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先锋
1929年出生于山东禹城，1938年参加革命，1944年1月1日加入中共，历经艰苦的抗战时期、三年解放战争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1990年光荣离休，2018年因病离世。革命数十载，先后从事勤务、交通、区委组织委员、新兵连指导员、军部保卫科提审员、转业后先后从事审干、检察、教育、文化工作，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大公无私，始终坚持党的方针，对党坚贞不渝。
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
1950年朝鲜内战白热化，朝鲜人民军在金日成的指挥下将李承晚的军队赶到南部的海边的大邱、浮山一线，朝鲜眼看就要统一了。此时，美帝国主义盗用联合国的名义，公然插手朝鲜内战，携强大的海、陆、空三军，于1950年6月在突然仁川登陆，拦腰截断朝鲜人民军的战略补给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攻陷了大半个朝鲜，朝鲜人民军力不能敌，节节败退，朝鲜的命运危在旦夕。美帝的侵略行径，使得国际形势突变，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朝鲜已力不能支，危急时刻，朝鲜人民最高统帅金日成将军求救于中苏两国，苏联是联合国成员国，不便出兵；刚刚建国的新中国，还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承认，不受约束，中朝一衣带水，朝鲜亡，则中国危，朝鲜的存亡，直接关系着中国的安危，中国政府发出了“唇亡则齿寒”、中国人民不能坐视不管的声明，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此时，我们正在常熟进行起义部队的民主运动，效果很好，起义官兵如同脱胎换骨，有了崭新的风貌，运动行将深入进行，突然地变故，打破了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我们迅速行动起来，投入到伟大的“抗美援朝”的战争中。
民主联军从西线进入到朝鲜战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在雄壮《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乐曲声中，1950年9月，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几路，在彭德怀元帅的率领下，跨过了鸭绿江。
中国人民志愿军，穿着单薄的军装、迎着凛冽刺骨的北风、忍受着零下十几度的冰雪寒天、发扬不怕苦、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同仇敌忾，和钢铁已经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顽强战斗，枪冻得拉不开枪栓、水压机枪冻得打不响，我英勇的志愿军指战员、战士，发挥我军的优势，用夜战、近战与敌军搏斗。首战告捷，打败了美新一师和骑七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咸兴南道的大片土地，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当我带领政治侦察队的同志,随着胜利的号角,也跨过了鸭绿江,翻越了绵延六十余里的高山“黄草岭”,进驻到咸兴南道定平郡元兴里的时候,正赶上春节,入朝第一个春节,中央人民政府和志愿军总部领导非常重视,为此,在物资匮乏紧张的情况下,为了使战士们过好春节,决定给部队各级指战员发津贴,我领到了七元朝币的津贴,这时联合国大会也传来了好消息,吴修权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义正言辞、慷慨激昂地痛斥美帝侵略者在朝鲜所犯下的罪恶行经，严厉打击了美帝霸权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他们不甘心失败，变本加厉，不断实施空袭骚扰，为了保障春节期间朝鲜人民生活安定，我们奉命与定平郡公安部门协商“春节安保”事宜，负责接待我们的朝鲜公安民警同志非常热情，和我们详细地交代了当地的治安状况并交换了意见，在我们双方密切协作下，治保工作开展进行得很顺利，效果非常好，人民安定团结，社会秩序进一步好转，大家非常高兴，我用自己的津贴买了一筐苹果，邀请朝鲜的同志一起吃，以示庆祝。朝鲜苹果又红又大、既甜又香，特别好吃。
