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江赫轶1915年出生于平阴县安城乡皂火村,曾就读于平阴高小、曲阜师范学校,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县早期共产党员之一。1938年任长清县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任平阴县宣传部部长,同年任平阴县第四区区委书记,大峰山独立营中队长,长清县委组织部部长,1940年任平阴县委副书记。1943年赴鲁西南,曾任郓北县县长等职务。1949年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南下,先后担任江西省上饶县县长、贵州省安顺县县委书记、贵州省安龙县县委书记兼县长等职。1951年6月随西南军区(二野十八军)第二批进军西藏,1951年十月西藏和平解放,1954年至1957年担任中共中央检察部干训班副主任,1957年至1964年先后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监察厅办公室主任、河南省物资储备管理局副局长、中共商邱地委常委兼郸城县委第一书记等职。1981年离休,1990年7月因病在河南省开封市去世,享年75岁。
1949年2月,江赫轶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南下支队二大队三中队,从冀鲁豫边区郓北县出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随军转战八个省,行程七千多华里,接管两个县——江西省上饶县和贵州省安顺县。三中队的战士们军容整齐,纪律严明。所经过的城镇和村庄,特别是过江以后,经常受到城镇和村寨人民的鸣鞭炮欢迎,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雄纠纠,气昂昂的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1949年4月中旬,是解放军千军万马挥戈南下之际,不管白天黑夜,睛天还是雨天,大路小路上到处都是一队又一队南下的部队,随军的炮车、战马不计其数。三中队的战士们在这个形势下随军南下,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源源不断:一是国民党的还乡团不断向我军打冷枪,二是当时数十万部队一同南下,吃饱饭就是大问题,解决这问题的基本原则是自力更生。三中队一面前进,一面自己筹粮,筹着啥吃啥,筹到的少了大家就分着吃,筹不到只能忍饥前进。
为了尽快过江,4月26日,天还不黑,全队同志就集中在安庆市的马路上等候渡江。天下着小雨,大家在江边坐了一夜,直至天快亮时才渡江。这天大多数同志都没有吃上晚饭。当时正值雨季,阴雨不断,全队的战士们既无雨伞,又无雨衣,行军一个多月,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没有干衣物。缺鞋穿更是南下途中遇到的一个大难题。当时南下的战士们穿的都是冀鲁豫群众做的布鞋,一进入安徽山区,天天在水里、泥里走,还不如草鞋顶用,很多鞋子鞋面还好好的鞋底却早就磨穿了。其实南下时每人都背着四五双鞋子,可很快都穿烂了,许多同志只好赤足前进。为了尽快赶到渡江口,夜里全队冒雨前进。当时部队特别多,纵横交错,天太黑便走错了路,到天亮一问,距出发点才走出8里地。当时进军的速度较快,每天平均在60~70华里,虽然大家都一再轻装(有些同志的被子只有几两棉花),但是每个同志背的东再仍有几十斤重(枪、子弹、衣服、被褥、口粮等)。每天早晨六七点钟出发,中午吃饭加休息不得超过两小时,晚上八九点钟宿营。战士们普遍感到疲劳和睡眠不足,有的同志在行军途中走着路都能睡着。
当时南下的战士们大部分是北方人,经过皖中皖南和江西等地方时,大家既不懂这些地区的方言,又不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遇到不少困难,也闹了不少笑话。有一位同志看到当地群众的马桶,外面油漆刷的十分漂亮干净于是就借来去打饭,后来这件事变成了大家的笑话。虽然困难重重,但全中队在整个南下途中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路上歌声嘹亮,有说有笑,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掉队,同志之间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实在比亲兄弟还要亲。在行军途中,大家互相帮助,抢着照顾病号,主动替身体弱和脚上磨起泡的同志们拿枪、扛背包。就是在又渴又累又没饭吃的情况下,也很少有人讲怪话,真不愧为有觉悟的人民子弟兵。
经过艰苦的行军,江赫轶带领三中队安全到达赣东北地区,准备按上级要求接管上饶县。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和本队的实际情况,江赫轶和中队委的同志们积极采取了各种措施。全队成员大多数是干部,他们佩带的全是短枪。虽然大家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遇到大的战斗肯定火力不占上风,为了保证全队队员的安全,江赫轶决定将全队的通讯员集中起来组建了通讯排,配备了用于作战的武器。为了解决途中的食宿问题,江赫轶抽出6位同志每天提前出发打前站,负责找房子、筹粮菜。全队共产党员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行军途中自觉帮助炊事班做饭,帮助年老体弱的同志,悉心照顾病号。同时注意搞好政治动员,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由于上有党的坚强领导,下有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三中队132名干部、战士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江西省上饶县。
