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的典范

     【原文8·1】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泰伯，是周始祖古公亶父的长子。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即泰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相传，古公亶父很喜欢三子季历的儿子姬昌，认为姬昌有圣德，就想破例将君位不传给长子泰伯而传给幼子季历，再通过季历传位给姬昌。在上古宗法社会，这种“废长立幼”的做法，是严重的“违礼”行为，用现代社会的观念来看，是对政治制度的最严重破坏，弄不好就会引起宫廷内部的血腥斗争引发社会动荡，是极其危险的政治行为。但是，古公亶父的目的却很顺利地实现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他很顺利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将“邦国”的最高权力交给了季历，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这一切，都归功于长子泰伯的自动放弃——当泰伯知道父亲的意愿后，为了成全父亲，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不但主动申明放弃继承君位的权利，而且还态度坚决地与二弟仲雍一起逃走了，避居到当时荒芜之地的吴。就是在古公亶父死后，也不不回来奔丧，后来为谢绝季历以及国人希望他回国继承君位的请求，又断发文身，表示终身不返，为季历继承君位扫除一切障碍。最后，季历终于顺利继承了君位，此后传给姬昌，即周文王，姬昌又传位给姬发，即周武王，周武王在姜子牙的帮助下，灭了殷商，建立了周朝，统一了天下。

       这一章，翻译过来就是：

孔子说：“泰伯这个人的品德可以说是至高无上了！他几次把君位让给季历，老百姓都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称赞他。”

     很显然，孔子对泰伯的做法是极其崇尚的，认为泰伯的道德修养达到了“至德”的境界。现在首先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既然泰伯的道德修养达到了“至德”， 古公亶父却为什么要“废长立幼”不把君位传给泰伯？二是泰伯主动让位这一事件的真实意义。只有弄清了这两个问题，才能理解孔子极力赞赏泰伯的真正原因及其所表达出来的政治愿望。

      按照当代学者南怀瑾先生的说法，古公亶父原本是想将君位传给泰伯的，并且认为殷商政治腐败，气数将尽，希望泰伯继承君位后能励精图治，起来革命，推翻殷商的腐败统治。但是泰伯却认为，殷商尽管腐败无道，但终究是周的君上，周是商的臣下。推翻殷商，是以下犯上的大逆不道之举，所以不能接受父王的想法。无奈，古公亶父才想到了三子的儿子姬昌，想通过传位季历，最后由姬昌完成周的宏图大业。泰伯得知父亲的意思之后，不但没有抱怨，反而为成全父亲的愿望与二弟一起逃到南方荒蛮之地的“吴”，即现在的江苏一带隐居了起来，为三弟季历顺利继承君位扫清了一切障碍，使周室避免了一场因为政权交替可能引发的血腥动荡。后来的历史，也正如古公亶父所料，姬昌虽然被殷纣王“冤枉”坐牢，没有起来革命，但他的儿子姬发，即周武王最终完成了祖宗的遗志，发动了推翻商王朝的革命，建立了周朝，将中国历史拨乱反正，开辟了道德、文明、礼治的新纪元。泰伯的这一壮举，无论是对周王室还是对周的百姓都是莫大的功劳，体现出了泰伯为了追求正义、真理，为了实践自己的信仰“薄帝王而不为”的精神，所以，受到了孔子的高度敬重和极力赞赏。

     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仔细推敲，不但有牵强附会历史之嫌，而且还矛盾重重。假如真是这样，首先就否定了孔子对“武王革命”一贯肯定的态度；其次，不仅将古公亶父置于了图谋不轨的违逆不道境地，不符合儒家一贯标榜的周朝“道德政治”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将泰伯置于了“违逆不孝”的境地——他不遵循祖制、不顺从父命，却为成就自己的清高，宁可不为国家和百姓担当大任，弃祖宗社稷不顾而“逃避”，实在是顾小我而忘大义，不符合孔子当仁不让的儒道精神。这样的人，孔子何以会如此崇敬？！