朝鲜的同志满怀歉意地说：“我们这里很穷，很长时间没发钱了，没钱请你们，反倒要你破费，真是对不起啊！”
我说：“战争把你们害苦了，战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大家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合作工作，我和同志们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朝鲜的同志，返回了部队驻地，和战友们在异地他乡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春节！
朝鲜人民强烈地热爱着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志愿军和朝鲜人民情同手足，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我们心心相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感情十分融洽，特别是大爷大妈，拿我们志愿军比亲生儿女还亲，爱怜倍至。春节期间，我们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在广场举行联欢，朝鲜老大爷老大娘、青少年、兄弟姊妹一起围成圆圈，一边敲着腰鼓，一边跳着朝鲜民族舞蹈，一边深情款款地向我们志愿军战士敬酒，整个联欢会就是一个快乐的海洋，鼓声、掌声、欢笑声不绝于耳，参加联欢的人们久久不愿离去----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房东老大爷没事就找我下象棋，朝鲜象棋的下法和我们的下法不尽相同，朝鲜象棋的象是可以过河的，将帅在城内可以走斜线，和我们国家一样的是不能滑将。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号角吹响了，志愿军英勇出击，连续攻克解放了金城、铁原、平康等城市，进而追击被打的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的美帝侵略者，我们政侦队随着进击大军在前方胜利战线的不断延伸，也开启追随大部队的行程，当地朝鲜人民对我们依依不舍，我们走大路，他们走小路、近路，送了一程又一程，有个叫金顺姬的少年小朋友，用发票纸写了一封信送给了我，我虽不识朝文，但我深知这是一封意义非凡的信，我把这封信当作永久的纪念一直保存到现在，这是中朝友谊的历史见证，我将继续保存下去，我想那个叫金顺姬的小朋友如果依然健在的话，也是一位已近80岁高龄的老人了，我很想念你们！告别朝鲜老乡，我们一路奔行，路上远远望去满是美帝侵略者逃跑时丢弃的以及被打坏的铁甲车、坦克、汽车等一堆堆的废铁烂钢；山沟里侵略军丢弃的炮兵阵地上满是打过炮弹皮，没有来得及使用的炮弹成堆的垛在炮位不远的地方，一切都成了历史的见证，美帝侵略者的狼狈相一目了然、纸老虎的本质也暴露无遗！
我们在中线正打得火热，打过了汉江突破了“三八线”，准备进军汉城去端李承晚老巢的时候，志愿军总部突然改变战略计划，让我们把中线的作战任务让给12军，由我们27军到东线战场去消灭李承晚的四个傀儡师。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了，东线在我27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伪军仓皇溃退，我军乘胜追击，部队随时准备全面围歼敌伪军，此时，我和政侦队的同志们在清津江北岸山沟驻地负责审查俘虏、了解敌军的战略动向和敌特的情况，作战部队渡江南下了，驻地保卫工作由孙科长带领几十个战士（包括武装警卫）负责，我们没有电台和通讯设备，消息很不灵通，听到有激烈的枪炮声，便误以为是部队搜山遭遇到李承晚的散兵游勇（李承晚的部队有个特点：一打就散，不打，马上就集结在一起），万没想到是敌军已经突破我中线防线，敌军依靠着优势的空中力量，封锁了江面。