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斯奋研究：诗意栖居 穿越守护
李春香 梁庆 阮波 / 文
【摘要】：本文研究了刘斯奋不同时段的艺术生涯和艺术成就，从少年的“诗词时期”，盛年的“小说时期”，老年的“书画时期”，分析了贯穿于刘斯奋的栖息之道、穿越之道、守护之道的诗意，剖析他的人生哲学与智慧、艺术风格与学术思想。探讨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下文化的自觉守护。刘斯奋用超额的人生、穿越的人生、守护的人生，告诉知识分子们该如何诗意地行走于人世间。
【关键词】诗意，栖息，穿越，守护
《人，诗意地栖居》是德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后经海德格尔的哲学阐发，“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几乎成为工业化过程中很多人共同向往。诗意地栖居亦即诗意地生活，而诗意则源于对生活的理解与把握，心里没诗，眼中无诗是无法发现和体会诗意的。刘斯奋从小爱读诗，少年开始写诗，诗植根于他的生命深处，在他的诗文、小说、书法、绘画中都充满诗意，他正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自由自在的“快活的蝙蝠”[1]
刘斯奋自号“蝠堂”，有如蝙蝠之似鸟非鸟，是兽非兽：他是非职业作家，却著有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非职业画家，却有个人特色的“文人画”，不少作品被美术馆、博物馆收藏，曾出版《刘斯奋人物画选》；非职业诗人，却出版了学术著作《岭南三家诗选》、《黄节诗选》、《苏曼殊诗笺注》、《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等。
他在小说创作、美术、学术研究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于2015年获得荣获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叶选平说“刘斯奋同志是广东文化界所公认的一位才思卓越、文化功底丰厚，艺术造诣深湛的奇才与大家”[2]。
纵观刘斯奋创作生涯，可以分为少年的“诗词时期”，盛年的“小说时期”，老年的“书画时期”。一个人能够用种艺术表达自己的精神世界，惬意穿越古今，穿越美学，自由栖息，既能接受西方先进鲜活的文化思想，又能守住东方文化气韵，传播东方文化自信，活出诗样人生，他的人生哲学与智慧、艺术风格与学术思想值得总结与深思。
一、栖息之道
1、 尚“用”之道
刘斯奋把易经里变易精神用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他的尚“用”之道。他从来不保守，既接受西方文化的写实风格，也守着中国文化的气韵。他的人生，他的艺术作品就是他提倡的尚“用”思想的实践。无论世道怎么变，艺术形式怎么变，根植于他精神家园里的诗意生活的憧憬与追求未曾变过，他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栖居在自己自由的精神国度里。为官有为，“朝阳文化”文艺理论至今都有着现实意义，重建文化自信的提倡更是适应时代的需求；为文有位，《白门柳》荣获全国长篇小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时代没有提供施展抱负的舞台，他就韬光养晦，厚积薄发。刘斯奋三十岁之前，率真任性，才气纵横，抒发抱负，写近百首诗，现都收录在《蝠堂诗词钞》。他的诗词创作主要集中在1960——1976年这十五、六年间。这一期间是他营造精神家园之始，深厚的古诗文根基为他日后的古诗研究和《白门柳》，乃至后来的书法、绘画都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研究古典诗文，铸就诗化语言功底。1975年10月，以友人之推荐，调返广州工作，任职于广东省委宣传部。1978年至1990年12年间，应出版社之邀约，于工余之暇从事古典诗文之选编笺注，有《岭南三家诗选》（1980年）、《苏曼殊诗笺注》（1981年）、《梁启超诗文选》（1983年）、《黄节诗选》（1984年）、《周邦彦词选》（1981年）、《辛弃疾词选》（1981年）、《姜夔张炎词选》（1982年）、《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1986年）、《唐宋诗词彩图辞典》（1990年）等著述面世。
这一时期，研究古典诗文，夯实了他诗意王国的土壤，只要遇到合适的空气，他的才气就会披着诗意破土而出。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辑邢富沅先生的邀约下，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