5月3日,十五军解放上饶。
上饶是赣东北重镇,浙赣铁路的中枢,闽赣公路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全县大约有30万人口,盛产大米、茶叶、木材等,资源丰富。国民党在上饶县的反动势力比较强大,从县到乡都有国民党组织。国民党第三战区长期驻扎在上饶(皂头一带),并在上饶城郊茅家岭设立了人间地狱——“上饶集中营”。上饶县南部封禁山是共产党的老革命根据地,闽北红军游击队从土地革命时期起一直在封禁山燕子坳、毛楼、禹溪等地活动,为上饶的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上饶北地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同志亲自点燃革命烈火和革命斗争的老苏维埃区,党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
江赫轶带领三中队于5月14日到达上饶县广大镇,驻扎在一个私人开设的“国际饭店”里。上级决定,由三中队组建中共上饶县委。当晚,县委召开了由全中队成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布置接管和征粮工作;宣布全县各部门和各区、镇、乡的任职名单(按照宣布的名单次日各赴各部门和各区、镇、乡接管);宣布中共上饶县委员会和上饶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张文轩任县委书记,江赫轶任县长,张文轩、江赫轶、蒋润生、曾鲁民、杨子远、李育民6人任县委委员,领导全县工作。第二天上午召开全县大会,三中队和原国民党上饶县各区、镇、乡的旧政权人员绝大多数都参加了会议。江赫轶宣布了各区、镇、乡接管人员的名单及其工作任务,向旧政权人员宣布了政策,主要是让原国民党在职人员认清形势和党的政策,指出他们应该转变立场,为人民做好事,并让他们做好交代工作。散会后,三中队分赴各区、镇、乡进行接管。全县各级人民政权在三天内全部建立起来。
为便于领导利于工作,县委6月上旬决定,将全县划分为6个区、1个镇、28个乡。县委、县政府驻地设在皂头乡的车头村(现为上饶市常青乡所辖),离上饶县城五华里。
建立起县、区、乡人民政权后,最紧迫的任务是积极征粮,大力支援前线。当时征粮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我们刚到上饶,人地生疏,情况不明;干部少,力量单薄,缺乏接管工作经验;地主恶霸和国民党残余分子以及特务勾结在一起,有组织地策划了一套抗粮的应变措施,反对政府的征粮工作。县委、县政府及时识破了敌人的反革命阴谋,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斗争策略,决定先把在水南街仓库接收的三四十万斤存粮支援前线,然后继续积极征粮。为做好征粮工作,各乡普遍召开群众大会,讲清形势,宣传向地主、富户借粮食的政策;召开由地主参加的会议,讲明政策、分配任务;召开地下党员会议,动员大家协助政府做好征粮工作;对个别顽固的有粮故意抗交的大地主分子,采取临时管押措施,交了就释放。各项措施实施后,短短20多天在枫岭头和沙溪镇就征收了40多万斤粮食。从接管到7月31日,全县征收了120多万斤粮食。到8月23日,征粮总量达320万斤,圆满完成了上级分配的征粮任务,有力支援了前线。
(请补充以后的内容。征粮后又做了哪些工作?江赫轶在其中发挥了什么重要作用?何时又挺进贵州安顺?何时结束南下,圆满完成南下任务并稳定任职?等等)
广泛发动群众 积极组建人民武装 坚决消灭残余敌人
接管后,在全县开展各项工作,当时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存在不少不利因素。有利条件主要是: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饶就是我党的老革命根据地之一,我红军主力经长征北上抗日后,在饶南和饶西地区,一直有我党的地下组织和游击队在活动,1949年5月初我军重返上饶后,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自动找县委组织部接关系的就有600多人(此是指失掉党的关系的,已有党的关系的不在内);解放后不几天,枫林乡召开了一次进步分子会议,自动前来参加的就有200多人,党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群众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巩固人民政权,完成各项任务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敌人在上饶的反动势力比较强大,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司令部长期驻在上饶,中美合作所也设在上饶,反动党团骨干比较多;全县从县到区、乡、镇、保都有国民党的党团组织,仅饶北区就有国民党的21个区分部;大一点的地生一般有自己的武装,私人有枪的人比较多,当时我军主力在上饶过境,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四处乱窜,被击溃的散兵游勇为了逃命,枪支弹药到处乱丢,国民党的地方势力、党团骨干和特务分子,大都就地隐蔽起来,如此等等,都是不利因素。