我和林干事平时是睡在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这天我们刚刚躺下准备休息，突然“轰”的一声，一颗炮弹从天而降，在离林干事头部五步远（事后我步量的）的洞口处爆炸开来，万幸的是我和林干事都没有受伤，只是我被震得心跳不止（我有心脏病）。在审查敌伪团副时，我们遭到敌人榴弹炮的猛烈袭击，现场一片狼籍，时时都可能牺牲生命，非常危险，为此，我和孙科长商议后决定向北转移，在北山沟，我们遇到了野战医院的院长，他告诉我们说：“前线战况发生了变化，中线作战的12军遭到敌人疯狂反扑即而被敌人突破了防线，敌军空降部队也已经掐断了我军退路，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总部领导指示让部队‘各自为战’，并向秋田里集结，我不能丢下伤员，你们先行走吧！”我们一听情势危机，急忙和院道了声“保重！”便向秋田里方向进发，一路上我们马不停蹄、翻山越岭抄近道、日夜兼程终于安全赶到秋田里，而此后的后勤野战医院大多都被反攻上来的敌人俘虏了；后来听军部保卫人员说：“中线被敌人突破后，敌人从东西两个方向就象钳子一样卡了过来，情况危机，部队只好‘各自为战’向北撤退，江面被敌机封锁，原路行不通，只好转战到东边水域强渡，不管黑夜白天、不管敌机的轰炸和扫射、不管江水深浅，部队终于强渡过来了。”秋田里一带到处都是废弃的矿坑洞，正是打阻击战的理想之地，部队在这里布下防线进行阻击，给部队指挥机关和后勤保障部门带来有力的安全保证。
我们审查俘虏是严格执行对待战俘政策，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歧视，尊重他们的人格，效果很好。被俘的敌伪团副，开始时拒不交代有关军事和敌特活动等重要情况，我们对他不歧视，待之和善，同吃同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施之以关怀，他深受感动，他说：“我不会讲中国话，但我会写中国字，我用笔把军中情况写下来吧！”我们非常赞同，最后他把自己所掌握的情报都写了下来；有一个美国战俘兵，见我吸烟，他自己的烟瘾也上来了，就用韩语对我说：“丹白的已哨？”（香烟有吗？）我明白他是想吸烟，便递给他一支海滨牌的香烟，他高兴极了，伸着大拇指用韩语连连说：“叫哨！叫哨！”表示感谢，并积极的配合我们志愿军的劝扶工作，说明我们志愿军战俘政策是强大的是顺应人心的。
响应志愿军总部的决定，军部在战役休整时，决定安排一批干部回国深造，我就成了其中之一。我想我入朝以来还没有立过战功，怎么能就此回国呢？我从心里不愿意回国，我很想到一线参加战斗！从94师调来的杨科长告诉我说：“部里研究让你去后勤部，石副部长说你年轻不让人放心，不同意。”我错误的认为“石青副部长不信任我”，心里不痛快，就闹开了，一夜没有没有睡觉，翻来覆去地吆喝着唱“打鱼杀家”中的一句唱词“恼恨那吕子秋，为官不正，仗势力欺压我贫穷良民”，石副部长听出来我有意见，便找我谈话。我耿耿于怀的说：“我高兴！”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对他实话实说了。石副部长说：“对于你的去向，不是我们的意见，那是军部的决定！”我不听不为所动，就是不肯走，汽车只等我一个人了，没办法，军部干管部的王科长来对我说：“你是三八年的老干部，四四年入党的老党员，组织上为保护像你一样的一批老干部才决定送你们回国深造，这与你单位无关。回国的车就等你了，快去上车吧！”我一听他对我的情况还很熟悉，只好答应了！1951年冬，我离开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回到国内被编到政治二队，住在泰安东街，正赶上“三反五反”运动，我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打“老虎”的运动中。
参加“三、五反”运动。朝鲜战争进行得异常惨烈，美帝国主义为了牵制中国，煽动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势力叫嚣反攻大陆，干扰破坏，企图挽回他们在朝鲜战场的不利局面。国内的不安定分子蠢蠢欲动，黄牛党乘机泛滥，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经济秩序混乱不堪，贪污腐化渐露头角，在这紧要关头，党中央英明决策，号召全国人民发起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运动，我们政治干部二队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遵照“经济部门、临时单位是重点”的要求，积极投入到运动中来，我们班的船管队成了重点，船管队长被揭发为贪污一千多元的大老虎，这还不放过他，我是班里的党小组长，我说：“别追了，让他交代赃款的下落，落实了以后再让他交代！”班长多心了，对我说：“你不相信？”在这个风头上，我哪里敢说“不相信”那，只好“保险”些，不再言语！运动后期把我调到核实定案组去工作了。在后来整党整风时，还说我是“右倾”呢！
