五届了，我仍旧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成与不成应该对我有个回音吧，没有！这一切造成了我“美满”家庭的不幸！当时我坚决回原籍“落叶归根”守孝，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可现在老伴变卦了，愿在平邑颐养天年，“少年夫妻老来伴”将成泡影。如果县委有个行与不行的明确答复，就不会造成现在这个局面，不“认真”害死人！更可恨的是组织部长程新安，他提为县长、人大主任后，把一切都否定了，概不认帐，这还不算，有一次我去找他，就这件时让他给我个答复，他理屈词穷，竟组织数人对我这个80多岁的老人强拉硬扯、硬是将我拖了20多米，弄伤了我的手腕，血流当场，我不屈服，他又叫来了保安对我进行威胁，还是没有吓到我，羞恼之下，把我儿子新火招来，我没办法了，为了儿子，我只好忍了。这件事对我心理的打击是巨大的，他的行径简直就是土匪做派，他的存在就是共产党的悲哀！

                                                                   我在检察院的日子

1958年8月，我由县审干办公室调到县检察院任秘书兼检察员，正赶上各地贯彻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运动。大跃进，大搞人民公社，大兵团作战，大炼钢铁、赶美超英、快收快种，贯彻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县检察院也不例外，既要出庭公诉，又要接待人民来信来访，还要办理一些自办案件，还不能忘了种试验田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弄明情况，解决问题。柏林公社的一名妇女，告大队长强奸她。我接手了这个案子，我通过走访询问得知，她男人1947年参军走了，至今杳无音信，她自己抚育三个孩子，大的八九岁，小的才一岁多一点，孩子都是这个大队长的，因为是大兵团作战，该大队长让她下地干活，她有意见，于是便来告大队长强奸她。我弄明了事实情况，就对她讲了国家政策和道理。最后她说：“不是强奸就不是吧！”然后灰溜溜的回家去了。

保太公社纯后庄大队书记孔宪全贪污案。我接到案件后，先后数次去到村里进行查访、调查；在拘留所对他进行审讯时，我说：“你是党员又是村支书，你要实事求是，有就承认，错了就改。有错不认是不忠诚，无错乱承认也是不忠诚，只有实事求是才是对党忠诚！”在我的耐心说服教育下，他坦白交代了错误，经过我们检查机关最后认定他贪污不足百元（五百元构成贪污罪，千元以上可追究刑事责任），不足以提起刑事诉讼，材料转交给县纪委，对他进行开除党籍的处理。“文革”期间，有一次他碰见我，高兴地对我说：“王秘书！你好吗？我现在给村里看果园，儿子当兵了，全家都挺好的！”为什么他能如此的看待我？因为我是按政策办事，没有刑、逼供，他心服口服认罪。

大跃进的时候，县委给了我们检察院半亩试验田让我们试种小麦，听了青年许建春这个脱颖而出的先进人物的话，他让我们深挖2公尺，施肥4公斤，我们照办了，结果只挖了一趟沟就不行了，挖出来的土没法处理了，于是我们就改为挖半公尺深，肥料没有减，结果来年春天全倒伏了，没法只好剔苗，拔掉太密的苗，到了夏收的时候收获了不到250斤的收成，分给检察院的家属了，真是得不偿失！

法院的公审案件，要到当地就地进行公审。检察院是公诉人，每当此时，我就要和法院的工作人员一起东跑西奔、没黑没白、无冬无夏、爬山过岭、趟水过河，往往一次公审下来搞的我们人困马乏，实际效果还不明显，纯是形式主义，害人非浅。

检察院的批捕起诉工作，根本就没有自主性，都得由党委内部政法部门掌握，县检察院办理的批捕手续，都是先由党委内定，然后才能上报地区分院批准，否则不行。县检察院批准只是个形式，批捕起诉权在党委手里，党委叫捕就捕，不叫捕，该捕的也不能捕，谁敢违抗？

严格依法依规办事。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必须依法办事。对于公安侦破、予审等工作是否有刑讯、逼供等违法事件予以监督；对监狱的生活、卫生及犯人的情况都要按时查询；对检察院本身更是严格，私人通讯不得使用公笺纸；私人有事，不得使用机关电话——我是秘书当然得带头执行，我当教师的爱人生孩子的时候都不能在机关借住，要在外面自己租房子住，私人是不得占半点公家的便宜。

