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先锋

        1929年出生于山东禹城，1938年参加革命，1944年1月1日加入中共，历经艰苦的抗战时期、三年解放战争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1990年光荣离休，2018年因病离世。革命数十载，先后从事勤务、交通、区委组织委员、新兵连指导员、军部保卫科提审员、转业后先后从事审干、检察、教育、文化工作，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大公无私，始终坚持党的方针，对党坚贞不渝！

                               童年时代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总是少不了儿童少年玩耍欢乐地时节，春有“敲夯”、夏有“游泳”、秋天“安棋”、“跳房”、冬天“碰拐”、“学拳”，一年四季只要有空我和我的儿童少年小伙伴们就会聚在一起，开心地玩耍胡闹，长辈们也看着高兴，其乐融融，邻里关系和谐融洽。

         我虽生在乱世，但是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虎劲，年幼无知，也就无畏，自然是无愁无忧，在欢欢乐乐的玩耍中成长着，家里的活不用我们小孩子帮忙的时候，我们该玩的时候就去玩，想“敲夯”就“敲夯”、想“安棋子”就“安棋子”、想“打鞋拍”就“打鞋拍”，各种游戏花样繁多，只要是我们会玩的，我们就会玩个遍，其乐无穷。先说说春天的“敲夯”，“敲夯”姿势各有区别：二哥青云，喜欢把制钱举到耳后然后扔出去；六叔书元，喜欢把制钱放到腰前然后扔出去；青泉哥哥则是喜欢把制钱放在眼前扔出去；我喜欢把制钱放在耳旁扔出去。大家各自有各自喜欢的姿势，不尽相同，这是一种乐趣。夏天去湾里“游泳”，小伙伴们也能搞出好多的花样，跳水、扎猛子、蛙泳、踩水、仰泳等，大家在水里互相比试，水里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些孩子欢乐的海洋。秋天“安棋子”“跳房子”也有很多的花样，就说“安棋子”吧，有赶牛蛋、上北京、赶东山、安六子、安四子、走方城等玩法；“跳房子”可能算比较单调的，只有占房子、坐飞艇了。

冬天的“碰拐”可能是最热闹的了，人可多可少，现在在电视上也能看到这档子节目，我就不多说了。同龄孩童中我个头高又敦实，“碰拐”是非常有优势的。“练拳”是我们儿童少年乃至青年们最喜爱的活动了。练拳主要是跟着大人学，像四门斗、大小洪拳，空白枪、单刀双刀、等等，只要大人在演练，我和小伙伴们就跟在他们后面学着比划。在村子里，三爷爷王凤和擅长耍拐子刀，他耍起刀来，只能听见嗖嗖的刀风声，看见的却是挥舞滚动上下翻飞的刀影，他整个人都裹在刀影里，刀随人动，人随刀走，水泼不透；王凤朝爷爷耍大刀，几十斤重的大刀在他的手里，宛如无物，耍将起来轮转如飞，一招横扫千军，一招拖刀换势、再一招力劈华山，一招接一招，招招紧步步跟，忽一招霸王举鼎，大家鼓手欢呼，再看他气定神闲，缓缓收招定式；那边彭家院的彭东富爷爷善使双刀，双刀在他手里使将起来，上下翻飞、刀光闪闪、进如游龙，退似潮水，挥洒自如；我父亲则使得一手空白枪功夫，也是无人可比，一条枪在他手里上下翻飞，如同一条游龙，眼之所到枪尖就到，舞到酣处还会露一手“八步赶蝉”的绝技，另外，他还精通各种拳法、长短器械、少林棍法。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去火龙店赶集，正在集市上慢慢的边走边看，不知是那人有意还是我父亲无意，两人就轻轻刮蹭了一下，那人不乐意了，非常蛮横，不问青红皂白，二话不说，抬手挥拳就向我父亲面门上打来，我父亲一闪身顺势一个刁手拿住那人的手腕，轻轻一反手一招金丝小缠腕就把那人制住，不能动弹，这时候赶集的人们纷纷过来劝解，有认出我父亲的人对那人说，你怎么敢惹他呢？他可是沙河辛的武师。那人一听，再不敢搭话，远远地就走开了。我由于很早就离开家乡出去闹革命打鬼子，也没能很好地接受父亲的传授。练武，既强健体魄又防身护体，既可以年节间闹玩耍，还可以在平时开办武场，老人教的带劲，我们这些孩子们学的也很积极带劲，总之，春夏秋冬四季都是我们这些儿童少年的欢娱的时节。

