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图:华夏主编刘迪生
转载的话:
理想是什么?诗歌是什么?做人的价值是什么?由诗歌结缘的友谊又是什么?
今天,《华夏》主编刘迪生老师在“穗园作家茶座“群发来此篇大作,读后让人感慨,让人心疼,让人敬佩!
在这虚荣、虚伪、浮躁、急功近利充斥某些角落的年月,能有这群珍惜友情、敬畏诗歌、乐于奉献、执着前行的文学人,我们看到了阳光,看到了力量!
如此让人从心底高歌——纯粹、真诚、伟大的人,我们向你们学习致敬!
谢谢作者!谢谢《华夏》!谢谢主编刘迪生老师!你们为社会亮出了一盏真善美的明灯!
都市头条岭南作家主编:池朝兴

东荡子诗歌奖:见证友谊和诗歌
原创 谢洋 huaxiamagazine 2022-01-27
每年的11月份都是东荡子诗歌促进会最忙碌的时候。
自从挂牌以来,这个民间机构一直在诗歌界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许多业界的人都知道它。七年前,朋友们为了纪念已故的诗人东荡子,自发成立了这个带有公益性质的松散组织,而除了整理出版东荡子的诗文全集、举办研讨会、做点不是很成功的翻译等活动之外,最重要的工作便是筹办每一届东荡子诗歌奖以及举办颁奖典礼。按东荡子诗歌促进会会长世宾的说法是要把“所有的荣光都献给获奖者”。
▲东荡子
没有商业运作,也没有领导者,朋友们一直都是自发抽取业余时间,投入到筹措资金、评选获奖者、甄选场地、编排晚会以及后续宣传等工作中。或许是诗人们骨子里浪漫自由的天性,几乎每届诗歌奖都可以用世宾的一句“混乱中的胜利”来概括。
也许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纪念一位已故诗人值得如此大费周章,这群人里还有很多不与文学沾边的,但这并不阻碍大家为了这个并不出圈的奖项出钱出力。
事实上,对于朋友们来说,缅怀东荡子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毕竟他豪气慷慨,交游广泛,奇特的人格魅力让他轻易地成为每次聚会的中心。
但同时,在这个诗歌式微的年代,这群人又能凝聚在一起,在有别于日常生活的轨道上进行一场西西弗斯式的奔赴。
这是逝者留给世界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2021年 11月 19日,第七届东荡子诗歌奖(2020年因疫情停办了一届主奖,保留了高校奖)在广东顺德的北滘文化中心音乐厅颁出,获奖者是诗人黄灿然。
本来的颁奖典礼定在东荡子的故乡湖南沅江,但因为疫情防控政策无法成行。挑选场馆、设计节目、聘请导演演员等工作都是世宾和副会长黄礼孩在主要负责,两个星期前临时决定改变地点后,黄礼孩与顺德区政府取得联系,对方愿意免费提供场地,这才有了颁奖的空间。
▲世宾在第七届东荡子诗歌奖上致辞
作为《诗歌与人》和《中西诗歌》的主编,除了日常编辑出版的工作,加上数不清的文学讲座、活动策划以及各类约稿等,黄礼孩每年还要筹办广州新年诗会和“诗歌与人·国际诗人奖”等两大重要的诗歌盛典,几乎每个昼夜之间他都在全力奔跑。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每年接下东荡子诗歌奖的相关工作,除了举办诗歌活动经验丰富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一种奇特的力量——“诗歌与友谊”。
这是世宾在每一次颁奖典礼过后都会感慨的词句,也是整个促进会的共识——每个人都囿于生活,却愿意在促进会的事情上挤出时间海绵里的水分。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通过采访中各人回忆的拼贴,二十多年来的脉络逐渐明晰。
“诗歌”指的不仅是朋友们对东荡子在汉语诗歌写作领域的价值认同,还包括东荡子、世宾、黄礼孩早年共同提倡的“完整性写作”(东荡子认为写诗和做人一样,在于不断消除人类精神中存在的黑暗),诗人希望通过语言构建起诗歌人格和世界,并以此关照庸常的日常生命。“友谊”则是自20世纪80、90年代——那个属于诗歌的黄金时代遗留下来的气象。东荡子一生漂泊,在落户增城之前,广州是他待得最久的地方,在这两个地方,他认识促进会里的许多朋友。