全县各区(镇)、乡都根据县委的指示精神,积极组建区队和乡武装班,其成员一方面是从接管的旧职人员中物色成分好、表现好的,另一方面是贫下中农子弟自愿参军的,与此同时,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建立民兵组织和农会组织。饶北区接管不久,就建立了一个20多人的区队,并在原老区基础好的村予发枪建立了民兵组织。饶南区乌桥乡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
当我们接管10多天后,国民党残余势力中的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勾结在一起,蠢蠢欲动,妄图反扑06月初,敌人开始公开活动已被我接收的原国民党区、乡武装,有的开始哗变,如饶北区被我接收的两个武装班,有一个武装班携械叛逃,沙溪镇被我接收的两个武装班,也有一个班妄匾携械逃跑上山(被我发现后提了为首分子,才被制止),和济乡被敌人占领,我乡长赵衍珍躲在群众周启忠家里,后换上便衣,深夜才回到区政府,望仙乡受到敌人严重威胁,乡长杨培钦背着电话机打游击。从6月到8月,分散在各区,乡的敌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活动,妄图推翻我新生的人民政权。7月,底到8月上旬,国民党青年军和被我接收的乡丁武装勾结起来,在饶南的铁山乡,花厅乡,田墩乡一带公开活动,阴谋杀害我铁山乡长乡杨广君,并企图攻打我铁山,田墩,花厅乡政府。
随着对敌斗争的发展和剿匪工作的深入,全县的人民武装迅速发展起来。各区、乡很快都组建了为数不等的武装力量,多的20多人,最少的也有六、七人,加上地下党分到各乡的同志(每乡一、二人),山东省胶东地区支前民兵连的同志(每乡二、三人),以及县短训班分到各乡的同志(每乡一,二人),这些力量结合在一起力量就比较大了。
为了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开展了剿匪斗争。县和各区、乡都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和群众提供的情报,有计划的主动出击,积极收缴敌人的武器和围剿残余的敌人。经过3个月的剿匪斗争,使敌人受到了沉重打击。全县收缴了敌人的长短枪500多支,我接管后叛逃的一些伪区,乡长和乡丁,大都被我捕获。与此同时,全县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到8月底,县保卫队发展到60多人,县大队发展到200多人,饶北区的区队武装达近百人,其他各区乡的人民武装力量也都有很大发展。
8月下旬,三中队接到上级新的命令——随二野向西南进军,从县到各区,乡的工作,全部移交给四野南下的同志。 9月初,三中队的干部、战士遵照上级的命令,全部集中到县里,一面学习,一面待命西进。
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赣东北区党委和所辖各个地委的全体干部、战士,于1949年9月中旬组成了西进支队,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去接管贵州。
1949年8月底,遵照上级的命令,南下接管上饶县的全体干部、战士,一律到上饶县滩头村集中,从9月初到9月26日,又进行了20多天的集训。
当时大家对去贵州缺乏思想准备,上级突然下令去贵州,许多人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具体表现是;第一,对任务忽然改变想不通,许多同志说,在山东菏泽开始南下时说是去苏杭,南下途中改为去江西,在江西脚还没站稳(只工作了4个多月)又说去贵州,想不通,第二,认为贵州不如江西条件好。当大家得知去贵州的确实消息后,人人都很想了解贵州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于是便看地图、查资料、找到过贵州的人了解情况,一时谈论贵州便成了人们舆论的中心:什么“贵州昔日有山国之称,古名鬼地也”;“云南贵州嘎嘎县是充军发配的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什么“老蛇多,走路要拿棒棒打", "贵州的蚊子比蚂蜂还大”;“贵州有麻风病,不能吃鸡蛋”;什么“人的头发是红的,会放蛊”;等等。贵州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但这些传闻却增加了人们的思想顾虑。此外,三中队干部,战士大多数自幼吃惯了面食,到上饶后没有面粉吃,只好改食大米,普遍不习惯,再加上剿匪、征粮任务重,大家又不适应那里的气候——连阴雨一下就是一个多月,一旦天晴,穿胶鞋走路还烫脚,因此,全队干部、战士的体重较南下时普遍下降,并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因此而患病。
