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先锋

         1929年出生于山东禹城，1938年参加革命，1944年1月1日加入中共，历经艰苦的抗战时期、三年解放战争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1990年光荣离休，2018年因病离世。革命数十载，先后从事勤务、交通、区委组织委员、新兵连指导员、军部保卫科提审员、转业后先后从事审干、检察、教育、文化工作，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大公无私，始终坚持党的方针，对党坚贞不渝。

                                                                                    忠孝两难全

“忠孝难双全”，此话我深信不疑！1944年，我和群工队工作组在郑家寨，负责组织发动指导贫下中农和佃户（我们只是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不公开出面）搞减租减息、与地主老财讲理斗争的运动，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如火如荼。这天是盘河大集，听说鬼子从盘河据点都撤走了，我们都很好奇，想知道鬼子的据点到底是修了个什么样？于是我们收拾一下就去了盘河。

刚到集上，就碰见来盘河赶集卖柜子的六叔王书元，我惊喜地忙走上前去和他打招呼。

“六叔！您也来赶集来了！”

他一见我就说：“嗨！你怎么在这里啊，离家也就二十来里路，你奶（母亲）去世了，怎么也没回家去奔丧？你不知道？”

我说：“她死，我怎么知道？家里也没有人给我捎信啊！”

“我奶什么时候死的？”我又问道。

“有四十多天了！”六叔说。

我说：“都四十多天了！她活着我都没能回家看看尽尽孝，现在再回去只会惹得全家人哭哭啼啼伤心难过，还是暂时不回去了！再说现在我这里工作很忙，减租减息、和地主说理斗争的群众发动工作这么紧，任务这么重，我实在也是一时走不开呀！”

和六叔聊了一会，心情有些沉重，我再也没有心情去关心鬼子的据点长什么样了，匆匆离开了盘河。

和六叔告别后，强忍着悲痛的泪水回到郑家寨，把自己关在屋里痛哭一场。

我终于理解了古人说的“忠孝难两全”是什么道理了！

1945年9月，我们群工队随地委机关住进了临邑城，我们群工队队员要下乡去开展群众工作。在卞庙村，我住进了苦大仇深的李洪祥家，每天和他同住、同吃、共同劳动，我帮他摘棉花、挖地瓜窖子——什么活都帮着他干，和他聊家常，给他讲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动员他放下包袱、积极的带头诉苦斗地主，他就是不开口。我没有放弃，我知道他思想包袱重，暂时还不开窍，坚持和他组对子，继续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后来，群众发动起来了，看到其他群众积极踊跃的进行诉苦，他终于甩开顾虑、勇敢开口了，他积极发言、诉苦，积极配合群工队的工作，成了村里的群众运动的骨干分子！

后来听队员崔登榜说，工作组离开后，乡政府曾经动员他脱产，他不干，再后来还乡团反攻倒算，他被残忍的杀害了！革命从来就不是风平浪静，流血牺牲也从来没有时间限制，随时随地！！

                                                                              听党指挥 

共产党员就要 听党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革命能上就能下！1946年初，我虚岁十八岁，地委经过组织讨论决定委派我到德平县理合区担任组织委员。我是党的人，党指向哪里我就走到哪里，党叫干的事，都是对党对革命有利的事。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很好，日本已经投降了；国共两党正在酝酿和平谈判，社会安定。在解放区，我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反奸诉苦运动，群众情绪热情高涨，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民兵、农救会各种群众团体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4月8日搭载着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新华社社长博古（秦帮宪）、中共职工委书记邓发、新四军军长叶挺等17位有影响中共方面和民主人士的美属C-47运输机飞行到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不幸坠落山崖，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黑茶山飞机失事，叶挺同志不幸遇难，举国震惊！各种舆论漫天飞舞，纷纷谴责国民党当局，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说是蒋介石收买敢死队制造了黑茶山惨案，由于当时无法证实，此案成为历史悬案！为悼念叶挺同志，全国各解放区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我们理合区也在区驻地召开了追悼大会，当地数千群众自发蜂拥来到会场凭吊叶挺等遇难同志，我是追悼大会的主持人之一。

