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星补记

——再看《血色青春修湘黔.7）引发的回忆

                     （5）

我记得在小时候，地委大院的舞会确实不少。

逢年过节重大节日要跳，来了上级领导和贵宾要跳，有时候到了周末也要跳。舞场常设在地委办公室的二楼大会议室，有时也设在机关招待所或其他什么地方。

舞伴确实是经常请地区的几个剧团（如市花鼓剧团、歌舞剧团和祁剧团）年轻漂亮的女演员来陪着领导们跳舞。

以至于那个时候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不少名演员。

乐队则是几个团的专业乐师。他们演奏的水平很高，那个年代还很缺乏文化生活，能够欣赏到这样轻歌曼舞美妙的乐曲，看到五彩的电灯闪烁，无疑是一种极高的乐趣和享受。

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去看舞会，（尽管不允许小孩子们进去，但我们总能溜进去。）那美妙的音乐让我如痴如醉。

可以说，我对音乐的爱好就是从那个时候被培养起来的。（至今仍然是我童年美好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经常演奏的舞曲有《紫竹调》、《马兰花开》、《纺棉花》、《绣荷包》、《五哥放羊》、《月牙五更》等等、等等。

十岁左右时候，我对各种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迷恋到痴狂的地步。到了读中学的时候，我已经能演奏竹笛、二胡、口琴、小提琴、手风琴和小号等好几种乐器。

其实，对跳舞很爱好并不能就简单粗暴地归纳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去，如果一定要这样说，那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他们就是最大的舞迷。延安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还经常举办舞会。

这又该做何解释？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追星。其实那个年代的人也喜欢明星，尤其是电影明星。

而且追星的热度一点都不比现在差。赵丹、孙道临、白杨、张瑞芳、秦怡、王晓棠和王心刚就不用说了，那些饰演战斗英雄的电影明星，如庞学勤、张勇手、李亚林、张良等等，也都是全国人民热捧和心仪的偶像。

我现在老是笑话孩子们追星是头脑发热，我们小时候何尝又不是如此，可能比他们还有过之。

那一年，歌舞艺术电影《刘三姐》火遍了中国和港澳东南亚。没过多久，饰演刘三姐的演员黄婉秋就来到了邵阳。这一下可把邵阳轰动了，人山人海地挤着看明星。

不久，故事片《蚕花姑娘》又在全国热映。

以至于电影演完没几天我们就都会唱那首主题曲了：“鱼米乡，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而且还是用柔柔的吴语来唱的。

没过多久，《蚕花姑娘》的主角、刚刚二十岁的青年演员尤嘉也来到了邵阳，她好像是来邵阳准备筹拍另一部电影，专门来看外景地的。

她的现身也同样引起了邵阳人民的惊喜。

我记得那个时候地委的机关招待所是有围墙的，大门平时一般都是大敞开，可是为了保护明星，那两天大门被关上并有专人把守。

黑压压的人群（主要也是青少年）就等在大门外面，一个个像鸭子一样伸长着脖子等着看明星。

明星们来到邵阳，只要谢书记没有下乡，他准会亲自陪着她们，一起吃饭，还放电影招待她们（放她们主演的电影），并陪同她们看电影。

那个时候看上一场好电影能让人幸福好几天。

由地委第一书记亲自陪同，可见那个时候的电影明星也是身价不菲的。而且那个时候的领导干部也属于追星族。

文革接近中期的时候，狂热和混乱有所收敛。

1969年左右，地区成立了五七干校，地点设在洞口的茶铺茶场。谢新颖就去了那里学习改造。

我的父亲也在那里学习改造。两个人同在属于“牛鬼蛇神连”的第六连，位置在干校最偏远的水井坨。

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他们两个又被分配到炊事班。

他们那个炊事班大多是被发配到干校去学习改造的原地委的领导。还有霍旭奎等人。吕蕙的妈妈王姨也在炊事班，她那时才四十左右，人长得很漂亮也很精神，不过她的工作主要是烧火和切菜。

我也经常去那里，因为我们的家就在五七干校，我母亲黄慧群就分配在校部的一连。我去水井坨就是去看望一下父亲。

那个时候我已经下放在城步土桥胡山界，因为生活实在太过艰难，就时不时回家一趟，这边家里虽然条件也很差，但毕竟是个家呀。

时间应该是69年夏天至70年夏天，70年的国庆节之后我就去芷江修湘黔铁路去了。那以后就很少回家。

妈妈开始在一连和校部打杂，干过农活，下过厨房，还当过校部小卖部的售货员。

后来被调到位于二家塘的二连（知青连）去当了个连长。（其实就是个孩子头）至今许多干校的知青还记得他们的黄连长。

父亲他们那个连所以叫做“牛鬼蛇神连”，就是因为他们连什么样的坏人都有，不但有“叛徒特务走资派”，还有“地富反坏右”，“国民党”、“三青团”，甚至还有国民党的远征军和“飞虎队”的飞机修理技师。

我与一个姓曾的学员关系很好，由于他原来在远征军开“道奇”十轮大卡车，就被校部调去开“铁牛55”大型拖拉机。我因为想跟他学开拖拉机，就跟他厮混得很熟，经常是与他勾肩搭背的嬉笑打闹。

有一次被我父亲看见了，就把我狠狠的训斥了一顿，说我没大没小不懂得尊重人。（老曾是个传奇的人物，为此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老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我记得父亲和谢叔叔他们蒸出来的馒头又白又大，好吃极了，获得了六连上上下下的交口称赞，在整个五七干校也很有名。

那个时候他们看不到希望，因为中央也斗争得很激烈，整个中国社会大动荡，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加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是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出于对党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忧，他们非常苦闷。经常是借酒浇愁。

我记得他们常常利用去高沙买菜的机会，用军用水壶买几壶红薯酒回来喝。那种酒才一毛钱一斤，又苦又涩，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完全没有办法下喉。

我记得他们忙完了手里的活儿，就会坐在宿舍的双人床上，打开水壶的盖子默默地灌上一大口，然后愁眉不展地对视一眼，或者暗暗地叹一口气。那神情仿佛就在眼前。

大概是在1972年左右，谢新颖叔叔突然接到上级通知：你已经被解放，可以出来工作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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