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名篇《没有祖国的孩子》

刘佳维    桑民强

20世纪初，舒群辍学，家境贫寒，只能去砍柴担柴到一面坡集市叫卖换钱。在集市上，舒群认识了一个从日本殖民地朝鲜流落到此地的朝鲜孩子——果里。因年龄相仿，都是贫苦子弟，不同的只是果里家国已沦丧，而舒群的家国也遭铁蹄践踏，沦丧已是迟早的事。心曲相通，惺惺相惜，果里向舒群讲述了国丧家破到处流浪的痛苦，还有流落到中国东北后处处遭受到的耻辱和虐待，每当想到这些，果里都会流出辛酸的泪水，继而眼里闪出仇恨的光。一个饱受奴役又不甘忍受的少年形象深深地印刻在舒群的脑海里。

在果里的引荐下，舒群认识了设在一面坡的中东铁路苏联第十一子弟中学的子教师周云谢克列娃，她介绍舒群进入这所中学读书。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列宁、斯大林的画像，知道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湼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著名作家，使他产生了对民族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她给他一本通俗的共产主义读本和一本“七人”编著的俄文语法书。她给舒群讲十月革命的故事，帮舒群学习文学名著和科学知识。她给了舒群很好的政治文学的启蒙教育，用舒群的话讲：“她不仅是我的文化老师，第一个政治老师，而且也是指引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老师。”

这之后，舒群心中被点燃的革命火炬，无论环境艰险路途坎坷都始终不曾熄灭过。1931年，他辞掉月薪六十元的翻译工作，参加抗日义勇军，1932年他参加了第三国际中国组，承担情报传递秘密工作，继而同年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无论是从事炮火枪声的抗敌斗争，还是拿起笔著文发表抗战文章，他脑海中时时闪现果里那凄惨且不屈的形象，响起果里从心中喊出的吼声和坚强决心。自己又何尚不是一个失去家园、山河破碎的孩子，和果里有着同样的爱国情怀和复仇心理。想起果里，舒群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想起果里，舒群的革命理想更加美好。他手中的钢枪更加闪亮、猛烈，他手中的笔杆更加锐利、无情！

1934年3月，哈尔滨一片白色恐怖，日伪反动当局到处抓人，疯狂迫害进步作家和革命人士。这时舒群已与组织失去联系，他为寻找党和免遭毒手，在友人的帮助下离开哈尔滨，来到青岛。当时，北洋军阀统治着青岛，海军司令沈洪烈兼任市长。德、日帝国主义势力很大，国民党特务只能半公开活动。所以，东北逃亡青年和革命者都以此地为避风港。舒群在那里通过同学介绍，结识了姓倪的一位地下党员，倪家将他安排在二区区公所。不久，舒群和倪家三妹（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结了婚。舒群这时写信给萧军，萧红夫妇，让他们也来青岛，倪家又给二萧安排了住处；楼下两间是舒群、倪菁华（倪家三妹）夫妇住处。

舒群在青岛期间，一边在党的《磊报》做编辑工作，一边开始考虑写一个有质量的中篇小说。每当夜深人静时，他脑海中总冒出朝鲜少年果里的生动形象。他的英勇行为，他的怒吼、他的不屈、他的爱国之情，他对故国家乡的细腻情怀和一腔忠诚，舒群又联想到自己在东北的所见所闻，被践踏国土上倔强的男女老少，刺刀下奋起反抗的铮铮铁骨。日本傀儡满州国统治下的人们，有的忍气吞声、自辱颜面、奴性种种，但更多的是对日寇的蔑视、痛恨、抗争，相信天总有一天会蓝，水总有一天会清，欢笑总有一天会回归到东北这块土地上的……

于是他决定以异国少年果里为作品原型，写一篇较长一些的小说,以此来唤起民众！

这年秋天，青岛市地下党出了内奸。8月中秋节，国民党蓝衣社搞了一次大搜捕，青岛市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特务破坏，舒群和妻子被捕入狱。舒群与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高嵩同志同囚一室，在阴冷的监牢里，高嵩听说舒群心里有个写作念头，也有了一些腹稿，于是热情地鼓励他利用狱中时间完成这篇小说的写作。于是在党的领导同志的支持和鼓舞下，舒群开始了写作。