                                                                                                   剿匪

1946年夏，青纱帐起来了，国内形势突变，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不顾全国人民的发对，推翻和平协议，公然挑起内战。解放区的形势变得恶劣起来，地富反坏分子和死不改悔的敌伪汉奸分子，乘机组织了“还乡团”，依托盘踞在济南的国民党武装，以济南为大本营，潜回到我根据地，大搞反攻倒算、杀人放火、策反、戮杀我工农干部等恐怖活动，一时搞得我解放区根据地人心惶惶，百姓深受其害，形势异常严峻。理合区的形势也不乐观，区驻地遭到“还乡团”的袭击，个就会长王一民同志被杀害，并且还夺去了他的三把手枪；接着这帮匪徒又残害了翟家联防区吴主任一家三口；晚上还在区驻地鸣枪进行扰乱，气焰非常的嚣张，搞得区委紧守门户，群众小心翼翼、掩门闭户、不敢出门。区长李兴武担心我和其他同志的安全，要求各联防区收拢到理合区驻地进行防卫。我和区联防主任刘守忠（鲧堤刘人）商议后，坚决不同意区委的收拢防卫的方案。我们决心依靠金家集民兵为骨干，和“还乡团”周旋斗争，并决心战胜乃至消灭它。李兴武区长很生气，批评我们“耍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与其困在区里被动挨打，不如跟“还乡团”周旋打游击，那样更主动。结果是“还乡团”走了，我们区小队来了；我们前脚刚离开，后脚“还乡团”又来了，就像小孩子捉迷藏一样，反反复复，没有一次真正碰上交火！我们赶到焦家楼，村干部说：“你们来了！‘小组子’们（还乡团）刚离开我们这里。”我们又到了孙灯笼家，村干部就说：“你们刚走，姓毕的‘小组子’就来了。”其实，这帮“还乡团”都是当地人，除了几个死硬分子其他就是受蒙蔽的群众，和当地村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村里的民兵、干部大多采取“明保曹操，暗保刘备”的手段，明面上是我们的人，暗地私通“还乡团”。赵鹁鸽村的赵东明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东西孙灯笼村的民兵也有暗地里通匪的；理合区的情况非常复杂，形势也日益紧张。此时，县委及时派来了县大队进驻理合区进行剿匪，在区小队和各村骨干民兵的配合下，很快就把理合区这边的“还乡团”剿灭了！同时镇压枪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通匪分子”，赵东明也被挖了出来，出于他是自己胆小怕事，经过教育，政府也对他进行了宽大处理，并没有判他死刑。理合区的形势很快安定下来。

                                                                             保家保田保卫胜利果实

土匪、“还乡团”被镇压下去了，解放区形势一片大好，乘着胜利的东风，在后方，我们的群众运动渐入高潮，群众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前方，随着战事的升级，由于敌我双方装备差距巨大，战士伤亡严重，急需补充兵员。中央军委紧急发出动员令，号召后方各解放区根据地积极行动起来扩招兵员，冬季大参军运动开始了。根据上级指示，征兵动员工作就落到我们区委基层部门来了，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动员适龄青年参军面临着诸多的困难，针对当地的实际状况，我们首先做通各村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由他们带头积极响应号召，有的群众思想观念陈旧，说什么：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不想也不愿意让自己孩子去参军打仗，我们就挨门挨户耐心去做工作，一次不行做两次、一天做不通，那就两天、三天，就算说破嘴，工作只要做不通，我就不能放弃，直到做通、报上。经过一个多月艰难的征兵动员工作，我们理合区有250名青年报名入伍参军，出色的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征兵任务。

