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年初一”我们每个人都要度过很多“大年初一”，今天来说说我的“大年初一”。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大别山麓安徽农村。家中有奶奶、外婆、父母和六个弟妹共11口人，兄弟姐妹7人中我排列老大。初中毕业时，正处“文革”中期，恰逢周恩来总理抓教育革命，升学考试。我以总分第一名考上了郭沫若先生题写校名的高中“花凉中学”。那时农村以家庭劳力出工记工分，年终按人口平均决算“余款户”或“缺款户”，“缺款户”则扣分粮食。我家出工劳力只有父母，人口多，而父亲因患肺结核病不能出全勤做工分。我家连续两年成“缺款户”，全家人两个冬天喝“芥麦地瓜糊”。迫于家庭生活负担，父亲无奈想让我辍学，回家帮他支撑家庭重担。打算让我学一门手艺，或兽医，或泥瓦匠，师傅也联系好了。学校老师则鼓励我继续上学，说放弃读高中太可惜，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还是优秀学生干部。第一次面临人生抉择，怎么办？我几次独自到屋后山梁上来回走着，想着。老师的期望，自己升学读书的渴望，战胜了父亲的无奈。我决心鼓起勇气向父亲请愿。当年升学招生是春季。大年三十年夜饭后，弟妹们都去睡觉了，我陪父亲“守岁”，当面向他表达了上高中的愿望，并谈了自己的打算：利用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回队里做工分，争取负责连自己在内三口人的工分，以摆脱“缺款户”的困境。父亲被我的决心所打动，点了点头。当晚我睡了一个好觉，做了一场梦，梦见上高中报到的场景。梦醒来已是大年初一早晨。我兴奋地迅速起床，穿衣走出家门，按昨晚睡前想好的方案，挑起粪箕往村子后山走去，捡猪狗粪。大年初一人们都在过年，我可以捡到比往常多很多，给生产队可以赚取工分。因此，我高兴至极。忘我地边捡边走，不经意来到了邻村村口。突然一阵清脆的女声喊我的名字。我吃惊地停下脚步，定睛一看，居然是低一年级的同学也是我的老师的女儿。顿时我感到全身的血液往头上涌，无地自容，一时间答不上话来。同学见状忙叫老师招呼我到他家坐坐休息一会，老师用“吃得苦中苦，方得甜中甜”的语温暖我。带着老师的鞭策，我从失尊中转过神来，继续往其它村子走去，一个早上的收获颇丰，可以赚到成人一天出勤的工分。后来女同学与我同班同学在北京结为夫妻。时隔多年，我带着妻儿到北京登门拜访，还谈及那“大年初一”，同学连声说“你真不容易，很励志！”这个“大年初一”过后，高中期间每个周末和寒暑假我都全勤出工，基本工分为每天7分。插秧、耘草等体力加技术活能与成人一样干的记10分。队屋轮流看守，每晚记工2分。别人轮流我坐庄。被子各自带一床合睡。冬天有的人家孩子尿床被子没干，我也顶着湿冷臭气忍着睡。坚持这样，终于兑现了对父亲的承诺，我们家扭“缺”为盈，全家人冬天不用喝糊了。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我十分珍惜。完成了高中学业，所有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担任“班主席”受到老师和同学们好评。那个“大年初一”带给我高中毕业，而高中毕业铺就了我的人生之路。那时大学招生尚未恢复。高中毕业回乡我被选为“民办教师”、大队团支部书记。入伍到部队先后担任“文书”、“书记”、“报道员”，很快入党提干。部队推荐干部考试上地方全日制大学，我被宁波师院中文系录取，圆了“大学梦”。撰写的新闻稿件和工作调研文章被《解放军报》等军内外刊物重要版面采用，多次立功受奖。转业安置考试，笔面试第一。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长足发展，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如今孩子们的“大年初一”可谓丰富精彩。长辈们发“红包”那是“必须的”。父母带着“过年游”蔚成风气。有的还到北大清华著名高校甚至出国游学。即便是山区的“留守儿童”也是“小候鸟”一般过年到城里与打工的父母团聚，逛超市，参观“海洋世界”“儿童乐园”。年轻一代，生逢盛世，幸福可嘉。回首我的“大年初一”，它助我迈出了人生奋斗的第一步，至今留给我的并非困苦的记忆而是满满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