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先行先试，打开“朝阳文化”新局面。1993年，他开始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抓全省的文学艺术创作工作。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内地文艺界许多人还沉溺于挖掘和表现苦难、落后、绝望、迷茫等情绪时，处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最早感受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浪潮。他提出“朝阳文化”的概念，提倡文艺表现鲜活的现代工业文明，表现改革开放的新生活。在“朝阳文化”理论的推动下，广东产生了《外来妹》、《英雄无悔》、《和平年代》等一批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的电视剧。在1994年4月广东省作家协会举办的“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上发表了《批评标准和广东文学》， 1995年他的《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在《南方日报》全文发表，随即于《人民日报》转载，引起全国文艺界的关注。
从读诗、写诗、研究古诗词、写历史小说，到提出“朝阳文化”理论，他善于随遇而安，机遇没到，他冷静思考，暗自滋养精神，机遇一到，他施展抱负，展露才华。虽然钟情古典文化，却不拒绝西方文化，只要有用的，人们喜欢的，他都认可，并借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动。他崇尚“变”，崇尚“用”，这是他的处理之道，也是他的人生智慧。
2、尚“和”之道
刘斯奋提倡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岭南文化、改革开放、文化世家是他获得“和”世界精神家园的有力支持。
岭南文化多元融合的土壤滋养刘斯奋极具广东精神之“和”。广东地处五岭以南。大致说来，是由三个源头“杂交”形成的。首先是当地百越族人创造的以蛇图腾、断发纹身习俗和干栏式巢居建筑等为特征的原生态文化；其次是纳入全国大一统版图之后的两千多年间，通过历代的驻兵和移民，源源不绝地输入的中原文化；三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来自西洋、南洋甚至非洲、美洲等地的异域文化。这种开放的、兼容的岭南文化推着刘斯奋与时俱进，自由表达个性与诗意。
改革开放让广东首先富起来，富足、安定的国家给刘斯奋一个创作的环境和机会，让他有时间、有能力来表达整个国家的“大和”思想。他在提倡中国文化自信方面做了很多思考，也发表了很多的讲话，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之“道”与“器”，东方文化的走向，都给了很好的建议。他用诗选、诗注力所能及地吸引年青人继承古典文化，这是给予整个中国这一大家庭的有力回馈。
刘斯奋的原生家庭也是十分和谐的。父亲刘逸生的《唐诗小札》、《宋词小札》蜚声全国；长子刘斯奋，在担任行政务之余，亦诗亦文亦画，各个领域都成就斐然，长篇小说《白门柳》更获得茅盾文学奖；长女刘圣宜，是专注于近代史研究的教授；次子刘斯翰，任学术刊物主编，更有多种学术著作面世。刘氏家庭成就与刘逸生营造了平等、自由的氛围分不开，他们可以一起就某个问题讨论，争论激烈时儿女对父亲甚至会出言不逊。而刘斯奋也将父亲的这一套理念传给刘一行他们。他们没有专门的老师，完全是靠着自己的爱好与悟性来画画，没有任何程式的规范。所以，刘氏家庭的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滋养了他们优雅的诗画气质。
3、尚“简”之道
刘斯奋栖息之地乃是东方之大地，受岭南之地 “水文化”、“蓝色文化”的滋养，用一生的时间来实践“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3]的岭南文化理念。他提出“搞平面节奏，不搞立体节奏，搞以简驭繁，不搞以繁入简，这两点恰恰是中国东方艺术最拿手的东西。我们传统的绘画本来就是搞平面节奏，不搞立体节奏。我们把握物质的意象从来就是以简驭繁的，不在光和色上下那么大的工夫。我们传统的诗歌、戏剧乃至小说也表示出以简驭繁地把握生活的鲜明倾向。抽象的手法应是东方文化最高层次的东西。”[4]这一段，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以简驭繁”的文艺创作思想，对我国的一些文艺界人士一味地学习、模仿西方文化的求繁、求真、求立体造型的文化进行了文艺创作思想的纠正。
他在这块土地上用诗、文、书、画等不同的艺术方式来展现中国“寓繁于简”的文化特点。
刘斯奋的绘画讲究“以简驭繁”，讲究节奏，讲究写意，讲究造型的整体把握。特别是后期的都市人物画，更是开创现代人物的先河。他的画在笔墨技巧上最突出的是线条。他舍弃了水墨淋漓、零乱琐碎的墨色变化，减少墨与色的层次阶梯、而集中突出线条的轻重疾徐、虚实浓淡、刚柔曲直、粗细方圆。如《夜雨》，开襟二笔中锋圆厚，洞泽酣畅；上衣两侧用侧锋沙笔，对比强烈而有韵味；右侧裤腿，由细而渐粗，提按有序，转折有度；整体线条组织疏密有致，对比强烈，极具节奏韵律。
他经常不说“画画”，而说“写画”，他的“写”来源于他的书法功底，更来源对他对东方化“线条”这艺术积淀的深刻理解。他对毛笔的驾驭能力，让他能够潇洒奔放，挥运自如，随意轻松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在展纸落笔之时，驱遣得当，挥运自如，得心应手，出现江河流注、凤龙翔、蛇舞鹌惊的高妙境界。刘斯奋用“以简驭繁”东方文化方式任意在诗、文、书、画中栖息，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二、 穿越之道