在阴冷的囚室内，想起往昔的战斗岁月，他总会热血沸腾：1932年3月末，他参加了第三国际中国组的工作，9月入中国共产党。年底，组织派他到洮南任情报站站长，从事情报的搜集和传递工作，边工作边写作，直到1933年秋。他在第二国际工作期间，业余写作并演出进步戏剧，他在《国际协报》、《哈尔滨商报》、《大同报》的副刊上，用“黑人”的笔名发表诗和散文，这些作品中，有的揭露日伪反动统治者的残暴和黑暗；有的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子女沦为乞丐和妓女；也有的表现知识青年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沦丧的苦闷心情。这阶段，他与在哈尔滨的许多进步文学青年建立了友谊，如陈凝秋（塞克）、罗烽（洛红）、金剑啸、三郎（萧军）、俏吟（萧红）、白朗（弋白、刘莉）等。并在现代作家金剑啸创建的进步戏剧团体“星星剧团”里当演员，和萧红一起排演白微的独幕剧《娘姨》（女佣人之意）。在敌人的恐怖威吓声中，他回忆起与朝鲜孩子相识的几个场面，果里这个祖国沦丧的孩子痛苦的经历和耻辱的心声，他对他的高丽国的怀念和不舍，对日本太阳旗的憎恨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舒群展开稿纸，在囚室里开始了《没有祖国的孩子》的初稿。不久，蒋介石“钦定”将三个要犯高嵩、倪家大哥倪鲁平和舒群夫人倪菁华解往南京，后来市公安局长王时泽（即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校长、舒群和高嵩都是那里的学生；他和海军司令沈鸿烈想割据青岛独立于蒋介石之外）念高嵩是他的部下，坚决不让蓝衣社特务把他们带到南京，而决定将他们送往济南韩复榘那里，也就是在老校长的帮助下，这才保住了这几位共产党员的性命。

到了该年12月，敌人将舒群妻子倪菁华和高嵩押往济南韩复榘那儿关押，舒群独住青岛一间囚室。这样又过了三四个月，舒群完成了《没有祖国的孩子》的初稿。

由于舒群党的关系尚未暴露，在哈尔滨的活动敌人也没掌握，当局便把他和高嵩爱人一起释放了。

1935年春，舒群从青岛监狱获释后，与高嵩妻子同行，装扮成假夫妻去济南探监，同去看望高嵩和倪菁华。然后，舒群又单独到了上海，通过熟人帮助于法租界泼莱斯路美华田一亭子间住下，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在这里修改定稿。

小说定稿后，舒群想请在鲁迅身边的萧军呈给先生审阅，但由于当时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个愿望始终也没有能够实现。

该年9月中旬，罗烽白朗夫妇到美华里亭子间与舒群同住。一天，女作家白薇来访，于亭子间意外地发现了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的稿子。阅读之后，十分惊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同时在日后立即传递给周扬，并经苏灵扬亲冒白色恐怖之险，帮助舒群做了最后若干修正，准备隆重推出。发表之前，白薇让舒群起个笔名，舒群一时想不出来，白薇建议叫“舒怀”，舒群将“怀”改为了“群”字，有心系大众，舒解群众苦难之意。此后，舒群即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重要的实力派作家和东北当红的流亡作家。

1935年底，舒群恢复了党的关系。1936年，《没有祖国的孩子》刊于傅东华主编的全国性文学刊物第六卷第五期《文学》杂志5月号上，后编入上海生活书店印刷发行的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中，从此，舒群一举成名，“舒群”笔名震动中国文坛。小说发表后，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和轰动效应。梅如发表了专论《创作月评》（1936年6月5日《文学界》创刊号）。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1936年6月25日《光明》第一卷第二号）《现阶段的文学》一文中评价了这篇作品——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的时代意义：失去了土地，没有祖国的人们，这种种的主题，在目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最近露面的新进作家舒群，就是以他的健康而朴素的风格，描写了很少被人注意的亡国孩子的故事，和正在被侵略中的为我们所遗忘了的蒙古同胞的生活和挣扎，而得到成功的新鲜效果，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期待。周立波也对这篇小说给予充分肯定，他在《1936年小说创作的回顾——丰饶的一年间》中指出：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艺术的成就上和反映时代的深度和跨度上，都逾越了我们的文学的一般标准，凭着这些新的力量的活动，1936年造就了文学上一个新时代（载1936.12.25《光明》第二卷第二号）。1937年沙蒙把它改编成剧本，后又被改成连环画。俄文、朝鲜文都有译本。1921年到1937年《儿童文学选集》中也被选入，由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年10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里也选入了这篇小说。

果里沙打了两声口哨后，装作苏多瓦给我们讲书的神气说：“高丽？世界上已没有了高丽这个国家。”

这话打痛了果里的脸，比击两掌都红，没说一句话，便不自然地走开了。牛群散乱着，他的小鞭子在地上也没了声响。

（摘自《没有祖国的孩子》）。

作者描写了祖国被殖民被侵吞后亡国奴的痛苦和自卑，是多么的残酷忍痛滴血啊！

但是，在影场的门前，发生了最大的难题，这个守门的大身量中国人，便坚持不让果里进去。我和他说了许多中国话，仿佛是让他给我些情面，他总是不放开这么一句话：

“他不是东铁学校的学生。”