在增城,他平静地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写下了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组诗篇——《阿斯加》,同时也收获了许多圈子之外的友谊。
在广州,世纪交替中最后一场属于诗歌的狂欢里,他与世宾、黄礼孩、浪子、江城等诗人穿行在太和、梅花园、石牌等城中村的窄巷中,在如雨后春笋般冒头的民刊杂志上听闻彼此的姓名,在握手楼常年不见阳光的房间里因为文学观点争论不休,最后留下满地的烟蒂和酒瓶。
其中,梅花园的麦地和圣地对东荡子有着特殊的意义。
圣地以前只是一个贫穷落后的郊区,属于麦地村,后来商家用一块红布写上“圣地亚夜市”的字样,很正经地横挂在路口,圣地很自然就被通俗地叫开,成了一个新的村庄。
多年后,东荡子在文章中写道:“我从南方到北方,再到东方到西方,最后又到更南的南方停在广州,圣地和麦地成为我的两个鸟巢,我这只候鸟注定要在这样的鸟巢里呆上一个好长的季节;它们又仿佛两条河流,我曾经沿着它们的两岸观望漫长岁月,在泥沼中跋涉,但我并没有发现河流与泥沼哪一样更清澈。”
世宾说:“所有的诗人都是兄弟。”
现在看来,与东荡子在广州的交往成为了世宾、黄礼孩等诗人生命中的分界点。在那些岁月里,他们的友谊和诗歌如同亚热带季风气候里的植物一样疯长,而青年时代对写作的狂热信念也逐渐确立为一生的事业。
1996年春天,经浪子介绍,东荡子在环市东路的一条小巷里第一次见到了黄礼孩。黄礼孩没有想到的是,东荡子会在日后成为他“诗歌道路上最重要的师长”。
彼时的广州诗坛虽然以包容的姿态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草根诗人,但与国内一众诗歌重镇相比,无论是在朦胧诗时期还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始终缺乏自己的声音,这一情况直到诗人江城接手《面影》的主编位置才得以好转。在江城的苦心经营下,这份民刊的视野投向全国,为广东引入了全新的诗歌潮流,成为广东重要的诗歌阵地,而至今仍活跃的广东诗人们,大多在《面影》上露过脸或在其中汲取过养分。
世宾第一次知道东荡子的名字也是因为《面影》,后者曾在上面刊发了一篇评论广东青年诗人的文章。
1995年从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世宾被分配到鹤山市政府工作,距离广州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每个周六他总要骑着摩托过去与朋友见面聊天。每星期回广州,他都称为“到朋友们中去”。
东荡子那时住在太和,他的住处成为广州诗人们日常聚集的场所。浪子、黄礼孩、江城等人是那里的常客,见面时,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纸,上面是新写的诗。
世宾赶到时,一推开门,朋友们讨论作品的声音已经穿过屋内弥漫的烟雾迎面而来,他就知道自己又迟到了。
作家陈小虎在多年后的回忆视角里,为我们展示了很多细节:东荡子总是站在屋子的中间,语速飞快,像劈柴一样,长长的烟灰时常掉到杯子里,消融在黑色的茶水中,他也不在意,端起茶杯一口气喝完;江城说话的声调平稳、缓慢,但语气透着一股坚持到底的固执,在东荡子凌厉的攻势面前,他用笑声和抽烟来做反攻的准备;浪子喜欢撩拨着自己的长发表示不满,同时搬用一堆外国诗人的观点来为自己辩护;迟到的世宾则因为创作理念相近而与东荡子同个阵营,他喜欢侧着身子摆动手臂,情绪激动时就站起来,大声朗读诗歌;只有黄礼孩不抽烟,也不参加任何的争辩,只是坐在角落里微笑地看着、听着他们。
后来,东荡子搬到了梅花园,这里相对靠近城区,往来的朋友更多。他住在圣地,把住处称之为“圣地居”。这是东荡子的习惯,他曾将自己在沅江的住处所在的小山包命名为“首阳山”,后来搬到益阳,这个名字也跟着被迁移到益阳,益阳住处附近的小山包就被称为“首阳山”,落户增城后初期租住的出租屋被命名为“上林墟”,而度过他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房子则是“九雨楼”。
