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骊歌的余韵绵延了许久的时候，我褪去了些许的稚气，携着一分憧憬进了师范学校。

刚入学的第三个晚自习，我正沉醉在琼瑶的的《窗外》中不能自已，身后教导主任刘素云轻轻的问询“在看小说吧”，吓得我如惊飞的小雀。不等我缓过神来，她又说：“难怪你语文的入学成绩全县第一，原来看书这么专注！”于是，其余34双眼睛全都聚焦到我这里，慌乱中我合上了《窗外》，心却在《窗外》徘徊、徘徊又徘徊。

师范生活 就这样在《窗外》开始了。在这里，我几乎阅读了琼瑶所有的小说，并重读了《红楼梦》，当然还浏览了大量的红学作品。。。我有两本厚厚的摘记，那是我最美的珍藏。有时，文选老师会别出心裁让我们习作诗歌，小诗《清明断思》和散文诗《悄然燕归来》就是那段时光的产物。

那时我迷上了简笔画，尽管画得不好，但我痴心不改。经常和同桌淑娟在别的课上偷偷画，摘抄本的左下角和右上角都画上了。文基老师小杨老师时常跟班主任李茂森老师告我俩的状：“她跟淑娟上课不务正业，除了吟诗，就是作画！”呵呵，你听听，多抬举我俩，好像我们是诗人，是画家。还别说，那年的书画比赛，我和淑娟的画作双双获奖。

最费时的非练风琴莫属。音乐老师冯秀娟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却严厉的要命呢！她要求我们每节课弹熟一首曲子，下节音乐课检查、打分，一个人一个人地过关。于是，课余时间就被练琴“独占”了，琴室和寝室是隔壁，我经常偷懒，累了倦了就潜回寝室小憩。冯老师还要求我们学会另外一种乐器，这可苦了我们呀！同学们或小提琴，或手风琴，或二胡，或笛子……不一而足。我自然选学了口琴——因为别的乐器是无法在床上练习的。后来，冯老师“变本加厉”了：一首曲子让我们至少用三个调子边弹边唱，外加的那件乐器也要在众评委老师的品评中完成。

普通话更是师范学校的必修课。我们要记住不计其数的词语的正确读音，要流畅而准确地朗读几十篇作品。而且要发音到位，不许出现尖音、方言。这下害苦了北半县的同学，他们天生不会说儿化音；我们南半县的同学前后音、一二声不分，也很懊恼。于是我们常常窃笑他们又硬又哏的儿化音，他们往往指导教我们读二声的字词。

我们上十二天休两天，那年11月5日我和另外四个女生骑单车回家周返校，她们两两一组，我在中间，鱼贯而行。行至岔道口，一台四轮拖拉机横冲过来。其前轮先后轧过我的左小腿、右大腿，后轮碾过我的后背和自行车。前面胆大的二位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后面胆小的二位目睹了车祸的全过程，嗷嗷直叫，泪如雨下。结果自然是自行车前轮拧了麻花，眼镜撞飞十几米远，我被送进了医院。消息瞬间传到我的家乡，有人说我“壮烈”了，有人说我腿折了……当父母姐弟哭着涌到医院病床前，却发现我还很“完整”地倚在床头，都谢天谢地的，就是没一人谢我的自行车——其实，是那辆“永久”牌26自行车，在千钧一发之际舍身相救，替我承受了太多的“重荷”！待到休假结束返学的第一天，文选老师就戏谑我的名字取得好，说是那“三把火”拯救了我的性命——聪明的你，一定能猜得出那个字吧？

我特喜欢演讲，喜欢用抑扬顿挫的声调，去打动台下每一个听众，或与之产生互动共鸣。那次“十一”演讲比赛，我的《中国，迎来了新的黎明》荣获第一名。参与者只有我脱稿演讲——那时的我记忆力极好，自己写的文稿能一字不差的背出来，且声情并茂。

我还依然热衷于歌唱和舞蹈。可冯老师嫌我矮，不选我进入舞蹈队，偏偏让我做合唱队的指挥。

回到宿舍 ，我们21个女生无一例外做手工——打毛衣，编桌布，织帽子，剪绒球，钩把套……宿舍俨然一个小小的加工作坊，引得女教师们也纷纷来“讨教”。我会充分利用泡脚的时间打手工，还会在熄灯的情况下打正反针。可谓娴熟吧？

难忘的还有一日三餐。每次打饭，我都会先抬头看挂在窗口上面的小黑板。食堂的张师傅每次都变换着不同的书法，把“今日饭谱价格”写在上面：有时如行云流水，有时矫若惊龙；有时中规中矩，有时不拘一格。他多才多艺，此前曾是县“农代会”的演员。每次大合唱，他都充当我们的领唱。他的厨艺也相当好，我们站立成一圈，在说笑中品尝他做的饭食。

往事如风，记忆却总在心底蔓延滋长；时光如流，却留下了被岁月漂洗得更加纯净的底色。多彩的师范生活带给我丰盈的阅历、浪漫的回味与恒久的印痕。或许，它才是我以后教学生涯的最深情的卷首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