                                                                    “外行领导内行”

“外行领导内行”，说是“掺沙子”，是名正言顺的。1964年春，组织上调我到县文教局任副局长，说是“外行领导内行”是“掺沙子”名正言顺，是正常规律，我到文教局任副职主持工作（局长林化周在下边蹲点），正好赶上省里召开文教局长会议，听取毛主席的春节讲话，并且讨论贯彻意见。会议在济南南郊宾馆召开，我开了三天会议，回来后接着在县里开会传达贯彻，对半工半读给以肯定，“文革”期间被批斗为刘少奇的黑货，真是岂有此理！

文教局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复杂的很，不好领导。一中校长孙景绎就看不起我这个老兵出身的工农兵副局长，他对文教局人事工作不满，其实这都是我到之前的事，历史遗留问题，他统统算到我的头上，说：“你官僚主义！”文教局的台子高——我才去，不了解情况，他说什么我都听着、憋着、受着，宣传部长殷茂圣听不下去了，把他批评了一顿。其实有些事情我也看不惯，像先定调子后整人这种行为我就看不惯！曹欣汝老师在课堂上哄小学生唱儿歌：“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老猫老猫快下来”引起某些人的反感，因为她出身是地主，就定为了“现行反革命”，局里让我去审查她、整她，我没法，就把她交给她爱人，文教局的人事科员张丙甫望护她、了解她、教育改造她；保太中心校教师艾华丰和女教师胡少玉谈恋爱，本是很正常的事，被某些人强行定为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给予降级处分，远调离开原工作岗位。我做政治工作多年，虽然明知不对，但是我也是无可奈何，这是县委两办（肃队、整风）领导小组定的，谁敢有异议？真是岂有此理，太霸道了！

到“四清”工作队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1964年9月县里成立“四清”工作组，我报了名，经过体检，查出我有心脏病、低血压，领导不让去，我坚决要求去，最后领导还是同意让我去。我心想可离开文教局这个乱摊子了。我担任曲阜县东夏庄“四清”工作组组长。“四清”工作组是由省“四清”工作队统一组织的，统一制定了队员“十项工作守则”，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治山治岭，晚上开会整干部。我工作组里有十名“山大”来的学生，他们大多带有“左”的思想倾向，我交代队员：“对干部要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得打骂熊人！”有的队员想不通，告到大队部里，因为我们没有抓到“红毛兔子”，县委书记“四清”大队长吴道臣说我“右倾”，又从金乡县“四清”工作组调来检察长当组长，我成了副组长。“文革”时，各村的工作组组长都被弄回去挨批斗、作检查，惟有我安然无恙，那是因为我按政策办事！

在“四清”工作队时，我每天都是在房东家和房东一起吃瓜干煎饼、喝瓜干粥，我的胃不好，有时候根本吃不下去，房东看见不忍心，房东大哥每天吃总是吃点花生米来解胃病，看我实在吃不下饭，就对我说：“吃花生米可以缓解胃痛的！”他拿出花生米给我吃，我客气地谢绝了，他就把花生米放在茶碗里，第二天，看见茶碗里的花生米我没动，他又劝我吃，我有“十项守则”，当然不能吃了。被他劝得无法，我就到西夏庄集上买了一斤花生米来吃（把他的花生米退给了他），别说还真管用，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口袋里就再没断了花生米。