父老乡亲对我的好，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有一年夏天，我和村里的伙伴们在湾里洗澡游泳，我岁数最小，又不太会游水，只是在近岸边玩水不敢下到水里，那些大一些的孩子就激我下湾，受激不过我下去了，湾里有大人们在春天的时候挖的用来泡编筐柳条的深坑，我根本就不知道，一下子掉进到坑里了，我在水里胡乱扑腾挣扎，接连着喝了好几口水，小伙伴们都喊道：“赶快出来，那里是深坑！”可是没有人敢过去拉我，幸好在远处树荫下乘凉的三爷爷听到喊声，急忙跑过来，跳到水里把我抱了上来，如果不是三爷爷，我想那一次我非得淹死不可，三爷爷救了我一命，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救命之恩。

记得有一年，我头上长满了疮，父母用了很多方法也没有治好。贾庄的舅爷爷是个郎中，八爷爷就把我带到贾庄舅爷爷家里，八爷爷对我说：“让你舅爷爷给看看治治，他可是个郎中！”舅爷爷看了看说：“把木梳背剔掉，每天在头皮上轻轻刮上几遍就行了，钱就不要了，回家给你奶说给弄些个‘鸡子’吃就行了！”我不知道什么是‘鸡子’，看看舅爷爷，又望望八爷爷，我犯傻了，八爷爷看明白了我不懂什么是‘鸡子’，笑着对我说：“傻孩子，‘鸡子’就是鸡蛋！回家和你奶说，就说你舅爷爷说的把木梳背剔掉，每天刮几下头皮，治好了再留头。”我跑回家跟我奶一说，我奶高兴得不得了，说：“吃‘鸡子’还不好办！要是治好了，我还要请他吃饺子呢！”依着舅爷爷的法子治好了我满头的疮，我们全家感谢他，我也永远忘不了舅爷爷的好。

                                                                                接受革命教育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全国到处都在闹国民革命，我们村也在天天闹革命，崔安仁爷爷是我们村闹革命的头,他把村里的青年们都组织起来，在他带领下,这一帮青年人天天早晨晚上在场地上跑步、唱歌、做操、搞训练，小伙子们的积极性可高了，场地边上村子里的老年人还有一些年轻妇女和媳妇们在看热闹，场面极其热烈，我和村里的小孩子们，也常常跟着过去凑热闹，他们跑操我们也跟着跑，他们开会训导我们儿童也跟着听，他们唱歌我们也跟着唱。我记忆里有一首歌是这么这么唱的：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革命革命向前进！县政府听说我们村里闹革命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于是便派专人来村里视察,来人坐着东洋车，来到村子里，由村长领着挨家挨户剪辫子、给妇女放脚，说是解放妇女、男女平等，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这些少年儿童接受了一些新兴的革命教育理念。

我是个听话的孩子。在我们这些同龄儿童少年当中，我是比较听话的，在村子里也特别招人喜欢，有些需要孩子们办的事情，大多都是愿意支使我去办。我二叔家堂姐出嫁，不让比我大三岁的二哥青云去开锁，而是让我去，还交代我说：“婆家如果不给钱你就别开锁！”；二哥青云结婚时让我压轿，去接媳妇的的时候让我坐在花轿里，这叫压轿，接上新媳妇后，就是新媳妇坐在轿子离了，这叫有去有回，意思是既不能空着轿子去又不能空着轿子回来，接上新媳妇，我就改坐牛车回来了。