“三、五反”运动严厉打击了国内各种不安定势力，打破并击碎了美、蒋反动势力的阴谋，维护了国家安全，运动结束后，政治干部二队解散，我被调到“九兵团后方留守处抄写组”，我既是保卫干事，又是抄写组组长，在郭际朋股长的领导下，我负责带领着由从部队调来的二十多名青年男女具体抄写复员证的工作。抄写组的女青年们都想追我这个年轻的连级老干部，我对她们不感兴趣，不理不睬，她们就在我的蚊帐上写“小狗窝”进行挑逗，对此，我也假装不懂，我就是想在地方学生中找一个与自己心意相投的配偶。抄写“复员证”的工作结束后，上级又让我到“九兵团后方留守处文化补习学校”担任区队副。
1952年暑假，军区为了解决大龄军人学员的个人问题，就给我们每个学员发了公函，让我们带回家交到当地政府，希望当地政府帮忙解决，我也有一份，但我并没有交上去，我不想在家里找对象，我舅舅给我介绍了当地一位21岁的当副乡长的女青年，我不同意，我舅舅非常生气，把我好一顿数落，最后气急又无奈的说：“看！就你那样，你也不好好照照镜子！”我说：“舅，我现在不想结婚，何必呢？”
党的关心，学文化是好事
我们这些学员兵，大多都是没有文化的，即便是有也都程度不高，所以大家学习都非常认真努力，学校充满了浓厚的学习气氛。
1953年，接到上级指示：“九兵团文化补习学校”改制为“转干速中”，全体学员集体转业、组织关系集体移交地方，我不想转业，但是一切都是上级统一办理，根本不能提意见，只能是“哑巴吃黄连”。为了照顾老干部，上级党委专门下发了文件，规定“十年以上军龄的排级干部可以吃‘中灶’”，我已经具备了条件，可是学校里没有批，我很委屈、心里很是不服，坚决不让，拿着文件屡屡去找校领导，但他们总是不吭不响，充耳不听，既不答复也不批准。我班王志强本是营级干部因为犯点错误降为连级，见我为此事老是找，又不见结果，他就讽刺我：“不够格就是不够格！光找什么呀？耍无赖！”可把我激火了！我认真冷静的反思后，觉得应该是学校领导对我15岁就当站长这件事有所疑问，于是我就给德州地委写了一封信要求德州地委为我作证，德州地委领导很重视，很快给以落实，给我回了信并且又专门写了证明，我拿着证明信交给校领导，他们才批准我吃“中灶”，这已经晚了一年，不过我还是要感谢那个曾经讽刺过我的王志强同志，是他激起我的“弄不清、不罢休”的“牛脾气”！
学校改为“转干速中”后，在泰安选了新校址，我们所有学员在课余时间都要由班级组织去参加建校劳动，搬砖搬瓦，整平道路、操场，种树栽花、美化环境，新校的建成有我的汗水和劳动成果。
我们学校的生活很好，每个学员都有生活津贴，我每个月是四十元，比较起来邻校的中学就望尘莫及了，很是羡慕，嫉妒地说：“这是所‘公子学校’！”。
学校的学习很是紧张，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也很高，同学之间互帮互学互爱，学校就像一个爱意浓浓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我表现积极、努力向上、刻苦、认真学习学校安排的每一门课程、努力汲取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成绩在班级里总是名列前茅，修业总平均分数是88点多分。
通过两年的紧张文化学习，1955年我在“转干速中”修业期满。我们班四十多名学员，分别被分配到临沂的蒙阴、平邑两县。分配时主管部门一刀切，根本不讲究每个人过去都是什么工作经历，一律分配到粮食系统去工作，大多数的人不是粮库正主任就是粮库副主任的职务。我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干部政策，坚决不干，我原来在地方是做党政群工作的，因为带新兵的缘故留在了部队，现在转业回到地方，理应再去做党政群工作，做粮食工作我既不懂又不会，怎么能做好呢？学校领导和地方上来的接收人员七八个人都来劝我，做我的思想工作，说：“哪有什么工作一开始就会的，不会可以再学，边干边学，时间长了也就会了！”我反驳说：“会使刀的使刀，会使枪的使枪，何必再去现学？”他们动员劝说了五六天，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学校和地方接收人员见我确实铁了心就是坚持不干，只好同意我去党政部门继续做群众工作，这样我比其他同学我晚到地方工作五天的时间。
