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碎片》
走进徽州文明（3）
文／牧夫
编辑制作演播／慧觉
徽商文化。
徽商文化的形成、發展，無疑是依附於徽商的商業運作。商業運作又取决於徽商的商業人格。中原河洛文化的“仕及”和徽州土著文化“族居”的交合，定位了徽商的商業人格-儒商。這種定位盡管被餘秋雨先生在他的那篇《抱愧山西》的散文中善意地嘲笑過，也絲毫不能貶損徽州人通過商業操作而體現出的這種文化内在的豐富含藴。體現在“先儒后商--以商助儒--由儒入仕--以仕保商”的多層面上。
先儒後商。
徽州商人很懂得知識、人才儲備的必要性，先期的教育對於以後的從商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通過所受教育，培养了健康的商業经营心理和敏锐的商業經營意識，儲備了大量的商業人才。直到今天我們依然能和那個時代的徽州人就此進行直面的交流對話，感受到他們的氣息如遊絲般地飄來蕩去。我走進西遞村，在道光年間三品大員胡積堂的“笃敬堂”家中，坐在八仙桌下首造型優美的疏背椅上，看到了楹柱上的對聯:“讀書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收成難知難不難。”這種成熟健康，胸有成竹的营商心理正是徽商對商品“盈虚之数”和經營“進退存亡之道”的把握和洞察。稱雄商界三百餘年的秘訣，無不得益於先期的教育。
據《道光休寧縣誌》記载:“自井邑、田野以至遠山深谷，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藏。”“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徽州府志》)。“人文鬱起，爲海内之望，鬱鬱乎盛矣”(《歙志》)。以强大的資金爲後盾，使得一大批徽州學子得益於教育的普及、提高。
以商助儒。
徽州商人的眼光是高遠的，手中有了大把银两後，把消费心理、消费手段、消费的投资取向放在了辦教育上。 没有絲毫的哗衆取宠、沽名釣譽之嫌，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事情。他們把办教育看成是對家族的責任和義務，建成了一大批私塾蒙馆。以徽商經濟爲後盾，私塾蒙館的儒學教育，以仁義、中庸、倫理道德來教育和规範自己的子孫，以使家族事業得到繼承發展。這種私塾蒙館在徽州，幾乎各村都有。據記载，明初徽州六縣共有學社394所，清康熙年間562所。僅西遞一村就有崇實學塾、鋤經堂學塾、崇德女校、依仁初等小學堂、雙溪書舍、秋實山房等學堂。蒙館带有羲學性质，學费自愿交納、貧寒子弟可以免交。官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宰相的歙縣人曹振鏞在《西遞胡氏宗譜》序中對此作了非常形象动人的描述:“山川清淑，風氣淳古、弦誦之聲，比舍相答。
説到曹振鏞，我們的筆墨還是不要流走的太快，應該稍稍住，將我們的焦點聚聚，把鏡頭摇向這位三朝宰相。這位遮出的宰相大人出道前，在家鄉歙縣讀書的時候，生活非常窘迫，因生活濟問题和正室産生矛盾，反目不和。正室在曹氏宗祠，竟立“遮妾孽子，不得人内”的祠规，遭到歧視，幾乎輟學。西遞富商胡貫三知道後，從經濟上給予了鼎力相助，承擔了科舉考試的一切费用。成功後的曹家很快興旺發達，成爲揚州八大鹽商之一。曹振鏞事業的成功，正是得益於徽商的鼎力相助。
以儒入仕。
學成後的徽州學子大至流向了三個社會领域:入仕，從商、執教。據不完全統計，徽州各縣中舉人者，明代 298人,清代698人，中進士者，明代392人，清代226人。清朝的二百九十六年共有狀元114人，而徽州一府就有4人。再以西遞村爲例，從雍正十三年至道光六年，短短的九十一年，進入仕途，实授官職:布政司、知府、知縣等115人。入仕，極至地張揚着徽商的社會人格、家族人格、商業人格。這是晋商所無法比肩的。晋商以俊秀子弟從商，令平庸子弟讀書，結果是，從商者無文化知識，商業經营受到很大限制;讀書者才資平庸，難以科舉。難怪徽州商人把晋商比作土老財。在“士農工商”社會序列的定位中，徽州人通過商業運作把徽州文化作了極至的外泄，實現了自身地位提高的渴求和企盼。
入仕與從商相比，雖然占了很小的比例，但這是徽商縱横捭阖，游韧上下，稱雄商界三百餘年的重要條件之一。可以説徽商获得了極大的成功。“道德五千言乘牛出幽谷，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財大氣粗外向型的商業運作，是何等的張揚。
以仕保商。
徽商的精明之處就在於他們認清了大政府小經濟的社會環境。商業運作要想有一個大的發展空間，離開官方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與晋商的商業操作不同的是，徽商所經營的是以鹽業爲主、多由政府控制的行業，有着嚴格的商業操作規程，違反了這種規則就會面臨着破産和殺頭的危險。晋商是以票號、典當爲商業運作的主要形式。這是新興的商業领域，處於無管理的狀態。一切的運作全憑商人對商機的敏感和機遇的把握。
在大政府，小經濟的社會環境下，以仕保商，是徽商事業成功的重要的因素。用聯姻、捐输等方式手段交結官宦，借助官府的庇護，形成某種商業壟斷。再就是利用衆多的科舉及第爲官的宗族子弟的政治势力，獲得優惠經營條件和經營特權，賺得巨額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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