                          “文革”的洗礼

（1）小聪明、害人害己

1966年，开始贯彻“文化大革命16条”，对干部硬性划分为四类：“好的、比较好的、差的、坏的”，1-2类是革命的，3类是要争取的，4类是要打倒的坏干部，约占4-5%，这是“16条”的框框。运动搞起来了，我当时正在临沭负责搞“社教”，也被调回来参加运动，上海的“一月风暴”开始了，到处都在夺权、罢官、停止党籍、游街示众等等。我也被罢了官，就等着挨批挨斗了。我是个小八路，从小就跟党干革命，我不怕，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但我相信党没有错，也就稀里糊涂地坐等形势的发展变化。后来造反派们让我戴高帽游街，我想不通，坚决不戴，造反派们不干，追着我逼我，我看势头不好，就跑到公安局要投案，公安局的人问我：“你犯了什么罪？”我说：“我对抗运动！”这时，局里的造反派唐少甫等人也追到了公按局里来了，他们说：“游街只是形式，洗洗澡、洗洗手继续干革命！”我一看没法了，看来躲是躲不了了，无奈，“游就游吧！”别人游街怕丢人，不敢抬头，都耷拉着脑袋走，我正相反，抬头挺胸直面造反派们和现场群众，我就是想告诉他们：“我从小干革命，现在落得个这个下场！冤枉吧？现在都没有正事了！”随后和其他革命对象一样，我又去劳动改造，每天搬砖弄瓦，不让闲着，即便是再苦再累再冤，我也忍受着，我坚信党会对这一切作出明确结论的。我时常想这是不是和当年反右的时候那样，来个引蛇出洞呢？老套路大家都懂，所以不能故技重施，就用这种苦肉计的办法来引蛇出洞。我已经游过街了，什么也不怕了，就把我的想法说给了怕运动怕的要死的林化周局长，安慰劝说他别怕。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会上揭发我说，我让他对抗运动，真是好心作了驴肝肺！很伤我的人，自打那以后我就“我行我素”再也不去安慰别人了。“文革”罢官、夺权、开除党籍、我始终想不通，也不服气，更不怕，我又没有官瘾，庐山会议后又“拔白旗”，我真是干够了，心伤得透透的！早在1962年的时候，我就和战友曲兆彬写过回乡为民的申请，联想到朱洪武火烧庆功楼，我心里就认为“自古忠臣难有好下场”，急流勇退，明哲方能保身！组织部没有批准我们的申请，说：“你才三十四岁就想退职呀，不行！”结果“文革”来了，自以为自己很忠诚的我不出所料的挨上了。

劳动改造后，就把我连同其他改造分子弄到“蒙山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斗私批修。夺了权的造反派们在单位发动群众揭发“当权派”的罪行，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搞得鸡犬不宁。我在学习班学习了三期没有毕业，原因竟是“态度不好”，我真是无语了，我十岁参加革命、十六岁入党、听的是党和毛主席的话、读的是毛主席的书，从来都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和方针政策办事，没违过规，不敢越过雷池半步，没违犯过党章党纲和宪法法纪，我有什么错？有什么罪？我怎么就无缘无辜地就成了“走资派”了呢？天地良心！我此时又想到“朱洪武火烧庆功楼”那一出，“鸟兽尽、弓箭藏；狡兔死、走狗烹；”历史给了我们多少教训那，“莫须有”的罪名，你就加吧，打倒吧！我不服！就是不服！死也不服！                 （2）有理不饶人

在“蒙山学习班”学习时，一中副校长张庆春，在“斗私批修”会上给我提意见说：“人家三线的都交代了，你一线的还不交代？假装镇静！”我抓住他说我“假装镇静”四个字不放了，我说：“张庆春！你想叫我怎么着呢？我哭你说我是吓的，我笑你又说我是装的！那你来个真镇静我看看！”我紧紧抓住这四个字不放过他。全组在场的有原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各科局长等十几人看到我和他剑拔弩张的样子都傻了，没有一个能上来答话的，场上气氛有些紧张，幸好这时一中新来的金学志书记说话了，他说：“张庆春同志你这个说法的确不合适！咱们还得要开会，继续往下进行吧！”这才给他解了围。

（3）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文革”时期派性十足，造反派们想把我打成贪污集团的头子，抓不住我的把柄，没有事实依据，不敢公开叫板，批判我的“态度”又碰了壁，他们很不甘心，于是就请来了支“左”的解放军排长。我没做过亏心的事，当然就不怕有鬼叫门！解放军排长面无表情，态度严肃地厉声问我：“王先锋！你忠于不忠于毛主席？”