1939年春日本鬼子在禹城集会训话，强令每乡派一名学生参加。乡里花十元钱雇人，可是没有人愿意去，大家都害怕。可把乡长难坏了，我想我可以去，虽然我干过八路，但是不会有人说出去的！我去，既能挣十元钱，又为乡里解决了派人难题，一举两得，十元钱不挣白不挣。于是我就自报奋勇去禹城集会，到了会场，我报上名，坐到了会场里，等到开会的时候，我借口去解手，离开会场出去转悠起来了。会场设在西门里的广场上，会场上有大幅的写着“中日亲善”“大东亚新秩序”等骗人的标语。会场往西就是大粪市场，我在市场里闲逛着边走边看，市场上有一个卖粪人正吃着饼子，看到来买粪的客人，把饼子往嘴里一叼，随手掰开一块大粪说：“你看这是真货吧？”说完用手拿下饼子继续吃，也不嫌脏。庄户人真是不讲究，现在和过去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不过现今人讲究卫生自然是好事，但是过分讲究就不好了。

因为我听大人的话，村中的老人们都特别喜欢我，院中大娘虽然岁数大了，还是要经常留着些瓜枣给我吃；老五娘娘已经六七十岁了，每天晚上纺线纺到半夜，他两个光棍儿子凤耀、凤和弟兄俩，我得叫爷爷，两个人做豆腐卖豆腐，穷的都说不上媳妇，老五娘娘还是经常给我渣豆腐、窝窝头吃；东头的张学彦爷爷，每每看见我就会哄我到他跟前，然后抱起我就摎扯我，直到我喊好爷爷才肯放手。村中老人喜欢我，让我更加留恋和热爱故土。

都说是“严父”“慈母”此话一点不假。我们全家人没有哪个不怕我父亲的，我就更怕了。王凤和爷爷，就是老五娘娘的次子，忘记什么原因了，反正是他得罪了我。有一次，他到我家来，我把他拦住，就是不让他进门，王凤和爷爷说：“你这孩子！你这孩子！调皮了！”他还是很客气不打我也不骂我，还笑眯眯的样子，我爹看见了，喊道：“胖墩！你干什么？还不快让你三爷爷进来！”我怕父亲，就乖乖的躲开让他进到家里来了。我七岁那年夏天，天热得很，我在外面和伙伴们玩的满头大汗，口干舌燥，看见王凤凯爷爷在井边提水，刚提上一桶水来，我啥也不顾趴下就要喝，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这次他却是说什么也不让我喝，于是我就坐在井口上不让他打水，他就把我拖到一边，他是个大人，我还是个孩子，当然我是拧不过他了，被他拖开后，我气不过，就骂他了，他虽然并没有动手打我，但是他告诉了我爹，我爹追撵着要打我，我跑到了牟庄的岗子上，我爹撵不上我就回家了。到了晚上要回家睡觉了，我爹逮住我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我恨死了王凤凯爷爷了。第二天中午趁人们都在睡午觉，没有人能看见的时候，我就到围墙外（靠我家很近）把他家快要开花的南瓜秧用镰刀通通削掉了，王凤凯爷爷顺着脚印找到了我家，说：“你家胖墩干的好事，把我家南瓜秧都给削了！”我当然不肯承认，我爹憋着一肚子气向人家赔礼道歉，到了晚上，我爹又狠狠的毒打了我一顿。我奶既心疼我，还又不能劝拉，眼睁睁看着我挨打，过后，她含着眼泪对我说说：“你爹打你，也是你该打，人家种地也不容易，不让喝，咱就不喝，回家来喝。对人能忍就忍，能让就让，能躲就躲，万不能做哪些伤天害理的坏事！”我奶疼我，我爱母亲，最听奶的话，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做无理的事情了，有时候就是有理我也能让就让。有一次，彭家的元方子在西门外租用的刘家的地里有种的瓜，我和一群孩子在那边拔草，别的孩子见瓜地里无人，就去偷，元方子正出西门刚好看见，立即就喊起来了，偷瓜的孩子都吓跑了，我既没有偷又没做亏心事，当然心安理得没有跑，元方子赶过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了我两瓜铲子，我当时就疼哭了，和他讲理。若在过去，我肯定会报复他，听了奶的话，能忍就忍了，再也没想报复他。

