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星补记
——再看《血色青春修湘黔.7》引发的回忆
（三）
话说那天秘密押送刘志坚，在前面耀武扬威开路的一百多精锐日军突然遭到埋伏在道路两侧我冀南军区两个连的猛烈打击，一时被打懵了，乱了阵脚。
然而日军毕竟训练有素，很快就散开队形，组织起强大的火力反击，小钢炮掷弹筒、轻重机枪打得铺天盖地。
趁着混乱和内应伪军的策应，带着一个警卫班战士的20团警卫班的班长纪志明背起刘志坚，仗着一望无垠青纱帐的掩护，眨眼的功夫就跑得没有了影子。
三十几个伪军一律脸朝外，一面胡乱朝天放枪，一面虚张声势地大呼小叫，谁也没有看清楚身边的事。
刘志坚因为是在突围中腿上中了枪从马上摔落下来，从容处理了文件，后在担任掩护的卫士全部牺牲、自己开枪自杀，却因子弹卡壳的情况下才被俘的。
虽然被救了出去却是仍然无法行走。
于是敌工部的同志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们在日伪军的县城里面找到了被我军策反的伪军大队长韩荫亭，让刘志坚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在伪军的大官儿家里养伤。
半年之后，直到刘志坚能一跛一跛地行走了，（他也因此得了一个“刘跛子”的雅号）才在我方敌工人员的掩护下被秘密护送去了延安。
所以说，当年冀南的敌工工作是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中做得最好的。
他们当时从事这个被形容为“在刀尖上舔血”的危险工作的同志多达一千多人。他们的出色工作受到了冀南军区、129师乃至八路军总部的通报表扬。
1955年，刘志坚被授予中将军衔。毛泽东主席曾笑着对他说，哦？你就是那个被陈再道从法场劫回来的刘跛子呀？
刘志坚立正敬礼说，我是刘志坚。不是法场，是敌人堆里。
刘志坚是平江人，参加过平江起义。是彭老总手下三军团的青年部长和政治部宣传部长。
参加过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我军长期从事政治工作老红军。他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军委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
他任总政副主任的时候还兼任总政文化部的部长，文革前部队很大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在他的关心指导下产生的。
由于这些原因，他是文革中军队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干部。被错误地关押、审查和批斗长达八年之久。
陈伯达和四人帮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陈伯达就曾说，刘志坚明明是叛徒嘛，被日本鬼子抓进去了，哪有那么好出来的？
我本来也不知道这些。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他从来不跟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说他的往事。这些事都是我通过帮老爷子抄写所谓的“交代材料”才从字里行间得知的。
大约是1967年的夏天，父亲正在地委农场的菜地里脖子上挂着“走资派”的牌子在“劳动改造”，忽然来了两个穿军装的人，说是从北京来的，受军委文革领导小组之命来调查刘志坚的。
说是让我父亲客观如实地说明当年刘志坚是怎样被我军从日伪军的监牢里解救出来的，其实他们不乏隐蔽的暗示，就是要我父亲指证刘志坚是叛徒。
我父亲差不多洋洋洒洒地写了五万多字，（把我也抄得天旋地转）但是没有一个字是对刘志坚不利的。
尽管那段时间天天都帮父亲誊抄材料，手指间都磨出了薄薄的茧子，但我还是有所收获。
起码我后来被人夸钢笔字写得漂亮，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我通过模仿父亲的字（我父亲的字，不管是毛笔字还是钢笔字都写得非常好），较大地提高了自己的书法水平。
从父亲交代材料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惊心动魄的对敌斗争，那种残酷性坚决性和巧妙性，比现在的一些谍战片要惊险和复杂多了，如果能拍成影视剧，肯定扣人心弦，票房不菲。
我很敬佩父亲的为人，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从不做对不住自己良心的事情。
我从父亲的“交代材料”也得知了不少过去党史从未公布的，在历史书籍里也看不到的历史真相。
如薄一波是如何打着阎锡山的旗号（他与阎老西是同一个村的老乡，两人的私交非常好）把山西新军建成了一个纯共产党的军队，兵员扩充之快，部队规模之大都是鲜为人知的秘密。
（当时仅新军一支部队的兵力就几乎相当于国民党给八路军三个师的编制）
也是为父亲抄了那么多的检讨“黑材料”，我才真的放了心，原来父亲真正是一个革命的正直的共产党人，不是坏人。也更加深了我对父亲的信任和敬佩。
许多年之后，我看了不少介绍刘志坚的书和文章，才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忠心耿耿的好同志。
文革后期，很多的老帅老将都为刘志坚抱不平，认为他不该这么长时间蒙受不白之冤。
许世友在谒见毛主席的时候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军有两个最能打仗的人，一个是王疯子，一个是刘志坚。到现在还关着，对人家太不公！
毛泽东说，不公就把他们放了吧。
于是，建国25周年的时候，在中央领导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名单上，周恩来总理亲自加上了一个名字：刘志坚。
1979年，担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已经年近七十岁的刘志坚还亲自率领部队杀上了对越自卫反击的炮火纷飞的战场。
这就是对我党我军赤胆忠心的高级将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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