当时党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交谈的方法,使大家了解形势,提高觉悟,自觉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随军西进。 1949年9月10日,申云浦同志代表西进支队党委(即区党委),在上饶市广场向西进支队的全体同志共7000多人作了西进动员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一是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和小平同志的意见,二是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三是解放大西南问题,其中具体讲了贵州的概况、当前干部的思想情况和西进途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四是团结大多数问题。会后,三中队以班为单位,着重讨论了3个问题。一是我们的思想如何跟上发展着的新形势,二是贵州人民要不要解放、怎样解放,三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看待困难。通过学习和反复讨论,大家对国内的形势有了正确的了解,我军渡江之后,形势发展特别快,中南6省解放的时间比中央预计的时间大大提前,在华东、中南大部分地区已解放的形势下,要解放全中国,就要向华南和西南进军;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了部署,我们的思想要适应已变化的新形势,党中央令我们去西南,我们要从大局出发,克服各种困难,牺牲个人利益,服从人民的需要。三中队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出身予劳动人民家庭,深信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于是大家决心克服各种不正确的思想认识,服从命令听指挥——到西南去、到贵州去。这个中队的多数同志,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既会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他们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作风,那就是性格直爽,有晗说啥,有了思想问题,就和盘托出,一旦思想问题解决了,就是上刀山、下火海都无所畏惧。开始动员西进时,全队思想波动较大,通过学习,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问题解决了o昏当大家的思想弯子转过来了之后,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更加坚定了西进的信心和决心。
从上饶西进时,三中队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西进支队二大队三中队。”中队政委是江泽民、队长是蒋润生,副队长是王志德。全县各区都改成了班,区委书记任班长,区长任副班长。县委、县府机关的干部也都编成了班。由原来的县委委员组成中队委员会,领导全队的工作。全队除中队部外,下属10个班、一个武装排。为了适应进军的需要,武装排配备了轻机枪、冲锋枪等适于作战的武器(这些武器都是解放上饶后自己缴获的)。该队西进时共有干部、战士189人,与南下时相比,又增加了57人。新增加的这部份同志,都是上饶解放后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并在上浇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自愿随军西进的。
1949年9月27日,三中队遵照上级命令,和西进支队所属的5个大队、50多个中队的7000多名干部、战士一起,从江西上饶出发,开始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新征途。在进军大西南的行军过程中,南下时遇到的那几个方面的困难,基本同样存在,除此之外,‘新增加的困难主要是l山更多更大了,步行的路程更远了,敌人的散兵游勇更多了,道路桥梁被敌人破坏得更加厉害,吃粮吃菜更加困难,病号较南下时增多。上级党委根据上述新情况、新困难,在武汉休息了10多天,又在湘潭休息了一星期,以便大家好好休息一下,使大家尽快恢复体力,以利于克服从湘潭到安顺这2000多华里徒步行军的困难。
1949年10月1日,我们西进途经武昌时,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把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势力、一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势力和二三十年来官僚资本势力一齐推翻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喜讯传来,全城沸腾,三中队的全体同志,和武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一起,集队走向街头,载歌载舞,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10月14日至19日,途经湖南湘潭期间,上级传达:中共贵州省委成立,由苏振华任书记、徐运北任副书记,杨勇任省主席,在省委领导下进行接管贵州的工作。当时上级安排三中队的任务,是到遵义地区去接管。
1949年11月6日至9日,途经芷江时,贵州省委确定将三中队从二大队调出,划归八大队管辖,改为八大队一中队,具体任务是接管顺县。
三中队从9月27日起从江西上饶出发西进,途经南昌、九江、武汉,长沙,湘潭、晃县、玉屏、镇远,施秉、炉山、马场坪、贵阳等地,历时56天,横跨4个省,行程4000多华里于11月21日到达上级指定地点——贵州省安顺县,胜利完成了西进任务,又迅速展开了接管工作。
接管安顺 扎根安顺 建设安顺