                                                                                           我上学了

可怜的学校，可敬的老师。六岁的时候，母亲送我去上学，说起来也真是可怜，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室，村里谁家有闲屋谁家就做临时教室，人家有用了，我们就搬家，就这样断断续续的一年要搬好几次。我一共上了一年半的学，光搬迁教室就搬了四次：八爷爷家的新屋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室，又搬到我家的新房里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室，张登岭家、彭东阳家的屋子都做过教室。后来我入了天主教，在肖德福家的教堂里，跟着张道士庄教堂派来的修女李大姑学习念经、学习识字，才算是有了固定的教室。我的启蒙老师是杨恩喜老师，他人是真好，他是刘景吴村人，他的当时薪水也就只有几斗谷米，轮流着每天到学生家吃饭，他什么也不计较，就知道不辞辛苦、兢兢业业的认真教学，教学生们一起唱歌、游戏，他不辞辛苦地教学传授我们知识。我至今仍然记得他教唱的要早起、讲卫生、有礼貌的歌词：

                                 睡梦醒、鸡叫声、

                                抬头一看亮晶晶，

                                 天上的星都不见，

                                 耳闻街上哴哴喧；

                                 先穿衣、后穿袜，

                                 倒水洗脸把牙刷，

                               背书包、快步走，

                               迈步来到校门口，

                               见了老师鞠躬礼，

                               见了同学问声好。

上课时，老师讲国语，算术、自然。绿皮的课本上画着一个圆圈，一边一个人拿着飞机。我们都是用石板石笔写字、做算术题，然后一大摞一大摞地送到杨老师那里批改，杨老师批改作业很认真。老师的待遇虽然很低，但是当我看到杨老师教学批改作业仍然是那么认真，一丝不苟，那么拼命，我真的是由衷的佩服。杨老师有一把戒尺，专门用来打调皮的、学习不认真的、不听话的学生，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见过老师用戒尺打学生，通常都是讲道理，讲学习的好处、做人的道理，杨恩喜老师太好了，我永远怀念他！

                                                                我要当兵

参加八路军，抗日打鬼子。1937年7月7 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强盗大举入侵中国。在这生死存亡、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国民政府却置国家、民族大义不顾，放弃抵抗、节节败退、向南逃跑。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虽然在装备上很差，但是，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毅然北上挑起抗日救国的大旗，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8年2月，我三叔王书琴，在中共地下党禹城县负责人霍仙洲的鼓动下，毅然辞去国民政府张集乡乡长一职，带领本村彭东京、王凤玉、王凤海等十余人参加了八路军，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后来他又策动辛店民团头子、三区区长楮连三武装投奔八路军，编为八支队，不做亡国奴是普通老百姓的信条，各地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特别高。1938年8月八路军东进支队宣传队路过我村，看着这些比我的大不了多少的娃娃兵们身穿军装、腰扎皮带、头戴军帽、肩背书包、精神抖擞、威风凛凛、气势昂扬地唱着抗日救亡歌曲，整齐的通过我们村，村里老少都争相拥到道路两旁，夹道欢送，我在人群中看着远去的宣传队伍，心里非常羡慕，小伙伴们也一样，大家都有一种想加入这样的队伍当中的冲动。宣传队已经走远了，欢送的人群还是迟迟没有散去，大家都在议论纷纷：“听说队伍里不光管吃管住，还管上学识字。”“这些娃这么小就知道宣传抗日、救国救民，有出息！”“赶明让我家孩子也加入到这样的队伍中去！”村里的大人们赞口不绝，都愿意让孩子跟着这样的队伍去抗日打鬼子。队伍消失在了茫茫原野上，看热闹的人群也渐渐散尽，我望着原野上还没有散尽的烟尘，暗暗下决心：我要当八路！