转业到地方工作
平邑县党委是实事求是的。1955年9月9日，我到平邑县委报到，县委领导看了我的履历，分配我去审干办公室做审干工作，我很满意。
审干工作就是对干部历史进行审查，对有问题的干部通过内查外调，弄清问题缘由，作出严格的组织结论。这个工作要求很细也很辛苦，关乎干部个人清白和组织纯洁，很重要、政策性很强，来不得半点马虎。在外调工作中，我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单位里没有交通工具，县里也只有县委和县政府有个自行车班负责对外通信联络，单位的一切外调活动全靠两条腿，外调人员也不例外，我和同事外调时全是靠两条腿翻山越岭、趟水过河、风里来、雨里去、冒严寒、忍酷暑，虽然艰苦，但是我不怕，我很满足。有一次，单位一大早就派我和刘加坤同志去县南部山区黄草坡村调查材料，返回到平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我和老刘来到县城东河东岸漫水桥边，看到桥头上满满的全是人，原来这天是平邑大集，正赶上大雨后县城西南部山洪爆发，洪水汹涌而下，流到县城东河里，水位已经漫过漫水桥桥桩，阻断了赶完集回家人的路，没有人敢下水过桥。我对老刘说：“咱们过过试试？”
刘加坤忙说：“不行！不行！42年的时候，鬼子的一个小队连人带马都被洪水冲走了！”
我从小就不信邪，卷起裤腿就踏着漫水桥面走进水里，越往里走水越深也越急，感觉冲力越大，我不敢抬脚，保持住重心，一步一步慢慢驱驱着脚向前走，就这样走到桥中央，然后我用同样的方法返回到桥东头，对刘加坤说：“你看能行吧！只要不抬脚，脚驱驱着往前走，肯定能过去的！你快下来吧！”他下了水，我挎住他的左胳膊，然后对他说：“这样，我在上首，你在下首，别抬脚，咱俩靠紧一点，驱驱着脚慢慢地走。”就这样我们顺利的渡过了漫水桥。在桥头等了很久不敢过桥的人，看我俩安全的过来了，都效仿着要过河，我对他们说：“大伙儿都不要怕，放开胆子，两三个人结成对，过的时候不要抬脚，要驱驱着脚慢慢地过，一定能过去！”他们听了我的话都安全顺利的过了河。
1956年夏，我和县银行行长杨清林同志（工作需要临时抽调的）到广东调查材料，当我们从广州坐车去汕头时，由于坐的是晚车，一路上山路颠簸不平，车子也是颠簸的厉害，一路上我们提心吊胆的，恐怕车子出事，特别是过浮桥的时候，车子就像在水中漂浮的小船，摇晃的更厉害，旅客在车上不让下车都很紧张，怕车一不小心翻到河里，大家就都没命了。车子一路上开的特别快，颠颠簸簸的上碰头、下蹲腚，根本没法坐得住，我只好抓住车座上的钢管硬撑，看到杨行长快要睡着得样子，我提醒他说：“老杨！这车有危险，你别睡着了！”杨行长懵懵憧憧答应着。果不其然，大约早上三点左右，由于车速过快，车子在转弯的时候翻车了，万幸的是车子翻在了沙地里，没出大问题，23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没有人死亡。一位解放军同志大声喊道：“没有死人！大家不要怕！”杨行长也在大声喊我，我大声回应着，摸了摸身边的，知道是翻到了沙地里，放心了。我没受伤，只是我的杭纺褂子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也没让车主赔，我们等了不大工夫司机找来一辆车把我们和旅客送到附近的旅店住下。
政策是一个政党的面容，政策的好坏决定了这个政党的好坏。我们在汕头调查的时候，听说汕头的红烧鲤鱼特别好吃，我们就到饭店要了一份红烧鲤鱼，没有想到的是这家饭店是用猪油浇汤的。杨行长是回民，我发现饭店这个问题，就招呼店家把鱼换了，杨行长说：“算了！”我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也是为了尊重杨行长、更是为了宏扬党的民族政策，不顾杨行长的宽容，坚决要求店家把菜换了，店家了解到事实真相后，也非常通情达理，给我们换了一份清真菜，杨行长很满意，我们吃得很舒心。饭店的人挑着大拇指说：“你们，真好！”
我的婚姻
1956年底，元旦前夕，28岁的我和26岁的张英举行了简陋的结婚仪式。