1949年11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挺进贵州,所向披靡,敌人闻风而逃,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歼着国民党在贵州的残余部队。
贵阳11月15日解放之后,二野十七军四十九师侦察营于11月18日解放安顺,按照上级的部署,负责接管安顺县的二野五兵团西进支队八大队一中队的全体干部,战士99人(为了工作需要,上级先后从该中队调出75人到平坝县、紫云县、郎岱县、兴义地区和安顺地委,专署机关工作),于21日到达安顺县城。安顺地处贵州省的中部,是黔滇公路的中枢,素有“滇之喉,黔之腹”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解放时安顺县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的基本概况是,——全县面积1515平方公里,人口(包括汉,苗、布依,仡佬,回等民族)28.9万人有耕地356,600亩(田26,4万亩,土9.1万亩)。
国民党在全县设有两个镇——城内的东南镇和西北镇。
城区有国民党国防部办的两所大学——兽医学校、军医学校。地方办的有6所中学,内包括4所公立的,即安中、安师、女子中学和职业中学,两所私立的,即豫章中学和立达中学,一所盲哑学校,11所小学,一所幼儿园,地方办的各类学校共有教职员135人,学生1862人,全县每个乡都有一所中心小学(完小),教员多的11人,少的4人,一般六七人,一所县卫生院医护人员23人,病床12张,一个京剧团。
在贵阳解放前几天,伪省政府的职员及其家属,纷纷逃往安顺,国民党安顺县县长李紫珊带领其保警大队逃到双堡、扬武一带,从12日到17日,安顺县城形成“真空”,在此期间,工厂停工,商店停业,学校停课,不法分子乘机抢盐仓,全城人心浮动,动荡不安。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由各界代表戴子儒、孙启延,戴泽堃等11人组成了“安顺县临时治安委员会”,维持社会秩序。
广大工人、农民缺粮吃、无衣穿,盐巴昂贵,城乡经济十分萧条,广大人民群众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
地主、特务和国民党的伤兵横行霸道,大街小巷都有私人开设的烟馆,吃鸦片、赌博的人甚多,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安顺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在安顺的专县反动政权彻底垮台,地下党员、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各界进步人士无不欢欣鼓舞,充满了喜悦,特别是生活极端贫困的工人和贫下中农更是衷心欢迎解放,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国民党在安顺的残余势力是很强大的。
1949年11月21日刘达安顺县城后,队委遵照省委的统一部署和地委的具体安排意见,立即向全队同志布置了4项任务,一是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做好接管工作,迅速建立县、区人民政权,二是暂时利用原有的镇,乡和保、甲组织,进行征粮、支援前线I三是开展社会调查,深入了解敌特在全县的潜伏情况’四是积极建立自己的人民武装。次日(22日)中共安顺县委会和安顺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由江泽民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孙传生任副县长,县委会各部门的负责人是,曾鲁民任组织部长,杨予远任宣传部副部长,王志德任县工会主席,王传佃任县委会秘书,县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是,严庆瑞任秘书科长,李顺卿任民政科长(兼管教育,建设,司法),顾华任财政科长(兼管粮食、税务,工商、盐务),县委决定将国民党在全县设的两个镇,26个乡划为5个区。
11月23日,县人民政府召集被我接收的全体职员人会,与会者100多人,会上由副县长孙传生、秘书科长严庆瑞向他们宣讲了国内外形势、共同纲领、“约法八章”和党对被接收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教育启发他们认清形势,改变观点,转变立场,为人民做好事,站在人民政府一边。
11月25日,安顺地委,专署和安顺县委,县政府在大府公园联合召开了由全县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一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安顺解放大会。地、县党政军领导人都在会上讲了话。向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人士系统的宣传了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政策,明令宣布。人民政府除没收官僚资本外,对所有的一切私营工商业和文教卫生事业,一律实行保护政策,不受侵犯,号召工厂迅速复工,学校迅速复课,商业和服务行业迅速复业。会场掌声雷动,会议结束后,与会群众手持红旗,高呼口号,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各区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都先后相继召开了各乡被接收的乡长、职员和乡丁会议,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并在各乡组成了支前委员会。与此同时,召开了保、甲长会议,宣传党的政策,布置征粮任务。在全县进行接管的同时,迅速开展了征粮工作。