“你让他进去吧，我们的先生和学生全认识他。”

“谁不认识他，穷高丽棒子！”

果里不懂中国话，他很沉静地站着。

我的喉咙却突然热涨，对那个守门的中国人大声地叫着：“他是我们的朋友！”

他装起像我父亲的尊严说：

“你和他做朋友，有什么出息？”

在灯光下，我和果里仿佛是停在冰窖里的一对尸体。果里突然冒出一句中国话：

“好小子，慢慢地见！”

现在，我晓得果里正是因懂中国话才那样气愤的吧！

(摘自《没有祖国的孩子》)

失去祖国沦为亡国奴是如此地被外人看不起，可以任意的践踏，连因同情朝鲜小孩的舒群也被羞辱在内。

在《没有祖国的孩子》里，孩子看见中国的旗帜换上了“满州国”国旗的时候，他们对祖国的国旗感到了无限爱惜和怀念，他们竟扑倒储藏室的玻璃窗上去看那丢在角落里（曾经高高飘扬在天空）的真正的国旗。这种情绪象本能一样的自然，而又使人感慨。

为什么舒群能写出这样优秀的小说，因为他亲历了亡国的痛苦，目击了土地丧失人民流离失散的情景，以及敌国侵略者汉奸的残暴行径，以及许多抗争的亲友和战士。舒群的爱国的思想和情愫，是在他的生活和斗争中滋长起来的，非常自然，却又带着巨大的感召力。

还需要特别指出“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一度社会和舆论中有一种亡国奴的消极气氛，好像中国人不行了。而《没有祖国的孩子》，描写了失掉祖国的被蹂躏被歧视的人们的生活，描写了游击队和蒙古人反抗和作战的故事，“九一八”以后的东北学生的爱国行为，狱中的生活，他的人物很单纯，很直率、勇敢；有着独立的人格，据傲的心情，这与亡国奴相的“恐日痛者”的心理，恰恰是一种对置。

他的人物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对于一切加于民族和自身的压迫，不能忍耐。

这和我们许多当时的同胞对于异族的任何迫害和侮辱怀着奴性的容忍的特性又完全不同。争取解放的中华民族，正需要这样的人物，所以舒群小说得到了许多读者的爱护，绝不仅仅不单单因为他作品的明快、新鲜，还是因为他描写了“现在正需要这种民族解放运动的动力”（鲁迅）的缘故。

                                                                      抗战文学《八月的乡村》诞生

桑民强    刘佳维  

1932年秋天，松花江洪水冲破江堤，哈尔滨市区一片汪洋。这时一位叫张廼莹的女子被困在道外东兴顺旅馆,她给《国际协报》副刊写了一封求救信，她就是日后的萧红。当时十九岁的舒群正以“黑人”的笔名给《国际协报》投稿，发表了若干诗和散文，他从《国际协报》的编辑中得知了有这样一个女孩被洪水围困，作为一个朴实憨厚的青年，他心地善良、见义勇为，用组织上发给他的出差、生活差（此时他参加了革命工作），给萧红，也就是当时名叫张廼莹的女子买了两个馒头、一包烟。那时大水早已漫过了头顶，舒群就把这些东西捆在脑袋上，游泳来到了旅馆。不久在萧军的帮助下（萧红后来做了萧军的妻子）得以解脱困境。当“二萧”在哈尔滨文坛崭露头角后，舒群把在“第三国际中国组”工作时节省下来的生活费、差旅费40元交给萧军，并和《五日画报》社协商，暂欠一部分印刷费，帮助“二萧”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跋涉》。

一九三三年，大约是五月的一天，舒群暂住在民办的《哈尔滨商报》报馆，一天，老同学（青岛海军学校）也是好朋友傅天飞突然来到他面前。傅天飞是1932年11月，随满州省委代理军委书记杨靖宇到南满游击区发展抗日武装离开哈尔滨的。在那里，傅天飞成为磐石游击队的一名领导人，傅天飞这次潜回哈尔滨除了有别的任务外，又与爱好文艺的舒群带来一份礼物——一部文学作品的腹稿。这份“腹稿”，就是中共领导下的磐石抗日游击队发展壮大的悲壮历史，里面有许多可歌可泣的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舒群知道傅天飞喜欢文学，且有文学才能，劝他保留着，以便将来从事创作，可是天飞却说：“……咱们两个人，两份腹稿，要保险很多，万一你我一个……将来总能剩下一个人，一份腹稿……。”他把磐石游击队的创建发展祥祥细细地讲给了舒群，讲了磐石游击队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其中既有烈火狂飙、惊天动地的战斗故事，也有可歌可泣，摧肝断肠的英雄事迹，他讲了整整一天一夜。舒群又把傅天飞讲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讲给了萧军、萧红。萧军、萧红听了也非常感动，立即要求舒群再请傅天飞到他们家，重新讲一遍。就这样，舒群又把天飞专程请到二萧家，给他们做了长时间的复述。萧红后来在《生人》一文中写道：“那个人是磐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然而，由于舒群忙于党的地下工作，一直未能将傅天飞的“腹稿”写成作品。倒是萧军文思泉涌、捷足先登，根据傅天飞、舒群的“腹稿”，写成作品，创作了震惊文坛的《八月的乡村》。对此，晚年的萧军曾说：“《八月的乡村》是磐石游击队提供的真实材料，加上艺术的虚构和个人军队生活的体验。”不啻如此，就连萧红的《生死场》所写的“革命军在磐石”也是沾其余光的。

