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年初中是在孟柳河中学度过的，正值文革结束时。

十二三岁的我很天真烂漫，纯净得像一泓碧水。而正是这份纯净，让在中学教音乐的阎玉香老师早在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瞄上了我，她跟我我的小学杨志清校长商谈要我“直升”到初中来，杨校长当然不肯放行。所以，在我“自然”升入初中的第一天，阎老师就找到我，跟我说了这些经过——其实，我早在一年前就听说过了。从此，我成了学校文艺队的骨干队员，无论学校出多少节目，都少不了我的参与。我最擅长的当属舞蹈和表演唱，加之爱说爱笑，记忆力也不错，所以对口词和三句半里也能听到我幽默风趣的声音。我们经常在其他同学参加学农劳动的时候排练节目，我的劳动经验在我日渐增长的表演能力提高的同时消失殆尽了。此消彼长，有利有弊，万事万物莫不如此吧？

虽然整日排练，我的学习却从未懈怠过。我喜欢在游戏中学习，尤其喜欢学习语文和数学。二十四节气歌我能倒背如流；虽不喜欢化学和物理，但化学老师徐爱茹却经常把我与高我一年级的三姐作对比，弄得三姐恨我入骨；物理老师杨也会在爹爹上班路上告我考试失了一分的“状”。那时我恨透了杨老师，时常私下里跟同学学他讲话的样子，学他说“帕斯卡定律”的“帕”字的口型且飞沫四溅的样子，学得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上早自习的时候，我会偷偷和同桌说悄悄话，每每扫到班主任冯庆仁老师的影子，我俩会戛然而止，同桌则会立刻朗声背诵“氢是H氧O，CL氯气S硫，SI硅I是碘……”这早已耳熟能详的元素符号顺口溜，害得我跟她一块挨冯老师的“指弹”——他曲其右手中指重重的敲击我们的脑门，疼得我俩龇牙咧嘴。待老师转身的刹那，我俩不约而同吐着舌头做鬼脸以示“抗议”。

毕业升学考试成绩公布了，同村的桂敏去看分——我当然不会去，总觉得与己无关。桂敏顺便问了冯老师我的成绩（其实我并没有委托她），冯老师当即脱口而出：“她能考上？整天嘻嘻哈哈就知道笑！”他哪里知道，我考取了令除我之外所有人羡慕的卢龙中学——我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届凭学业成绩进入卢龙中学的学生之一，以前一直是老师推荐的。

卢龙中学荟萃了全县的学习精英，于是我这个“混”进来的学生就明显吃不开了——因为玩乐的天性依然不改。但我对语文数学的痴爱丝毫不减：我划分句子成分的“功力”无人能及，我依然喜欢写作；我也似乎更喜欢高中代数，但讨厌立体几何。那时我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那位高大的历史老师田红雨目光如炬，一眼认出了我是他的学生二姐的同胞，或许是我跟二姐长得相像吧——其实，我哪有二姐一半的漂亮因素呢？于是这位老师每节课必定提问我，我也从未令他失望过。

我实在不喜欢那个物理老师，以致都忘记了她的姓氏（惭愧，不敬）。我不喜欢她看着天花板讲课，而忽略了我们；我不喜欢听她讲什么力的分解、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因此，我的物理成绩一点都提不起来。

我特喜欢化学老师张瑜。张老师瘦瘦高高的，小下巴。他总在课前两分钟来候课，记得有一次他竟然从实验箱的瓶子里用食指蘸了点化学药品涂抹在手上脸上。我很讶异，担心那化学药品伤了他的皮肤。课堂上才知道，他涂抹的是甘油——化学名字丙三醇，有润滑美容之功效，我随即记住了这个丙三醇，张老师的教法可谓独特吧？

学校也开设了英语课，我很愿意学。一开始康老师教我们领读单词，我们会捂着嘴笑个不停，难为情。渐渐地，我学会了发音“技巧”——在单词旁边用汉字记下它的发音。至今我对康老师讲的笑话记忆犹新：一个学生，给父母写信汇报学习情况：“Father、mother：you goog!您儿子在外学功课，门门考试都good，就是English不及格。”康老师的笑话令人捧腹，之后是悠长的回味与浅浅的顿悟。

是一份《文汇报》打破了简单而平淡的生活，顿时学海之中泛起了涟漪。报纸上连载张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大学生苏冠兰与丁洁琼相爱，但遭苏父反对。丁赴美留学，成为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留在国内的苏冠兰成了医学教授，并与父亲故友之女叶玉菡成婚。丁归国后，始知爱情的悲剧已无可挽回。便执意奔赴边疆，后为苏冠兰夫妇的诚意所感动，留在北京献身科研事业。《第二次握手》是文革期间流行的手抄本代表作，文革期间列为禁书，1979年作者平反，作品公开出版，引起巨大反响。主人公的爱情经历与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着我，打动了我。我们会在晚饭过后垂暮时分，在昏黄的灯光下争相传阅，如痴如醉。

“ 黑板前面高高的讲台，欠了老师许多作业的债。唱不够的变了调的歌谣，课上课下发不完的呆”，或许，这就是我的清纯的中学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吧。

后记——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还是那些往日时光。朋友们举起了酒杯，手风琴声在飘荡。我们曾是最好的伙伴，共同分享欢乐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