我不卑不亢的回答说：“我过去忠于毛主席！现在忠于毛主席！将来也还忠于毛主席！谁不让我忠于毛主席，我就——”我想骂的，一想他是解放军，不能骂，就改口说：“也不行！”气得那个排长扭身转头就走了。支“左”的商团长，在做报告时，不点名的影射我说：“有的人自觉自己做过政法工作，不交代就以为没法治了。”全队只有我过去做过政法工作，很明显这是冲着我来的。回到组里后，我说：“这个团长没有水平，他不知道重证据、轻口供，有证据拒不交代要从严。”第一期的学习班我没毕业，第二期的学习班专门成立专案组，针对我的“态度”进行了专门整治，怎奈我是油盐不进，还是没能整服我，结果又没毕业，继续到第三期学习班学习“斗私批修”。在第三期学习班和我一起学习的郑洪庆，是个造反派，他指着我放在桌子上的脚（我承认是我不对）不客气地质问我说：“你就把这个熊脚放在桌子上？”我一听就火了，大声对他说道：“我的脚就该是熊脚吗？”他觉得自己是个造反派，腰杆子硬吧，不示弱的连连说：“就是熊脚！就是熊脚！”我气急了，连他祖宗八代一起骂了起来，我两个谁也不让谁，整个文化卫生系统的学员都出来看热闹，班长杨树槐问我：“你想打架？”我说：“打就打！”杨树槐赶紧跑到连部报告去了。连部支“左”部队的人都不愿意出面，就让原卫生局长高峻峰排长出面来处理。高峻峰对我说：“我们都是领导！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我说：“在这里我是学员，他们才是领导！过去他给我舔腚，我还嫌他的舌头湿呢！这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骂人行吗？如行，我现在就骂你！这里可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加重了语气，高峻峰一看架势不对，就搪塞说：“好了！别再闹了！”说完转身离开了。法院的秘书郎维俊连长，我们是老同事，我在检察院工作时经常打交道，刚在食堂吃完饭正回连部，看到这个情景，他拉着我说：“别再和他闹了，影响多不好啊！”我说：“他们都不怕影响，我还害怕吗？我才不怕影响不好呢！”第三期学习班没毕业就解散了，把我和特嫌分子押在了一起。

（4）不干了，又干了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县革委政治部副主任张新好（造反派起家）让我交上党费，要解放我、恢复我的职务。我气愤的说：“不入这个党了，不干了！我十岁出来干革命，十六岁入党，没犯过错误，如今倒好，说斗就斗，说游街就游街，我不干了，愿意怎样就怎样吧！”张新好见劝不动我，没法就走了。过后县里又让原宣传部部长县革委政治部副主任殷茂圣来劝说动员我出来工作，他说：“你是老同志了，都是群众运动搞的，又不是组织上的结论，出来干吧！把党费缴上，就等于解放承认党籍、恢复工作了！”我对殷茂圣的印象比较好，人家好心总不能拂了他的好意，我就听了他的劝说，缴上了党费，到县教育组担任副组长。

我想既然干了，就要积极认真地去干，而且要把工作干好。林化周学习班学习毕业也回到教育组担任副组长，我们之间的观点有些不同，他是本地人、老局长，教育系统的干部大多数都是他在位时提拔的，倾向于他。我来到后，他就伙同其他人在暗地里非法搜集我的黑材料，想搞掉我。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我就知道了，我很气愤，便找到县武装部支“左”的政治部主任、县革委常委刘淑修说：“我不干了！我在努力搞我的工作，你们县革委却在背后搞我的材料，我工作怎么干？”刘淑修矢口否认并问我是谁告诉我的。我肯定不会去出卖别人告诉他，我说：“你也别问是谁告诉我的，我不会告诉你，更不会出卖别人。你们县革委做的事，还用问别人吗？”他坚决地说：“绝对没有的事！你放心的去工作吧！”随后他有把林化周叫来，狠狠地批了一顿，此事还没有完，没过多久，县革委领导小组由一把手刘亚东为首，又根据黑材料，审问了我一次，我据理力争证明自己的清白，痛陈所有材料都是歪曲事实的污蔑诽谤，审问没有进行下去，不了了之，之后我才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环境。

      （5）树欲静而风不止

       李堂全家是烈属，家庭成分是由省政府郭子化省长批准为中农的，他的母亲也有选民证，所有这些都是事实而且都是有证据的，就是因为在“文革”中，天不怕、地不怕，坚决反对林化周。林化周就对他实行打击报复，派出他的忠实拥趸高彦章、徐俊峰二人去调查李堂全的“地主”成分、说他是在为“地主”翻案，要对他进行批斗。李堂全的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他的那些证明材料我曾经替他保存过，因此，我否认了他们说李堂全为“地主”翻案的说辞，高彦章不干了，生气说：“你叫军管组来给他改！”我说：“我是教育组副组长，你只是个调查人员，有什么资格让我去找军管组？”争来争去，他们四个人，我一个人，我不同意，就没法定案，组长陈光年说：“好了！这件时就先暂停吧！”就这样我保护李堂全免受批斗，同时我也维护了正义和真理。