“圣地”这个词如同某种神谕般照见了他的过去和生活,“我的过去一路奔忙,也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逃跑,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疲惫而忧伤。这个词条的神秘和圣洁或更多的内容可能填满了我当时极度虚弱的内心,也正是我真正向往的那种感受”。
后来他在《预言》中写道,“预言之中黑暗永无穷尽,种子在奔跑 / 你那无助而怜悯的心 / 有一天会闪耀。”
诗歌的种子已经播下,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有人离开了。忙于家庭生活的江城不再写作,最后一期《面影》也胎死腹中。从此这份曾经辉煌的民刊遁入了历史尘埃,至今在网络上也搜不到只言片语。陈小虎离开广州时,在出租屋的角落、成堆的报纸杂志、抽屉以及沙发下面,搜出了91副扑克牌,堆起来如同坚固的长城。
有人走了又来。1998年底,东荡子回老家开办农场,地址选在洞庭湖边,养鸡鸭和鱼,他曾满怀信心地向朋友们描述农场美好的发展情景,但几个月后很快破产。后来他回到梅花园的麦地西街开了一家小饭馆,但他从不打理店铺,大多时候就坐在一张破烂的围椅上,光着膀子和朋友打牌、讨论诗歌和偶尔某个外地朋友带来的疯狂哲学,似是而非而又言辞凿凿。伙计走上来打断聊天,他一摆手:“钱在抽屉里,要买什么你定。”饭店只维持了一个月多月。
有人一直在。90年代的最后一年,就在世宾在民办公司和入职广州新兴媒体期间,他和黄礼孩准备一起创办一家文化出版公司,但他在公司出版第一本自费书后,就宣布退出了。黄礼孩接着干,就这样干了 20 多年。创办公司时,他同时创办了《诗歌与人》,除了为数不多的工资、收益、积蓄和稿费,一并投入进去的还有二十余年的宝贵时光。他感慨道:“哪怕留点资产现在也能活得自如一点,但年轻时候一心只想把一切都奉献给诗歌。”——这与东荡子等人的交往密不可分。当年他是群体中年龄最小的诗人,没有名气,诗歌技艺也不成熟,兄长们的帮助让他坚定地走上了诗歌之路。
′2013年10月13日,东荡子追悼会前一晚,当世宾在悼词中写到那句“东荡子一生都在贫困”时,泪水已经无法控制地滚落下来。
这是两人之间的约定。1998年上半年,众人在广州银锭塘一家大排档等待上菜的间隙里,闲聊的话题突然转向了生死。东荡子举着筷子,敲击着盘子,说:“将来我死了,悼词就由世宾来写,世宾来念。”
当时陈小虎也在场,他记得说完这句话后,东荡子安静下来,直直地望着小巷深处。当时的阳光正好从饭店遮阳板上落下来,投射到东荡子的头上。
他的脸,一半明亮,一半阴暗。
23岁那年,东荡子放弃在镇子上不景气的饭店,在县城租了一个房子准备写作。此前他开过照相馆,做过小学代课老师,也曾向信用社贷款购置了一辆摩托车,走街串巷做着倒卖苎麻的生意,但全部以失败告终。回到家里,他的父亲劈头给了一棒,质问他折腾了这么久的生活,全都半途而废,到底想要干什么,东荡子回答说:“我要做诗人。”父亲是一名木匠,听到儿子回答后面色铁青,吼出了一句令他终生难忘的话。
“杜甫死了埋蓑土。”
父亲的意思很明显,杜甫做诗人该是做到顶了,可他的生活一塌糊涂,贫寒得死了连棺材都没有一副,给人以蓑土埋了。
对于诗人的命运,东荡子选择坦然接受。
在梅花园的最后时光里,除了写作之外,东荡子无所事事,如同吉卜赛人一样流浪于各个城市的边缘,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身边的朋友们出于善意和忧虑,纷纷劝他出去找份工作养活自己。
彼时广州的报业迅猛发展,大批的“流浪记者”从全国各地涌进来。江城就曾经给他介绍了一份当编辑的工作,在文德路那边,东荡子去了三天就不干了,理由是路太远,稿件太差。
但他始终无法名正言顺地拒绝朋友们友好的提醒。直到一次在电梯里,有人再度提及这个问题,东荡子表现出了罕见的焦躁,他觉得“朋友们应该是理解我的,为什么还要劝我去工作呢?”