接下来，是新兵由谁来带队？当时李兴武区长已经被调走，新任区长还没有到位，各救会主任王一民同志牺牲，区委就只剩下副书记杨占奎、副区长刘殿金和我三人。1947年2月，县委经过组织讨论一致通过，决定委派我担任新兵指导员，配合部队来的接新兵同志带队前往前线部队。为了防止新兵逃跑，我和来接新兵的新兵三营九连连长进行了分工，接班昼夜查铺、巡逻，以确保万无一失。这天行军到了预定地点已经是晚上，部队驻扎下来，后半夜本来应该是连长交班给我，天明后吃过早饭部队继续出发的。但是他并没来交班，而是先炊事班了，想看看炊事班饭那边怎么样了，想提醒炊事班早点搭把做饭，不能误了新兵早饭后出发的时间。不想正碰到无极道分子暴乱，被慌乱流窜的暴乱分子砍了一刀，也幸亏他当时头戴一顶缴获日本鬼子的皮帽子，刀口不深，他急忙做掏枪状，暴民害怕躲闪一边，他趁机跑回连部，招呼哨兵把大门关上，我们都爬到房上进行抵抗，黑暗中也不知对方什么情况，也不敢冒然突击，嘱咐身边的老兵和警卫做有效的防卫，不久，驻防在何坊的军分区部队得到消息，赶来将暴乱镇压下去。经过几天的行军，终于顺利安全的将新兵带到莱芜，新兵全部补充到莱芜战役结束后正在修整的四纵，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批可爱的老乡。他们也随着解放的步伐北上辽沈，南下海南，踏遍大半个中国，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圆满的完成了交接新兵的任务。我们连以上干部返回各部，我随即被安排到“华东军政大学”学习。

                                                                                                                                     我是标兵

           1947年3月，我来到了驻扎在阳信 的“华东军政大学”，我是二期学员，分配到四大队十连的，连长周东华、指导员姓王，名字忘记了。连长一见到我就说：“你年纪轻轻怎么就成了前探腰了呢？”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前探腰",自那以后我便经常有意识地倒背着手，慢慢的就纠正好了自己的“锅腰”。在军大的学习是紧张有序的，学校每天都是早上五点吹响起床号，三分钟后集合号响起，学员们快速集中到操场上跑步，跑完步，学员解散，各回宿舍进行洗刷，然后去食堂打饭就餐，饭后，各班集合去上课，上午的时间学习政治，然后各班集中讨论；下午的时间，学习军事理论课，主要是“陆军操典”和射击、投弹、爆破、土工作业四大军事技术；还有军容、军貌、军礼和军事体育训练课，剩余时间就是自由活动时间，学员们可以练习爬障碍、单双杠、拼刺、投弹、射击等。学员大多都是来自各部队，他们都是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的现役军人，我知道我不懂得太多，我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学习、认真做笔记、深刻领会教员教练的精神、加强锻炼，尽一切能力拉近与其他优秀学员的距离。有一次，我和胡杰三练习对刺，他不按教练教的，端着木枪胡舞乱刺，我一看他不按套路来，有点心慌，一个不小心，不慎被他用木枪把我的鼻子碰破，流了一地的血。我们两个在军大是好朋友，整天一起说说闹闹，再说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他自己觉得很尴尬，一再向我道歉，我安慰他说：“没关系！你又不是故意的，再说练习当中磕磕碰碰也是正常的，以后注意点，按教练教的做就好了。”

那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当局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期，前线战事异常紧张，我们在后方，也不断的遭受敌机的狂轰滥炸，我们还要时常注意防空，我算是个年轻的老兵，有些文化知识，再加上年轻好学、求知欲强，学习刻苦努力，面临生命时常受到危险的时候，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为了民族利益而愿意付出生命代价的共产党员，我积极协助学校安排学员们及时进行防空，抢救伤员，由于在校期间表现比较突出，受到学员和教员的赞扬，在军大也多次立功受奖，在“三查三整”中被评为全连学习标兵。

                                                                                            培训临邑县大队

1948年夏，经过一年多的军校生活，我的军事知识、军事技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当我从军校领导手里接过“华东军政大学”毕业鉴定书，我感慨万千，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到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最前线，杀敌立功！按照部队的要求，我和胡杰三等十几人被抽调到渤海军区工作团，在肖平团长的率领下来到临邑县大队，我们的任务就是负责培训临邑县大队的现役武装人员，首先我们带领他们学习了任弼时同志的整军方案，然后再根据要求进行军事技术的培训，培训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学员水平参差不一，一天下来口干舌燥，有时候感到自己要累虚脱了，异常紧张。当时是一切权利归农会，“贫下中农当家作主”，有的战士学员因为出身不好，在“过关”时，被打怕了，害怕这次学习是要整他们打他们的借口，背上严重的思想包袱，顾虑重重。我们通过对他们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外，以身作则，和战士们打成一片，融洽了学教关系，学员没有包袱了，积极性也就高了，培训工作很快就顺利结束了，接下来就是给学员做学习鉴定，因为时间比较紧，任务也比较急，我们全体教学人员加班加点、晚上点上汽灯，连续干了整整三个昼夜，给每个战士做写下了学习结论和鉴定。