（6）观点不同，不记前嫌

我和林化周，在“文革”中我们观点不同，五年来都是相互顶着干，根本不交往，幸好组长张桂芳在中间挑担子作平衡，我们之间没出问题。后来，林化周退休，教育组准备在开欢送会的送别，杨会计就问我：“你参加吗？每人交五元钱！”我说：“就是交五十元我也参加，我和林局长没有私人矛盾，只是观点不同，他退休了，不能计较。”在欢送会上，我让糖劝酒，都是诚心诚意。高士昌后来说：“王局长是菩萨心肠！”林化周退休后，听说我调走了，他担心教育工作要“毁”，因为张桂芳组长作风不老练，好吃好玩。林化周对高彦章、杨会计他们说：“不该让老王走的！”林化周病重住院，我很想去看望他，可又怕他起疑心，加重病情，不去看又于心不忍，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真是进退两难。同事都劝我说：“还是别去了！”我就没有去，直到他去世，我心里仍然感到还是很遗憾！

（7）一文一武干革命，定把教育工作搞上去

鉴于在教育行业内，大多数的教师大公无私、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践行职责，认真进行教学，实可敬佩！我热爱教育工作，愿为教育事业献身终生，也愿配合张桂芳局长认真做好教育工作，能够容忍他的缺点，充分发挥他大刀阔斧、善于鼓动的优势，鼓动工作由他去做，细致需要耐心的工作由我来做，我们一文一武定能把教育工作搞好！

平邑县是个穷县，学生坐的是石头，用的课桌是用土坯垒起来的土台子。为了改进教学条件，我们在教育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成功研制出纸浆课桌，代替了原来土台子，经验得到推广，全省各地都来学习经验；同时，业余教育工作我们也是紧抓不放松，搞的轰轰烈烈，成绩斐然，成为全国业教典范。

县里的教育工作行进开展大多是由我出谋划策，再由张局长拍板采纳后实施，大家各负其责，工作按部就班，齐心协力搞得有声有色，县里的教育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走进了全国先进水平行列，各省、地、县教育系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并培养出像谭士洪、邵长荣能在普通教书育人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乐于奉献的一批先进教师，成为全国教育先进县！我所提议的点、线、面逐步发展的建议，成为张局长报告的格言。抛砖引玉，东阳公社白庄小学，校舍破烂不堪，县教育局规定每建一室，补助百元，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白庄带头改建了新校舍，树立了典型，全县各乡镇积极行动起来，抢建新校舍，使全县校舍有了大的改观。

冒雨检查夜校。有一次，我带领着业教工作组去乡镇检查工作。晚上了，下起了雨，可是按照预定的计划还有郑城张庄没有检查，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行程，决定继续工作，于是，我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冒着雨坚持作完检查工作，从镇里到村里来回走的都是田埂小道，天黑路滑，还下着雨，衣服夜湿透了，弄得大家满身都是泥水，可是没有人叫一声苦、也没有人埋怨，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我们住在镇政府招待所里，第二天一早，郑城中学就来人叫我们去吃早饭，一晚上衣服都没有干，怎么去呀？中学借来其他老师的衣服让我们换上，我的个头高，没有合适的，勉强上一身，看起来不太着调，很狼狈。

（8）拼老命，不服输

有一年年底我从远离县城的郑城镇检查完工作后要赶回县城过节。六十多里的路，教研员高令麟和我一起骑自行车往回赶，路上，他说：“王局长，我在大学是足球运动员，你肯定骑不过我！”我虽然年过半百，但我仍不服气，一路上紧蹬，当我骑上了东阳岭的时候，他落在了后边骑不上来了，我团了一个雪球，一边吃一边等他，他好不容易赶到，喘着气说：“饿死了！前面就快到东阳中心校了，咱们去吃点东西再走吧！”到了中心校，伙房里正在包水饺，先给我两煮了一些，我吃了一大碗，他却吃不下去了，实在是累够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