直到一天东荡子去增城拜访诗人巫国明,两人穿街过市地转悠,回到住所时已经很晚。那个漫长的夜晚,他们促膝长谈,巫国明深叹东荡子对时间的浪费,希望能在他家或帮东荡子租房子住下来,在那里写作。
2005年冬天,巫国明所在的文联和增城政府联合策划引进文学人才,具体由他联系操作。在说服东荡子后,巫国明拉着他跑居委会、跑派出所,直到最后所有手续办完为止。
如果说,广州的经历是世宾、黄礼孩等日后的广东重要诗人生命里的分水岭,底色是文学青年们的热血,那么在增城的最后岁月,则是东荡子梦寐以求的宁静生活,既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诗歌作品,也为他的许多身后事留下伏笔。
东荡子非常喜欢这座小城,在这里他认识了聂小雨。初次见面,聂小雨便叹服于东荡子深邃的精神世界,同时却又被其穷困潦倒的生活所震撼。不久后,两人结婚,贷款买房,搬进了九雨楼,新家由他亲自设计修,自己动手做了部分家具。
东荡子在增城日报社找了份副刊编辑工作,但不去上班,许多日常工作都是聂小雨帮他代工的。后来,东荡子陆续获得了几个国内诗歌奖,成为增城名气最大的诗人,有许多文学爱好者慕名而来,也不乏许多对人好奇的普通人想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
对于各方访客,东荡子报以极大的热情。有年轻的朋友第一次来到家里,偶然间谈到他想认识文化界的某位领导,东荡子暗自记下来,日后参加饭局的时候把他也顺便带上;有圈外的朋友听说他在装修,硬要借几千块钱给他,他没有拒绝就收下来,下个月再原封不动地还回去。
“诗人是不能欠债的”,这是他从决定成为一个诗人开始就制定的信条,只不过,对很多朋友的馈赠和救济,东荡子并不具备偿还的能力。他只能无私地把他对诗歌的理解和技艺传授给朋友们,在并不富裕的口袋里,他随时准备和更加困难的朋友共享他的午餐。
甚至,东荡子可以跟楼下的门卫聊上一整天——按照“完整性写作”的理念,东荡子一直致力于消除精神上的黑暗,不仅是自己的诗歌世界和生命状态,也包括关照每一个普通人。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东荡子几乎不看书,也不关心时政,即便他自制的书架上摆满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寄来的新作。但他并未停止对心灵的思考,2008年,他写下了 20多首《阿斯加》系列中的名篇。
那一年夏天,世宾夫妇与东荡子夫妇四人在增城碰面,东荡子兴奋地拿出诗稿给世宾看,并得意地说:“世宾你以后不用写诗了,给我写评论就好了。”
聂小雨连忙在旁边拉着他的衣袖,但世宾和东荡子都没有在意,两人相视一笑。那组作品中,最震撼世宾的是那首《喧嚣为何停止》:“喧嚣为何停止,听不见异样的声音 / 冬天不来,雪花照样堆积,一层一层 / 山水无痕,万物寂静 / 该不是圣者已诞生?”