1934年3月，此时的哈尔滨一片白色恐怖，日伪当局穷凶极恶，到处抓人，疯狂迫害进步作家和革命人士。在这种危险的环境和复杂的形势下，舒群参加第三国际情报站工作的特殊身份暴露了，他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为寻找党组织和免遭毒手，他不得不在友人的帮助下离开哈尔滨。形势危急，行色匆匆，那天深夜，他甚至未能与父母告别，只给家的院子里扔下一封简短的便函。第二天清晨，母亲才在薄薄的白雪下面发现了儿子留下的信件，可是儿子已经远走他乡了。舒群来到青岛，当时青岛是北洋军阀余部统治着。海军司令沈鸿烈兼任市长。德、日帝国主义势力在这里仍然很强大，国民党的特务只能半公开地活动。当时东北逃亡青年和革命者都以此为避风港。舒群在这里由同学高嵩介绍，与党组织接上头，在党的《磊》报做编辑工作，舒群与主编一见如故，主编将妹妹倪菁华介绍给他，并于1934年5月4日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结婚穿戴、用具、住房全是主编倪鲁平帮助解决的。

舒群结婚生活安定下来后，按约定给还在哈尔滨的萧军、萧红去信，请他们也迅速到青岛来。

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的前一天，舒群和其妻亲自上码头接来二萧，并在倪家同住（萧军后来在《大连丸上》一文记述了这段旅程：舒群，是位待人忠诚的老朋友，带着新婚的妻子到港口迎接我们，安排我们住进其岳父家中），后来，舒群又在倪家的帮助下，迁到观象一路一号，租了两间房子。一间住着萧军、萧红夫妇，一间住着舒群夫妇。有时萧红、倪青华一起下厨做饭等萧军、舒群回来共进晚餐，两家人在一起和睦而融合。在青岛，倪家和舒群给了二萧很多的帮助，使萧军能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和便利的生活条件，使自己投入到《八月的乡村》小说的写作中去，萧红也在此完成了《生死场》的写作，萧军和萧红在青岛虽然只待了半年时间，这里却是他们成名作的诞生地。青岛，在他们文学生涯里一个不该忽视的亮点，而能来青岛，是舒群的邀请之功，这两部小说的题材，也与舒群和他的同学傅天飞有关，舒群的这份友谊，二萧念念不忘，舒群的助力，也将被文学史所永远铭记。

在青岛诞生的二萧的成名作，被鲁迅称为“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特别是《八月的乡村》直接被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场景与现实生活，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这部作品着重表现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填补了中国近代和现代反帝反殖民文学缺乏直接尖锐的战争描写的空白，树立了中国现代抗战文学的第一面血染的旗帜。

【作者简介】

   刘佳维    1971年参加工作，1976年入党。1982年以来先后任黑龙江省邮票公司副经理、经理，省集邮协会秘书长，省局邮票处处长，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等。2002年以来曾任亚洲集邮联合会一届执委、两届副主席，全国第二批集邮会士，200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对新中国、解放区、中华民国邮票，有一定研究及实物收藏。成果既有论文和专著，又有专题编组邮集参展获奖。其中《邮苑情缘》《邮驿情驰》《邮林情愫》《邮海情深》系列散文集四部。1985年以来对文学逐渐产生兴趣，着重围绕东北作家群有深入研究并陆续发表系列文章。2005年作家出版社当代文学文丛有所著《邮苑内外》出版，2014年合著《驷马邮乘》，2016年合著《邮票上的廉政故事》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桑民强     1948年12月生于现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高中毕业，曾在企业担任中层干部。1985年至1994年先后担任杭州市残联委员、浙江省残联主席团委员。喜欢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东海杂志、福建文学等报刊上发表作品50万字左右，200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个人文集《自强之路》(34万字)，2017年出版《随语集》(30万字)，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杂文学会理事，华诗会会员，世界华文作家联合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