对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全县私人所有的枪支弹药,明令宣布一律进行登记,收缴,在不长的时间内,全县就收缴了各种枪支300多支。
对国民党起义部队和全县的乡丁武装,一律收缴武装,人员到县城北兵营集中,进行整训。
对敌特潜伏的情况和股匪分布的情况,一面依靠群众进行调查,一面请军分区派部队进行围剿(通过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到1950年3月,全县活捉的和其自动向政府悔过自新的土匪就有4600多人,其中大小匪首235人)。
为了解决城市工人、贫民和失业人员的生活问题,党和政府一面派人在各行业建立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一面采取加工(军衣,军被)、供应棉纱(解决织布、棉线行业工人生活问题)和“以工代赈”等办法,积极解决工人群众的生活问题。
通过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揭穿了敌人散布的各种谣言,城乡各族人民,各行各业和各阶层人士思想逐步安定下来,各工厂很快复了工,学校复了课,通往各县的汽车恢复了客运业务,商业和服务行业也恢复了营业,社会秩序日益好转。
古人曰:“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1949年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一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胜利走向胜利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一年,是我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是我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亲身参加解放战争的每个革命老前辈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
1949年就是我爷爷江赫轶(原名江传诰、江泽民)终生难忘的一年。
1949年2月底到同年12月,历时11个月的时间里,从郓北县抽调的南下干部、战士共132人,被编入南下支队二大队三中队。这一年,三中队的全体同志遵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在上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8个省,行程7000多华里,接管了两个县——江西省上饶县(我爷爷任县长),贵州省安顺县(爷爷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在这期间,在红色政权刚刚建立,国民党地方政权尚未被彻底摧毁,潜伏特务和土匪活动还十分猖獗的形势下,我的爷爷江赫轶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带领新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亲自领导这三个县的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有效的打击消灭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严惩了不法分子,为红色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贡献。
爷爷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不平凡的一生,爷爷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群众而生。他战争年代舍小家为大家,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转战南北为躲避叛徒二鬼子追杀隐姓埋名。
在爷爷的影响下,他的四个儿子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孙子江涛参加工作后也入了党。我们家人都在爷爷的影响下不管工作生活还是教育子女,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做人坦荡,做事认真,尽职尽责,兢兢业业,不给国家添麻烦。时刻牢记爷爷和父辈的教诲。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该资料参考曾参加南下西进王瑞迎前辈的纪实,和爷爷江赫轶还有父亲江吉英,和堂姑江秀梅的口述,由原平阴铝厂幼儿园教师江静
江静:1969,9.30.出生皂火村,1977年,到1982年皂火村小学.1982年到1985年平阴六中初中毕业,1986年至1988年皂火村幼儿教师、1989招工到平阴铝厂工作至2019.。从事幼教工作。期间1991年到1994年在平阴示范进修中师(幼师专
编辑:王立峰。审核:都市头条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