                                                                            虚报年龄

1938年，那年我虚岁十岁。在部队离开村子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开始呕着母亲要去当娃娃兵，去当八路！母亲呕不过，就去和我父亲商量。父亲虽然担心，但是经过昨天的场景，也没有多说什么。再说我兄弟姊妹好几个，家里人口多，怎么说抗日救国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父母亲都通情达理，虽然不舍但是还是非常赞成我去参加八路，就是担心我年龄小队伍上不收，于是就让我虚报年龄说是十三岁。不足十周岁的娃娃，硬说十三岁，说出来谁信？李青山委员就不信，于是叫来一个十三岁的宣传队员让我和他比比个头，一比我还真比过了他，可是李委员还是不相信，说啥都不肯收我。怎么办呢？我村里在八支队当青年干事的彭东京偷偷给我出主意：“赖着他！你就赖着他不走！”我就赖在李委员那里，说啥就是不走了，李委员没有法子，只好最后还是收下了我，让我跟他当勤务员。初冬的一天，部队从双庙移防到牟庄，可能是太过兴奋或者是行军太过劳累，晚上睡觉我尿炕了，我想漆干，躺在炕上一动不敢动，李青山委员感到很奇怪，小孩子睡觉哪有太老实的，走过来，关心的摸了摸我的额头，然后把手伸进被窝，说：“小鬼，尿床了！”我装作刚刚睡醒的样子，“做梦了，想找地方撒尿，可是到处都有人，就跑到没人的地方，憋不住就尿了，觉得真痛快，谁知道尿在炕上了。”我不好意思的说。

第二天，李委员就把我送到了宣传队里去了。部队后来又移防到太平寺休整了几天；而后霍仙洲被调任禹城县县长；我大哥王青山和本村张学彦爷爷都在县大队当了小队长。

部队在太平寺没住几天，就开拔了，准备到乐陵集训，行军的路上，我掉到队伍的后边，好在没多久驼骡队上来了，我紧紧跟着驼骡队一起继续向乐陵开去，一路上驼骡队的同志不断给我鼓劲，说：“小鬼，你可真行，看你这么小，走起路来还挺带劲的嘛！”，他们这么说，我越发劲头十足，就这样，我随着驼骡队一路赶到了乐陵。我急忙赶到集训队，集训队住在北关，我们需要在这里集训半个月。在集训期间我们集训队员除了每天必须的军事训练外，还要学习一些剧目像“兄妹开荒”等，另外，训导员还教了我们学唱“日本歌曲”，我清楚的记得歌词是这样的：“你红那里代沙、你红那里代沙、就奥把它赛考落沙多、考起来奥一代优待时落、你红那里代沙、你红那里代沙、哇啦哇啦布拉希、桃代沙、你红闹滚巴子奥武器他奥赛。”我只知道跟着唱，其实什么意思我们也不知道。紧张活泼的集训学习结束后，我又返回了八支队，没做停留接着我随部队又转移到了宁津县的闫家集，我们被安排住到了国军宋占元部的一个师长家的大院里，哇！真气派啊！院子可真大啊！南北两个院落，中间还有天桥相通，我们住在南院，南院也是由好几个小的院落构成。我收拾好房间后，找到裁缝组老乡刘景吴村的王立风让他帮我扎好裹腿带，在他面前抖抖精神，神神气气的走来走去，正在兴头上，这时候我三叔王书琴。时任后勤处长，派人强令我跟着曾经掩护霍仙洲的张学信爷爷回家去，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打到我头上，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我不愿意回家，但是三叔的话又不能不听，不敢不听。我极不情愿的换上了便衣，还没等出门，支队的朱委员就回来了，看我穿着便衣，还是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好奇的看着我，打趣地说：“小鬼，怎么了？想开小差？”说完，他还不容我们辩解，招呼门外的哨兵：“来来来！你们几个把他们先给我关起来！”进来几个人把我和另外一个小鬼连同张学信爷爷三个人一起关押起来。那一个小鬼害怕啊，他比我大一点，几天前他刚听说有一个苏庄的战士开小差跑了，被部队抓了回来给枪毙了。这件事他听说了，我没有听说，所以他害怕被枪毙，所以一个劲的光哭。我呢？我在禁闭室里暗暗的高兴：这回不用回家了，这里有人给站岗，还有人给送饭吃，太好了！

在禁闭室关押了三天后，我们被带到特派员（以前我不知道有这个职务，现在我才知道，感情他的权利还挺大的）那里，特派员对我们进行了审查，看到我的年龄实在是太小，就对我说：“你还是回家去吧，长大了再来！”就这样张学信爷爷把我带回了家。     