紧张的培训工作结束了，我被分配到“渤海军区政治部协理处”做保卫干事（在保卫部呆了几天）。渤海军区政治部主任周贯五的爱人张玉桂处长是我的直接领导，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审查警卫人员和京剧团演员（大部分是旧职人员）历史过往。对警卫人员我在审查他们历史的同时，着重对他们进行了如何做好警卫工作的训导教育；对演员主要调查了解了他们的历史等一些社会情况。按照军区的指示，军区各部门包括政治部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到军区医院进行查体，经过体检，查出了我有心脏病，政治部每月给我加发了四元钱的保健费。

不久之后，我又被调到新兵训练团12团团部，任保卫干事兼团直政治指导员，在团长王昆政委刘露泉的领导下接收宾县新兵，当我们把新兵移交到27军后，我同时也被留在了27军，在准备将我分配到81师保卫科当连级干事时候，因渤海兵和胶东兵不合拍（据说胶东兵看不起渤海兵），双方闹了起来，惊动了军部，军部领导非常生气，于是就将渤海新兵干部不管三七二十一，通通调集整训，并成立了“军干队”，我任一排排长（支委委员）随军南下参加渡江作战。整个渡江战役我们解放军既没有军舰、也没有轮船，全靠江边老百姓的木船渡江。渡江开始后，我们顺着江边战壕急速前往江岸边的渔船奔去，准备登船渡江，这时敌机突然从长江对岸的天空中出现，呼啸着向江北岸疾驰而来，俯冲紧接着就听见一阵机关炮的声音，雨点般弹雨对着江岸倾泻扫射而下，队长急忙扑到我身上把我按到在地，真险，否则我可能就一命呜呼了。

                                                                                               打过长江去，占领大上海

国共双方还在北京谈判，蒋方代表没有和平诚意，我方看出蒋方是在拖延时间，中央军委决定“强渡”长江。

渡过长江后，我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打进南京城，占领总统府，蒋介石逃亡台湾，在南京我和失去11年音信的兄长见了面，原来他从山东治安军跑出来以后到了南京，谋了一份国民党治安警察的职业，解放军进城时，他首先交出武器，起义投诚！在南京，我们“军干队”没停留多久，就匆匆开拔向宣城进军，路上，我们与从南京溃逃出来的国民党警卫团相遇，他们真是兵败如山倒，如同丧家之犬、惊弓之鸟，见到我们以为解放军神兵天降，竟然一枪未发就乖乖的缴械投降了。其实，倘若他们真的进行抵抗的话，我们“军干队”一定是要遭受重大牺牲的，因为，我们这些人虽然都是有枪，但是没有弹药，真是万幸啊！安置了这些俘虏，我们继续向上海进发，一路上翻山越岭、趟水过河、忍受饥饿和劳困袭扰，日夜兼程，终于按时到达上海。按照上级指示，我们住在郊区的老百姓家里，每天学习“入城守则”；必须尊重南方群众的生活习惯（南方都是用马桶在屋子里拉尿，臭气难闻，但得忍着）；要遵守纪律，不得私自随便外出，如有必要需外出，必须经上级批准，外出时必须有两人以上陪同方可；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得违犯！