见面。1956年底，我正在审干办公室主任孙荣昌家包水饺，整党办公室的胡汝田同志对我的婚姻问题特别关心，这时，他跑来对我说：“快跟我走！和女方见见面谈谈，人家还急着坐汽车去白彦呢！”我是见过张英一面的，虽然当时没有说过话，但是，看她打牌时的那个认真劲，就像个叩妮，又一脸的蝇子屎，心里早就看不中了。我说：“我不去！我不同意！”
胡汝田说：“不同意也得去见见面谈谈！”
我不好意思再拒绝，便过去和张英见了面。都不好意思开口，我想：总不能不说话吧！我是男的，我先说好了。我便把自己的基本情况告诉了她，随后张英也把她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最后又加了一句：“得自愿！谁也不能强迫谁！”她走了。我随后写了一封“不同意”的信交给了胡汝田，张英也写了一封“同意”的信交给了胡汝田。
胡汝田和妇联的王月华等人和张英谈，作她的工作，劝她另找对象。张英也谈过几个人，不过都没有成，这次见面后，她坚决不找了。我想：“我只和她谈一次，她就不找了，不是我丧良心、毁了她的青春了吗？”我埋怨王月华等人不会谈，我想直接和她谈，可又怕她说：“我愿意你！你不同意！你不同意我就不找了呗！”
8月15日那天，张英来县妇联开会，住在王月华家里，晚上聚在一起喝酒，我还是没有勇气劝说她另找对象，晚饭后大家说说笑笑的就各自散了。
一壶开水打开了谈心之门。妇联和审干办公室住在一个大院里，我住南屋，妇联住北屋。那天晚上喝完酒大家散去后，张英给我送过来一壶开水，放在门口就走了，我很受感动。第二天我们又见了面，我对她讲了许多道理后，劝她另找对象，她开口就说：“我愿意，人家不愿意，我不找啦！”我当时就想：“我嫌她矮，她不嫌我高；我嫌她出身不好，可她是共青团员、是妇联干部，难道就不能当我的老婆？她长得满脸蝇子屎，我又不喜欢俊的，省得走在街上别人吃醋！”我把自己原来的想法全推翻了，只要她爱我、能过日子、能生孩子就行！我同意再谈谈。
有婚姻法，组织也不能干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春华，知道了我正在和张英谈恋爱，出于对我的关心，找我谈话，不让我和张英谈恋爱结婚，怕影响我的前途。我原本就不同意和张英结婚，正犹豫无奈之时，听他这么一说，我反倒是下定决心和她谈了，如果我提出的条件她能答应的话，我就和她结婚。我对李副部长说：“她是共青团员、国家干部，为何不能做我老婆？我提出的条件她要是同意，我们就结婚，《婚姻法》明文规定‘婚姻自由’！”李副部长略显尴尬，无话可说，只好离开。
过了不多久，张英又来县里开会。我约她到县城西边废弃的公路上见面谈谈，我提出了六条意见（这是我和妇联主任郑志英依照传统观念生出来的一些想法：对老人、家人、亲戚、朋友要一视同仁；对管孩子不能护；理财不能自私、不能相互埋怨等，对此她都同意，我说：“既然你同意，那咱们年底就结婚！”
简单的婚礼，美满的夫妻。1956年12月31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永生不会忘记，那是我和爱人张英结婚的大喜日子。二哥张贻时给我们寄来灰色绸子被面一床；战友付守洪从新疆建设兵团寄来太平洋被单一床；米克义、胡汝田、王月华等好友几个人合伙送的茶盘、暖壶等礼品。婚礼很简单，只有审干办公室的同事和其他单位好友等十几个人参加，庄立忠同志做证婚人，婚礼上只有糖果、香烟、花生、茶及水果招待客人，邻居百社都来争看新人、抢糖、抢烟、抢花生凑热闹，一片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整个婚礼过程我们只花了120元钱，没有洞房，就借了房东家喂牛的草屋作了洞房，洞房也没有贴喜联，想想真是寒碜可怜，但是我们过的美满。
爱在不言中。婚后平平淡淡、相让无争，没打过架、没骂过娘。她在白彦离县城百余里，我在城里，经常外调，虽少见面，心胸相贴。结婚五十八年来，共同度过银婚、金婚，再过两年就是六十周年的钻石婚。五十八年来生育了六个儿女，长女昕昕因患肾炎，七岁时夭折。后来三男二女现都已成家立业，除三儿新风中专毕业外，长子新力、次子新火、次女新雷、三女新箭皆大学毕业；三个孙子，长孙明苘大学毕业考入国家公务员、次孙明焱大学毕业去美国读博后留美就职“花旗银行”；三孙明昊中专毕业自谋职业；长外孙毛毛、次外孙逗逗和长外孙女凯丽皆为学生。两个女儿都移居加拿大谋生。我可以说是“美满”家庭，屈指算来再有一年半载就是我和爱人张英结婚六十周年纪念日了，“钻石婚”纪念之日，全家相聚，亲朋好友也会来向我祝贺！
（待续）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