        那么，这一事件的真实意义究竟体现在哪里呢？以我之愚见，这一事件首先体现出了泰伯大公无私的高风亮节，符合孔子“天下为公”的政治愿望。

人类自形成社会的那一刻起，政权的归属一直是内部斗争的焦点。最初是凭借武力征服，这和动物界一样是极其野蛮血腥的。随着人类智慧和文明意识的觉醒，在步入文明社会的初期，便产生了选贤禅让的政权传递形式，为政权的归属找到了出路。孔子所极力标榜的尧、舜、禹 “三代圣王”中的舜和禹就是通过禅让获得统治权的。这一时期，也就是唯物主义史学家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或者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其政治形态是“天下公有”。这种政治形态寄托了人类渴望和睦相处的美好愿望，虽然暂时解决了政权的归属问题，但却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究竟何人为贤”、“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选出真正能服众的贤能之人”两大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机制体制问题）必然会围绕“贤”与“不贤”的问题，引起争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在氏族、部落利益的引导和驱动下，这个问题就自然的演变成一个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如何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使人类避免为争夺政权而引发血腥杀戮，维护社会的安宁稳定呢？伴随着 “物质私有”的逐步扩大，氏族部落实力日益增强，“政权私有”不仅成为一种定势，而且成为解决政权归属问题的有效途径。于是，“公天下”就演变成了“家天下”，这就是“三圣”之一的禹为什么没有将政权禅让给贤者而传给自己儿子“启”， “重新”开启世袭制的社会原因，人类社会由此进入阶级对立的社会，这便是史学家所说的“奴隶制社会”，中华大地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体制——朝代，便是由禹所开创的夏朝。

        世袭制虽然为政权的归属找到了一条途径，缓解了由此引起的尖锐矛盾，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是人类政治史上顺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一次进步。但这种“家天下”的世袭制最本质的弊端是将政治形态由“原始民主”引向了“权力垄断”，使人类社会逐渐走上了以“人治”为本质特征的“集权专制”形态，形成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就成了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同时，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政治是否清明、天下能否太平、百姓能否安居乐业、社会能否和谐发展等等主要取决于统治集团乃至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因素。也就是说，极少数人掌控了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并左右了历史的进程——这是专制主义社会最本质的“不公平”，并不符合人类的美好愿望。

         孔子当然认识不到由“公天下”演变成“家天下”社会内因，但却看到了“家天下”的弊端，并且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会由“公天下”演变成“家天下”是由于私欲膨胀、道德滑坡引起的。由于道德滑坡才出现了争权夺利，使社会由最初的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为私，才产生了世袭制的专制体制。因此，他抱着改良社会的愿望，以正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创立了仁学，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希望能通过唤醒统治者的道德良知，建立一个民主礼治（法治）的“大同”理想社会，实现“天下为公”的政治愿望。在他看来，一个有圣贤之德的政治人物首先应当具备“天下为公”的思想。只有将天下让与贤者、圣者治理，才能走上仁道，才能长治久安。泰伯以祖宗社稷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权势得失，主动让贤，胸怀坦荡宽广，体现了大公无私的高风亮节。因此，才称颂他道德修养达到了“至德”的境界。

        其次是用实际行动实践了孝道精神。“百善孝为先”，而“孝”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顺”，即顺从父母的意愿。这一点要真正做到确实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个人利益受到冲突的时候，能不能顺从父母意愿，能不能顾全大局，没有坦荡的胸怀和至高的修养，确实是很难办到的。古公亶父不管是处于何种原因“废长立幼”，泰伯能以社稷为重，放弃个人利益，顺从父王意愿，既维护了周王室的政治稳定，又维护了百姓的安宁，功德是利国利民，确实大孝至德的表现。

        很显然，孔子树立泰伯这个政治人物典范，其目的就是企图唤醒为政者 “权力公有”的政治道德和伦理道德，为实现公天下的“大同”理想社会构建道德基础。

    【作者简介】  冷梦良，公安民警。出版有专著《论语通俗解读》和一个杂文散文集《阿Q重返人间》，参与过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图书编写，担任过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特约编辑。现为陕西省孔子学会会员、陕西作协会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宝鸡孔子学堂客座讲师、宝鸡市孔子研究会副秘书长，宝鸡市传统文化促进会理事、讲师团讲师，宝鸡市作协会员、宝鸡市文学创作学会副秘书长、学术部部长、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会会员。平生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夫子之训。

      《论语通俗解读》是作者呕十年之力撰写的一部集学术性丶文学性于一体，兼有一定史学价值的学术著作。该书突破了传统以来对《论语》一章一条孤立注解阐释的陈式，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孔子的社会理想、政治主张和仁道学说，又生动活泼地再现了春秋社会变革时期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受到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好评，被认为“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优美的文学著作，兼有一定的史学价值，有很强的可读性、耐读性和趣味性。”目前己被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陕西省图书馆、西北大学丶长安大学丶宁波大学等三十余所高校和图书馆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