短短四行,如今已作为诗人的墓志铭伴他长眠。
在2013年的追悼会上,当世宾语带哽咽地读到:“荡子的离去,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兄长,一位诗歌的带路人。作为二十年的好朋友,失去他,我深深地感受到在往后的欢乐中,会因为他的缺席而失去很大的一块。”到场的朋友们把殡仪馆最大的厅堂挤得满满当当,许多未能到场的朋友也托人带来了心意,比如收藏家老桥。他是浪子的朋友,曾在增城办过一个活动,经介绍认识了东荡子。
追悼会前一晚,他在纸条上写道,东荡子是自己的兄弟,想拿出两百万元,留作日后东荡子相关纪念仪式的资金,和朋友们一起为英年早逝的诗人做一点事情。
2014年,东荡子诗歌促进会开始筹备成立,那会微信群刚刚流行起来,世宾把许多东荡子的朋友拉进来,既是工作群也是日常交流群,他随手取了一个群名,那是东荡子的一句诗。
“朋友要一生才能回来”。
现在每年的重头戏东荡子诗歌奖,最初并不是由东荡子的朋友们提出来的,而是吴真珍。
东荡子在家中排行老二,吴真珍是她最大的妹妹,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多年前东荡子离开家乡,以诗歌圣徒的姿态到处漂泊;吴真珍到广东打拼,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并把兄弟姐妹都接过来一起创业。
除了东荡子。
在他去世之后,广州的诗人们几乎每年都会去沅江缅怀老朋友,往往路过村口时,老人都会投以好奇的目光——他们正如同当年东荡子的父亲一样,离东荡子很近,离诗歌却很远。
后来,亲人们是否曾试过去接近这位诗人的东荡子?但至少在东荡子去世的几年前,他和吴真珍并没有太多往来,直到 2013年前后。
那年东荡子获奖颇丰,先后获得了《芳草》杂志“第三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第一届扶正·独立诗人奖”和“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还有“第八届诗歌与人 •诗人奖”。
没错,就是《诗歌与人》主办的那个奖项。此时黄礼孩已经在诗坛上声名鹊起。2011年,他把奖颁给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随后,后者那年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这个奖或许给吴真珍带来前所未有的触动,她知道自己的哥哥是写诗的,但没想过东荡子会因为诗歌得到这样的荣耀;那年东荡子的追悼会上,她又看到东荡子因为诗歌而收获了无数珍贵的友谊。尤其是老桥留下的纸条。
她决心为哥哥做点什么。聂小雨等人劝她冷静,但吴真珍不顾劝阻,在追悼会当天,当着一众媒体和朋友们宣布要做东荡子诗歌奖,资金由她出。
如今,她每年都拿出 20 万元以上的金额来赞助促进会;2016 年她又提议增设高校诗歌奖,旨在扶掖新生代的诗歌力量。通过后来对获奖者的采访,也证明了这个奖项的设立,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一批年轻诗人,对他们日后的选择产生了影响。
回到奖项本身,找到合适的授奖人选并不容易。与《诗歌与人》的国际视野不同,东荡子诗歌奖面向的是汉语写作,声名远扬的诗人和评论家或许已经通过官方主流话语取得了文坛地位,并不需要这个奖项的加持;而被遮蔽的、达到水准的写作者放眼文坛并不多见。
世宾说,希望首届东荡子诗歌奖的诗人奖能为汉语写作立起一个标杆,所以他们颁给了宋琳。当问及未来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怎么办时,世宾回答说,“宁可停办”。另一个麻烦的事情是颁奖晚会。各方资助加上政府一点拨款,促进会每年都要精打细算。“既有诗歌眼力又熟悉艺术圈”的黄礼孩非常了解市场行情,广州市中心那些知名的场馆一天动辄数十万的租金,远不是促进会能够承受的。

