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碎片》走进徽州文明（6） 

文／牧夫

编辑制作朗诵／慧觉

        我們終於該來説説出身於徽商家庭，由營商而後入仕的歙縣羲成人王茂蔭了。王茂荫現象是徽州文明和徽州文化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

       1867年3月27日，一部改變世界命運的巨著--《資本論)第一捲脱稿，馬克思也就將王茂荫帶進人們的視野中。

        在極其窮困潦倒的生活中，偉大的馬克思那雙遣倦的病眼犀利地爲中國病態的經濟把了一次脈:“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摺，主張闇將官票寶鈔改爲可兑换的現鈔。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嚴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答刑，不得而知。審議報告最後説:'臣等祥閲所奏……所論專利商而不利於國’”(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捲第 146頁附注83)。

        王茂蔭憑着對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環節弊端的敏感，這個擰種接二連三地給皇上上折子:《條議鈔法折》《論行大錢折》《再議钞法折》。咸豐本來就不高興了，議一次就行了，還再議干什麼。將這些折子批轉户部軍機大臣审查去吧。

        漸露衰象的大清王朝的腐官大員們開始了對王茂蔭的政治動機的審查。咸豐在看了目光短淺的户部軍機大臣們給王茂蔭所做的“所論專利商賈而不便於國,殊屬不知大體”的政治結論中，龍顔大怒。1854年3月初八下了一道聖諭:“王茂蔭由户部司員，只知以專利商贾之詞，率行瀆奏，竟置國事於不問，殊屬不知大體。復自請嚴議，以謝天下，尤屬膽大。如是欺罔，豈能逃朕洞鑒耶?”

        王茂蔭，這位在中國的貨幣流通领域引起軒然大波的歙縣義成人，雖然對貨幣流通领域的弊端有着至深的洞察，並開了醫治這種弊端的處方--將官票寶鈔改爲可兑换的現鈔。但對中國封建官僚階層的經濟、金錢攫取的心理缺乏必要的了解。當貨幣改革影響到這種官場主流意識的時候，失敗也就再所難免了。

        咸豐對王茂蔭的指責是很嚴厉的。但是，通過硃批聖旨，我們也可窥見到，坐在金鑾寶殿龍椅上的咸豐的自負和焦躁。其時，剛經過鴉片戰争，道光帝和大英帝國签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也不過十数年，正處在東西方文化劇烈碰撞的時期。此外，他還要面對太平天國政權的對抗。咸豐的不安和無奈多少有了些令人的同情。但使人感到遗憾的是，自1793年英國派特使馬戛爾尼來到大清天朝，要求“開放口岸，通商貿易”，被乾隆拒絶，至1854年咸豐對王茂蔭“只知以專利商賈之詞”的訓斥，六十一年的時間,經歷了四代帝國的王朝，都拒絶一個“商”字，也就把中國拒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强國的大門之外。

        大清帝國始終没有認真地坐下來研究過中國的民族工業和中国的經濟、商品流通以及中國積弱積貧的病症問題;對西方的大工業文明也認識不足。中國積弱積貧的病症到底在那裏?這個問題，直到186年後的1979年才被切準了病脉，找到了强國富民的根本出路。

        十八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業文明興起，冲進國門,使得農牧業和脆弱的民族工商業，在開放的世界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强大的衝擊下履步維艱。同時，我們也淪爲了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中國的封建社會就此壽終正寢，開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轉變，中國的那些有識之士才開始睁開了眼睛看自己，看世界。

        1865年，在慈禧用牵機藥毒死慈安，獨攬垂簾聽政大權鬧的正歡的時候，王茂蔭病死在故里。時隔三十五年，1900年八國联軍在北京城瘋狂搶掠的時候，王茂蔭的兒子王銘慎懷抱帳簿與在京城開業120年的茶莊同歸於那場大火中。

        徽商走完了他們的輝煌。

        徽州文明渐以失去它的耀眼的光輝。

        後人只能憑借着這些個村落文明和院落文明去想象他們經濟王朝鼎盛時的輝煌了。

        此後，安徽就和貧窮、飢餓、落後劃了等號。

        象任何事物一樣，在發展、興盛、消亡的過程中，經過了練獄般地碰撞、衝擊、消化、融合，徽州文明逐渐地被大工業文明所替代，被人們逐渐地淡忘。徽商也由輝煌走向了消亡，只留下一幢幢民宅大院和一座座村落，撩拨着後人對徽州文明的時時地牵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