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 笔 豪 情 赋 中 华

——序潘安兴君《中华大家庭赋》

文/刘建林

“中华”是“中国”与“华夏”复合词之简称，其意可上溯至汉朝的“中国诸华”一语（意谓中国诸圣的后代）[见（汉）高诱注《吕氏春秋·简选》。]。

“华”通“花”，意谓文化灿烂，所谓中国“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华夏先民建国黄河中游，自认中央，且又文化发达，故称“中华”。

整词“中华”诞生在华夷混融的魏晋南北朝，南朝宋人裴松之(372—451)注《三国志》，评析诸葛亮的抱负说：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三国志·蜀志卷五·诸葛亮》，裴松之注。]

这是较早出现的“中华”一词，意近“中原”。其后，北齐魏收(507—572)撰《魏书》、唐代房玄龄等撰《晋书》，也多有“中华”用例[《魏书·礼志》：“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处中华，德祚微浅。”《魏书·宕昌传》：“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晋书·刘乔传》：“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皆以之与四周边裔对称。那时入主中原的游牧人也认同“中华”，《南齐书》载，漠北的柔然曾自号“皇芮”，宣称以“光复中华”为己任。 

至唐代，“中华”成为常用词，唐高宗永徽年间撰定的《唐律疏议》为其下定义：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唐律疏议》卷三。]

此处所论“中华”，已淡化地理中心意义，而突出文化中心属性。

1367年，时为吴王的朱元璋（1328—1398）兴兵讨元，命徐达（1332—1385）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1330—1369)为副将军，率甲士25万北伐，由后来誉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1310—1381）拟《喻中原檄》，文曰：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见《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二一。]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社会中组建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所拟《兴中会章程》称：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此为响彻环宇的“振兴中华”口号第一次提出。

1905年，孙中山等组建同盟会，公布《中国同盟会总章》，仿效朱元璋北伐檄文，成十六字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这种与“胡虏”（或“鞑虏”）对称的“中华”，指汉族及汉文化传-统。以后，“中华”更成为全体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的称号。

“中华民族”形成久远，定名近代。

由“民族”与“中华”组成的复合词“中华民族”，出于晚清，曾与“中国民族”同位并用。梁启超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出现“中国民族”、“四万万同胞”[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指历来生息于中国的诸族总称。

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多次将“我中华”与“国人”联用，统观上下文，是指在中国土地上的诸族之总称。该文有如下句式：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这是在中国文化的连续一贯性上指认“中华”的，同文还明确出现“中华民族”用例：厂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为齐。[同上。]

这大概是首出之“中华民族”整词。不过梁启超该文并未对“中华民族”作具体诠释，从语境分析，约指华夏—汉族。

1905年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把中国民族分为9系：华族、苗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梁氏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此文已经逼近中华民族乃多元一体之大民族的论断。

孙中山等革命派早有“恢复中华”、“振兴中华”的呼唤，此间所说“中华”，指汉族，这与革命派推翻满清统治的政治目标相关。而反对“排满革命”的立宪派杨度（1874—1931），1907年在《中国新报》1—6期连载《金铁主义说》一文，从中国诸族文化联系性、共同性出发，论述“中华”和“中华民族”：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以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4页。]

此论扬弃民族的体质人类学标准，而取文化人类学标准，超越肤色、形貌等血统、种族属性，从创造共同文化、形成类似心理这一关节点上阐明“中华民族”含义。杨度的“中华民族”说是符合学理的，从长时段看，也有益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发展，不过在排满革命的当年，此说不合时宜，起着维护清廷的作用。

杨度文章发表后，章太炎1907年7月5日在《民报》15号发表《中华民国解》与之辩论，认为“华”、“夏”、“汉”含义相通，将“中华民族”解为汉族，并揭露满族对汉族的凌虐，鼓动排满革命。

辛亥革命以后，满汉矛盾消解，孙中山等的民族主义重点，转为中国各民族协和团结以争取国际上的平等权利，倡言“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此即“五族共和”说。

1912年3月19日黄兴（1874—1916）、刘揆一（1878—1950）等发起组建“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与刘揆一等发起组织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启》，《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47—148页。]，孙中山盛赞该会“提携五族共跻文明之域，使先贤大同世界之想象，实现于廿世纪，用意实属可钦。”[ 1912年4月3日《临时政府公报》第56号。]同年3月23日，黄兴、刘揆一、黎元洪、蔡元培等将该会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与刘揆一等致各都督等电》，《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49页。]，发起电文称：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为急，无逾于此日……凡我同胞，何忍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上。]

黄兴被举为总理，刘揆一为协理，有满族、蒙古族人士等参与发起。该会成立消息，在《民立报》、《申报》等重要报刊登载，影响播及海内外。中华民族大同会是以“中华民族”之名建立的第一个社团组织。此后，多人著文阐发“中华民族”的内涵及外延。

李大钊（1888—1927）1917年2月19日在《甲寅》日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主张对古老的中华民族“更生再造”，在中国诸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新中华民族”。

孙中山1919著《三民主义》，阐述新的民族主义：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孙氏晚年力主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18页。]

总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含义逐步确定为中国诸族之总称，对内强调民族平等，对外力争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现在普遍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一词。