▲获奖者和出席嘉宾在颁奖典礼上留影
因此,场地必须找免费的,凭着朋友们的社会关系和东荡子诗歌奖在圈内影响力的日渐扩大,暨大、广外这些广东高校,广州图书馆等文化场所都先后抛过来橄榄枝。导演和演员是友情价,至于场务、后期、摄影、后台等工作人员则时常由朋友们志愿担当。每年来帮忙的人并不固定,大部分也不是专业人士,不免手忙脚乱,所幸还是能给观众奉上一场光洁体面的典礼。
事实上,促进会内部不止一次地考虑过缩小规模甚至取消晚会。诗人梦亦非就认为,诗歌奖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因素在于颁给谁,而非晚会的规模有多大,聂小雨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但黄礼孩认为,在资金不是很匮乏的前提下,办一个简约而有创意的颁奖典礼也是“完整性写作”精神的一种呈现,也让诗歌奖能作为一道“光”被看见。
“一来诗歌奖是文学与美学的场域,二来一场颁奖典礼的意义在于给予诗歌尊严,即使这种尊严在现实生活面前一文不值。同时,大家聚在一起自然形成诗歌时光的纪念。这是我们的友谊,也是我们进行的文学史。”黄礼孩说。
有一年,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的颁奖典礼上,一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在看完全程后热泪盈眶,“想不到,在这个时代,还有这样一群人愿意无偿为诗歌做这么多事情。”类似的,还有在暨大颁奖的那一年,诗歌奖得主王寅动情地说道:“谢谢大家,在冬天仍然爱一个诗人。”
这可能就是黄礼孩所看重的诗歌尊严。
他们还讨论过诗歌奖未来能否落户某个城市,以借助地方政府的力量;或者参考国外诗歌奖的形式,通过基金会等商业运作的方式,使促进会能长久经营下去之类的问题。这些设想如果实现,或许能为他们节省不少心力,但也关系到未来奖项的独立性以及促进会的初衷,加上促进会中没有真正的绝对决策权,很多讨论都无疾而终。
世宾说:“我们都渴望成功,但失败拯救了我们。”
未来,他更期待诗歌奖能够呈现出写作之外的价值,东荡子生前想要用诗歌光照每个普通人的命运,世宾亦然。
2019年开始,促进会每年会以民刊的形式,独立出版大概一到两本《完整性写作》,收录朋友们最新的诗歌评论和作品。他们会把书中的作品放到促进会的公众号上,每期的阅读量正常都在200左右。
▲用舞台剧的形式表现诗歌
没有人知道他们还能坚持多久。世宾这两年来陆续做过几次手术,身体机能开始下滑,但他还要兼顾着广东省作协的事务、促进会的日常以及自己的写作计划。
本来今年促进会要举行换届仪式,世宾想卸下会长的职务,却未能如愿。
在聂小雨看来,世宾或许是所有朋友中,精神面貌最接近东荡子的人——豪爽热忱、不计得失,也有着类似的诗歌理念。他仿佛是促进会里的粘合剂,犹如当年东荡子能把朋友们聚集到一起那样。
大家也劝他:“世宾,你就一直做下去吧。”
《百面战旗红》都市头条岭南作家发布平台,都市头条岭南作家主编:
池朝兴,广州市城管执法局退休干部(正局)、关工委副主任,广东五星志愿者,罗援将军主持的《百面战旗红》都市头条岭南作家发布平台主编,千岛日报《中华文化》编委,都市头条认证编辑,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诗歌网、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广州市海珠区作协、广州市荔湾区作协会员,广州市海珠区作协文创委副主任、宣传媒介部主任,华夏精短文学学会会员、签约作家,等。
2019 世界华语诗王争霸赛亚军获得者;中国新诗百年征文大赛100位城市文学影响力诗人;“龙盟爱心梦影回廊”诗词歌赋优秀作品百强铜奖获得者。出版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诗歌著作《金色的阳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