“土包子”进城，楼上“便池停止使用”。我们终于获准进驻上海市区了，队员们非常兴奋，我们被安排住到了三楼，楼上装潢非常高档，队员们非常满意：上天堂里！。可是，大家没高兴几天就都尴尬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住在三楼上，吃喝拉撒都在楼上，确实方便。但是，这么多人天天拉撒都在楼上，不几天，大便池就堵塞了，弄的卫生间屎尿满地，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我们没有专门的手纸，而是把烟盒、废旧报纸等当做手纸使用后，直接丢弃在大便池里，才将便池堵塞了，没办法，队里只得写了“停止使用”的封条封住了卫生间，我们真是一帮“土包子”！卫生间封住了，可是拉撒总的要拉要撒的，可是附近没有公厕，怎么办？没办法，我们只好在楼下草地上挖了粪坑，坑满了填上，再挖新坑，时间久了，把好端端的花园、草坪弄得乱七八糟、不堪入目，对此，队员们也觉得很无奈。

                                                                 正确的意见，领导会采纳

1949年9月“军干队”解散，我被分配到军保卫部当政治侦察员，被降格为排级干部，部队干部在战争时期升降很正常，不能计较，但是，不合理的升降，那是不符合干部政策的，我想不通，就找到保卫部二科的刘干事提出了我的意见，我说：“我不是新兵干部，我是三八年入伍、四四年入党的区委组织委员，是以新兵指导员的身份带新兵留在部队的，我没参加闹事，也没有犯错误，为何降我的级呢？将来我的干部履历表怎么填写？我没有官瘾，级不级的也无所谓，我不计较，但我就是想不通，请领导考虑！”刘干事劝我不要着急，他会把我的意见向上级反映。大约过了两个多月，到十二月份的时候，我重新被恢复为连级干部了。正确的意见，上级领导还是会采纳的。

我有心脏病，军部领导考虑到我的情况，为了照顾我，找我谈话希望我能转业回到地方上去工作，我觉得我还年轻，病情不严重，没有多大影响，再说我带来了那么多的新兵，如果我转业回到地方怎么对得起他们？况且地方工作也复杂，我不想回去！领导觉得有道理，就没有多说，还是将我留在了部队。

带队去常熟做四川防城起义的国军16兵团的集训保卫工作。

我们九兵团27军驻扎在浙江平湖，每天都在为准备打台湾做战前训练：学游泳、打麻将、学台语，军部给调来台湾籍战士陈耀庚同志，专门负责教授战士们台语，如：加崩就是吃饭的意思。上午大家练习游泳、下午跟着陈耀庚学习台语、晚上聚在一起学打麻将，干部战士学的都非常认真，大家都不识闲，忙得不亦乐乎。这时候，军部突然下达命令，从79师、80师、81师保卫科中各抽调三名排级以上政治侦察员，连同我一共十名干部，组成工作队，由我担任队长，带队急速赶往常熟，接手常熟起义部队的保卫工作。原来，这支起义部队起义后在四川防城集训，由于国民党特务和地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暗中勾结起义部队中的死顽反动分子，搞反水暴乱，并杀害了我军军代表。在这种形势下，起义部队不能再在新区进行集训，故中央决定，将该支部队由防城调到华东常熟老区进行整顿改造，开展民主运动。我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调来常熟的。来到常熟后，我们由华东区九兵团保卫部鲁科长挂帅，开展工作。鲁科长说：“你们到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地方公安部门、军代表方面的双重治保工作，既要保证地方社会治安稳定，同时又要保证军队民主运动开展的顺利，严防国民党特务和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勾结起来搞破坏活动。部队的军代表主要是发动士兵诉苦，对涉及到起义部队旧军官的问题，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使起义部队把旧的官兵关系，改变成为新的同志式的官兵平等的关系。为防止意外发生，除岗哨外，其他人都没有武器，同时坚决反对辱骂人格的现象发生。”

起义部队的民主运动进行的非常顺利，起义的官兵大多是云贵川地区的，生活习惯多以辛辣为主，能吃辣椒，就是吃面条也要在锅里放上很多辣椒，我们工作队干部都是北方人，很不习惯，我们遵重他们的习俗，坚持和他们同一个锅里盛饭，但大家一视同仁，赢得了起义官兵的心，心之所向，民主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另外，我们还及时搞好和地方群众之间的关系，搞好“三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把握好社会动向，有效地防止敌特分子钻空子、搞破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