                                                                    重返革命队伍，抗战到底！

我大哥原来是楮连三的民团的兵，也随着楮团投奔了八路军，楮团奉命开赴外地开辟根据地，楮连三认为上当受骗了，遂叛变投敌当了汉奸，我大哥不愿意当汉奸为日本人卖命，就离开了楮部跑回县大队当上小队长。我大哥是八路，他的拜把子兄弟楮振德、楮振义是汉奸，再加上刘景吴汉奸营长王立东和沙河辛早就有过节，他们做汉奸做事没有底线，随心所欲，想杀就杀，大哥不想连累家庭，便辞职去了东北，远走他乡。

1939年6月，县政府逃亡抓捕队进驻我村，住在彭家，村长王凤路告诉抓捕队负责人说：“我村胖墩也干过八路，是队伍上让他回家的，到现在还一心想着回去呢！”就这样我随抓捕队来都了县政府，觉得我有八路的底子吧，就把我派给行政科科长张胡子（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叫他大胡子）当勤务，我就这样算是归队了吧！县政府活动工作面很大，考虑到我年纪小，害怕成累赘，就把我留给了平原八区区长刘玉祥当了勤务。区里的工作也很危险，区长经常带着我去敌占区，做敌占区伪乡长的工作，给他们讲统一战线。他们都有自行车，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就练习学骑自行车。不久王其元调任来平原当县长，缺少勤务，于是他又把我要去给他做勤务。

1940年，地委要服务员，小高不愿意去，就让我去了地委。不久，地委书记杜子孚调任离开，何郝炬从中央巡视团留下来担任了二地委书记，他有贾金砚跟着他做警卫服务员，这边我成了可有可无之人，但总是要有安排的，考虑到暂时无处可去，就让我到地委宣传部印刷组帮忙，做些分发文件的杂活。

随着战事的变化，地委机关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转移。有一次，我们刚刚进驻到沙河北边的信庄，忽然听说临邑的汉奸何狗子（何风岐）和他的汉奸队已经来到了沙河南的季家寨，马上又要来沙河北的信庄，大家吃了一惊，一切来的太突然了。地委转移信庄前一点都没有察觉到汉奸队有要来沙河两岸的迹象。地委领导经过紧急磋商，指示我们把印刷机、蜡纸、钢板、还有印刷品等重要物资抓紧就地分散隐藏起来，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则紧急转移到庄北隐蔽了起来，结果何狗子的汉奸队在季家寨折腾了一番没有什么收获，就急急忙忙赶回临邑城了，我们虚惊了一场，大家伙一颗悬着的、紧绷着的心也放下来了。

                                               革命工作，上级叫干啥就干啥，不挑不捡听指挥

当时时任陵县二区区长的刘润生同志，担心何郝炬同志整日劳途奔波，害怕他身体抗不住，特地从当地老乡那里买了一头大黑叫驴，给他送来让他代脚。郝炬把我要到了他的身边，让我负责送信、联络等工作，同时负担起喂养大黑驴的差事。这头黑叫驴开始不是很老实，我怕调教不好牠，就给牠戴上了齿牙子，不听话我就拉齿牙子，经过多次调教之后，牠听话多了，可还有一点不好，就是牠不会跳沟。这年春天，有一次，我又骑着它去送信，刚出了村西门口，就碰上老乡往地里拉粪的草驴车，这下可不得了、坏了事了，大黑叫驴一看见草驴发疯般的向草驴跑去，我拢都拢不住，我连忙跳下来，死命的拉住齿牙子，勉强把它拉住，狠狠地抽打了牠几鞭子，看它老实了，我就又骑了上去，还没等我坐踏实，它就疯狂的向南边草驴远去的方向追了过去，我使劲夹紧了两腿，一点也不敢乱动，就感觉牠像是四蹄生风，几尺宽的沟一跃就过去了，一直跑到南边邻村的树林子里它才停下来，我整个人就像虚脱了一样，老半天才回过神来。在树林休息了一会，我再一次骑上它安全的把信送达目的地。后来给村长说起来了这件事，村长大笑，说：“那天早上我喂了牠一斤多的小米！不然怎么驼得动咱们的胖墩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