近现代，逐步走出封闭状态的国人，面对西东列强进逼的世界格局，民族国家观念觉醒，这种观念既受启迪于世界新思潮，又深植于中国诸族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命运和近似文化心理，诚如梁启超所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 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文集》专集第11册，中华书局1989年。]

中国历来是多民族国家，自古居于中原的华夏—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长期互动共存。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东北有乌桓、鲜卑、高丽、室韦、契丹、女真等，北方有匈奴、乌孙、突厥、回纥、蒙古等，西南有氐羌、吐谷浑、吐蕃、西南夷，南方有武陵蛮、僚、瑶、苗、黎等。经长期的民族融合、民族迁徙，形成中国境内今之诸族，合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呈“多元一体格局”，“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使得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现实格局色彩缤纷、生机勃勃，在多样性中保持强劲的凝聚力。

今之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总称，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94%，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多聚居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和松辽平原，使用汉藏语系的汉语、形意文字的汉字。其它民族多生活在东北、北、西北、西南地区，分布区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0－60%，主要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

民族是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汉族由在夏、商、周三代形成的华夏族与周边诸族融合而成，汉代以后渐称“汉人”、“汉族”，并继续与诸族融合。其它诸族也是如此，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是古代百越各支经长期演化而来，史称“西瓯”、“骆越”、“乌浒”、“僚”等，与汉族交流频繁，后总称“僮”，1965年改称壮族。满族的先世为东北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等古族，10世纪改称“女真”，17世纪定族名“满洲”，简称满族，入主中原前后，深受汉文化影响。

“中华民族”既有悠远深邃的历史渊源，又在近代民族国家竞存的世界环境中得以正式铸造。

时至近代，“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非体质人类学）概念，已然为生活在中国及散居世界各地的具有中华元素的诸族众所共认、共用，成为一个具有强大概括力、凝聚力的称号。

以上摘录冯天瑜先生《中国文化生成史》 

中华辞赋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肇源于春秋战国至汉赋大兴，经历各代，虽起落兴衰，仍领风骚两千余载。今逢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大复兴，中华辞赋亦当振兴。

赋家潘安兴君可谓传承经典，赋写时代，致辞赋之兴的努力践行者。潘君顺时应势，纵横历史，以神韵妙笔讴歌家国情怀、 民族精神， 融乡邦情结于辞赋。煌煌60余万字，洋洋1600余篇，映照执着精神。其佳构尽展国风民魂文采，力创时代神曲。

现代辞赋当以创新。古赋为体，今辞为用。潘君集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体，在辞赋现代化、口语化、通俗化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中华大家庭赋》将中华各民族聚于一赋，可谓创举，更是作者制高视野、国家意识的觉醒。意在唤醒全社会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及文化自强。以一己之力担如此繁浩工程，堪为中华赋兴之大举。

如同一贯宏构，渗透作者的精心设计。赋家视每个民族为华夏广宇之中一个单体建筑，所涉及民族居住地、自然环境、历史变迁、社会形态、文化风貌、民俗风情、传统节日赋予立体呈现，引领读者登堂入室，入情入景，与各民族同胞水乳交融。 

纵观全赋，各民族之赋长短搭配，参差错落，呈建筑之美。总体铺陈得当，平仄协调，对偶较为工整，现音韵之美。在体制上，几乎每赋之后必附“诗曰”画龙点睛，似为潘赋之“标配”。

文无第一，赋亦然。潘赋并非至善至美，存在些许瑕疵。视全赋度各章，见少数章节有重复拖沓的现象，有的赋文字稍嫌冗长，个别词句欠推敲，有的词句重复使用的频率过高。若无仓促付梓之急，尚有尽善尽美之工。

《中华大家庭赋》以“前中国梦赋、后中国梦赋”及“前江汉朝宗赋、后江汉朝宗赋”压轴，憧憬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潘君由家国情怀延及乡邦情结，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湖北 黄陂情真意切，且看盘龙古城、木兰故里：双凤二程、黄陂三鲜、豆腐干子豆丝糍粑、武湖银鱼麦地湾萝卜、楚戏鼓书皮影戏、剪刀泥塑大铜锣、黄陂雕花木板年画、鱼灯莲船蚌蚌精、跑竹马僵狮子、高跷故事花朝节，李集大余湾磨镰港长轩岭名村风情美，白海记旗袍靓三镇引无数名媛竞“掉妖”，杨楼子榨坊榨声如雷响彻荆楚园博会上香飘飘，木兰山灯会亮子会文化节盛会连连，黄花涝府河滠水水流江汉汤汤······嗟夫!最美吾黄陂，“无陂不成镇”！赋家情不自禁，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矣。细细数来，赋黄陂者竟有40余篇之多，赤子之心可见一斑。是故，若将其独立成章，既可彰显故里乡邦，又能精炼汉族篇章。

盛世宜赋。民族大复兴时代之中华，事事可辞，处处可赋。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取之不尽，可不断激活之，结合时代赋予新的内涵，传承创新辞赋文化。潘安兴君妙笔豪情之《中华大家庭赋》问世，即是明证。

是为序。

刘建林，祖籍湖北黄陂。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辛亥革命网副总裁，武汉辛亥首义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