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

一、少时悲怆

       父亲是一个憨厚的乡下汉子，1米70左右的身高，在我儿时印象中形象高大，也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是2002年元月离开人世，算起来已有21年之久了。近些日子，几次梦回乡下，与父亲一起聊天的情形依稀在目。

       父亲是1921年7月出生的，历经83年人生风雨苍桑。但从少年到青年这一段大悲大难的生活经历，其情形尤为悲怆。

       10岁时先是其祖母去世，11岁时唯一兄弟因病而亡，12岁时其父也因病离世。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家境每况俞下。家里六口人吃饭，仅依靠其母吴柏贞一个弱女子强撑着这个家。

       为保住我父亲这根独苗香火相传，祖母拖着多病和疲惫的身子张罗着儿子的婚事。1941年，13岁的母亲经媒人介绍，从上埠乌石作为童养媳嫁到了芦溪胡家坊，与父亲完婚。精疲力尽的祖母知把儿子的婚事办妥后不久，就辞别了人世。当时，父亲除了一个尚未出嫁的姑姑，再加上我那刚结婚过门的娘，家贫如洗，只有借钱葬母。而姑姑由于眼睛视力极差，只有做一点家务活，帮不了父亲多少忙。小时候常听我娘说起“瞎婆子”的琐事，就是讲我四姑的故事。后来，四姑嫁到了上埠聂家店。

       为偿还葬母和结婚欠下的债务，父亲卖掉了祖父留下的二亩水田和山地。田也没了，地也没了，一家人靠什么营生？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在好心的本族叔叔（名字记不起来）帮助下，由这位本族叔叔作保人，在芦溪街上賖一些本地产的老粗布和炮竹。凭一根扁担，一副肩膀，挑着货物，跟随由青壮年组成的挑夫小商队，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经大安里、长丰、经莲花，到400里外吉安，最远甚至到达700多里的赣州去做买卖。待布匹卖了，再将卖布匹的钱购进一批盐等，再一步一脚挑回到本地，卖给商铺，来回赚一些差价。这就是我父亲常说的做“担脚生意”。

       据我父亲讲，到吉安做一敞买卖，来回要十来天。到赣州走一敞，至少需要二十几天，甚至个把月。有时候，陆路生意不景气，就走水路，乘船到宜春、樟树做买卖。就这样，这小买卖从无到有，小生意也走越做越熟。凭自己的勤奋、心血和智慧，一边慢慢还清债务，一边努力维持着这个家。

        好在1949年随着全国解放和土改运动，父亲也分到了田，一穷二白的状况彻底改变了。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

       听我哥石元说过，50年他出生后，为减轻家庭负担，我娘只好将哥哥寄养在娘家，时间达5年。小时候每年春节随父母去外婆家拜年，我哥与许多当地人很熟，常打招呼。那时，我一直纳闷此事，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

 二、生活琐事

        1、包头巾

        印象中父亲常年在头上扎着一块白色的长围巾。据了解，江西、四川等地成年男性，以前都有这种风俗。那个时代，成年男性不论老少都会在头上围着一块长长的白头帕，这块白头帕大约两尺多长，被细心地裹起来包住一颗剃得光光的头，只露出被太阳晒得黑黑的脑门心。头巾不仅仅可以在夏日的劳作中擦拭汗水，还可以在冬日的清晨跋涉里抵挡风寒。

        儿时听父亲讲起过，年青时结伴出门在外做担脚生意时，走的都是山路，需翻山越岭，长期离家在外，很辛苦，也很孤独。但不管在外面什么地方，只要在路上碰到了头上扎白头巾的挑脚生意人，就知道是家乡人，格外亲切，不是亲人甚似亲人。只是现在，扎白头巾这种传统习俗，与我们渐行渐远。

        2、唱书

        父亲幼年读过几年私塾。后来，由于父母过早离世，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只得四处奔波营生维持这个家庭。父亲在做“担脚生意”时，走南闯北，走水路到过宜春、樟树，走旱路到过吉安、赣州等地。见识了不少有学问的人，也听过不少人说书，讲《三国演义》、《水浒传》、《粉妆楼》等。

        待自己生意不错，除补贴家用外略有余项时，也开始购买自己喜欢的传记小说。上世纪70年代，没有电视机，也没有其他文化生活，夜晚降临，经常出现的场景是，饭后的父亲一边用热水泡着脚，一边拿着《粉妆楼》，边看边唱。幼小的我，两只小手托着双颊，两只眼睛盯住父亲一动不动，咛听父亲唱出的婉转曲调，关注那曲折动人的人物故事。

        行事谨慎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将家藏的几十本传记小说全部烧毁。后来家中仅剩一本撕烂的《粉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