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碎片》空山碧流（2）

 --说隱士与隐士文化 

文／牧夫

编辑制作演播／慧觉

        談“隱士文化”，首先要遭遇隱士。不錯，先有隱士，再有隱士文化。匡文立女士對“隱士”這個問題有着精辟的表述，她是這樣説的:“隐者，是針對社會人而言的，在中國，社會人彻底脱離自然人的標誌是，他知道自己是'民'、并且對此不再有自决權。在中國，人得先成了'民’，才能成隐者。”這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産生這種文化現象的原因是復雜的，就其思想基礎來講，既與道家有着淵源的關係，又與儒和佛有着扯不清的聯係;就其動機來説，有爲人仕而隱者，有爲避世而隱者，有處盛世而隐者，有處亂世而隐者，有由隱而仕者，有由仕而隱者，有由隱而仕而又隱者。這種多層面性决定了“隱士文化”的多元，如神秘的寺廟道觀文化、飄逸的田園山水文化等。

        最先提出隱士這個問题並有文字記載的是孔子。孔子所處的那個時代是個無序的時代，是社會的人刚剛脱離自然人的無爲的時代。在這個未世的開端之年，孔子要用一種禮教來規範世界。爲了推行這種禮教，他和他的學生子路趕着一辆吱吱呀呀的破牛車撒着歡兒的東颠西颠，除了和老子在洛陽有過一次歷史性的對話外，再也没有遇到一位可資談話的知已。别人不和他説話，他就和自己説，说累了，就在颠簸的牛車上打個盹，由子路趕着牛車信牛由缰地走下去。似夢非夢地遭遇了三個人，一個是唱歌的，一個是耕地的，一個是除草的。唱歌的楚狂接舆没理會他，耕地的長沮桀溺説教了他一通，後來又被除草的荷茶丈人駡了一頓。他有些無奈地對子路説:“隱居放言，身中情，廢中權。我則异於是，無可無不可。”他還要繼續趕路，顧不得多去糾纏。“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從高遠天空傳來的聲音，孔子終於有了感悟，不由長嘆一聲:“吾舆點也。”從此不再多说，也不滿世界跑了，一埋頭生出了部《春秋》。

       最早對隱士和隱士文化提出批判的是宋朝的大學士宋祁。這個老頭愛評論個事，他在撰寫《新唐書·隱逸傳》時，對隱士現象进行了一番研究，發現了問题:有德不仕而隱的高士，有懷才不遇而隱的學士，有隱爲捞取功名無德無才的俗士，還有“假隱自名，以詭禄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爲仕途捷徑,”“放利之途”的假士。宋老頭的筆太直了，在今天是要吃筆墨官司的。他所鞭笞的這種詭計多端的假士，指的是唐高宗李治時代的盧藏用、卢征明兄弟二人隱居终南山和少室山，後來又出来做了大官的事。對盧氏兄弟的這種文化批判，實事求是地講，是過於嚴厉了。與盧氏同時代的司馬承禎名氣要比盧氏兄弟大的多，出此道也比他們早的多，宋老頭却没有説三道四。不知爲什麽?盧藏用和司馬承祯有過一次對話。這次對話不是在終南山，也不是在少室山，而是在京都長安。其時，盧藏用已經做了高官，很得意地對司馬承禎説:這一切都得益於終南山。司馬承禎只慢吞吞地吐出四個字--人仕捷徑。就使盧氏有了無地自容的惭愧。

       其實，盧藏用也用不着惭愧。司馬承禎何嘗不是以隱來邀取功名的呢。説起司馬承禎，這是個來往於山林和朝廷之間的知名人物，是個玩隱的高手，名气大的很。在空山寂寞了就下山走走，給皇帝授授課，聊聊天，高興了還要讲講“無爲之旨，理國之道’ 的治國方針。心煩了再返回山林。活得自由自在，潇潇灑灑。

        這些都不足以使人稱道。卢藏用们棄山還朝又去做官，却也滑 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