1、 精神穿越
古典传统美德与现实情怀的统一。刘斯奋在追求高端审美理想的创作同时，亦在诗学研究的领域，养浩气，守大义，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此情怀，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倡导客观理性的“朝阳文化”，实现了古典传统美德与现实情怀的统一。
中国古典诗教“温柔敦厚”，要求诗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怒而不骂，影响着中国历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关于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商榷与再商榷，从始至终，刘斯奋不论对史学家、诗人陈寅恪，还是对诗作本身，亦或对余英时都守住了大义，这“义”是对诗作研究中秉持的整体把握、点到即止，绝不会断章取义、主观臆想。这“义”是对陈寅恪其人的历史还原、求真务实，从诗作中走出来，真正按照艺术发展的特点和诗人精神活动的规律进行研究，不夹私人感情、更无其他目的。
刘斯奋一生以诗滋养自己的“浩然气”。从《观沼气发电有感》：“江湖浪迹任消磨，一旦逢春意气多。愿化明珠三万斛，直教流影乱星河。”可见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情怀；从《甲戌谒邓世昌祠》“百年国运旋，纽枢在甲午。四海已平波，屹屹忠魂拄。”可见思接百年、心系国运之情怀。
浩然正气，正是他所希望传承的一种文化美德和民族精神。这种境界贯穿于他文艺创作中，也体现在他所倡导的“朝阳文化、巨人精神和盛世传统”的新文化建设呼唤中。
2、文学穿越
忠于史实与诗情艺术想象的完美结合。刘斯奋的诗学张力在于古典生存与当代生存之间的平衡。作为20世纪批判的历史哲学派代表人物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认为，人们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总是从现实的兴趣出发，为当前的目的服务的。在他看来历史即哲学。一个历史学家如果不同时兼具哲学家的禀赋，那么他在拥有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面前，只能望史兴叹，而不能写出有思想的历史著作来。
《白门柳》本着尊重并忠于历史真实的原则，重要历史事件、主要人物、主要情节等都经过认真地考证和挑选，但其写作目的绝非仅停留在历史事件本身的过程还原上，而是深入到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灵深处，从而进行充分的诗化和审美艺术的再创造，成为诗与史完美结合的成功范例。他从古典审美传统中寻找审视历史的方式，将历史视为审美对象，立足于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之结合，以“道人人心中所有，写人人笔下所无”的标准挖掘历史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美，实现审美层面的艺术追求。[5]
仔细品读《白门柳》不难发现，在这部小说中，“历史”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和条件，只限定了时间和环境，真正感染读者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刘斯奋更看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他自由驰骋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不论是被打入贰臣传的钱谦益、民主思想鲜明的黄宗羲，还是秦淮名妓柳如是、董小宛，都成为揭开历史面纱，由个体深刻而负责的心灵运动和撞击，来反映时代文化、社会心理内蕴的代言人。这又走向了更深一层：从诗情艺术想象到实现了完成诗学任务的终极目标。
3、美学穿越
刘斯奋创作的所有艺术作品中，小说有诗美，诗词有音美，绘画有诗美，书法有画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合一，真正实现了内容美、形式美、音乐美、创造美等审美意识在不同艺术表现手法中任意穿越。
诗中有画。刘斯奋擅以诗人之笔作画，自其山水诗作可见一斑。如《十里画屏》“石白茅黄共一滩，板桥南去路弯环。丹崖十里争姿色，画在晴晖雨霭间。”黄茅白石、曲径板桥、十里丹崖、宜晴宜雨，人行其间，便如置身画里。此种感受，凡游十里画屏者皆有之，凡未游十里画屏者也有身临其境之感。又如《宝凤湖》“凫鹭飞来石蹬秋，玉簪螺髻桨声幽。谁将半匹漓江练，绕向千峰最上头。”凫鹭、静女、似漓江、绕千峰勾勒出宝凤湖的景色绮丽，描绘出游湖之幽情雅兴。
画中有诗。刘斯奋亦擅以画家之笔为诗，且看其花鸟画，就颇含诗意。作品《一鸟无言对夕阳》中，坡石、密枝、菊花、鸦立于藩篱、侧头望西，夕阳未出却让人有日落黄昏、四下皆静之感，不免联想起“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诗句。再看《共舞》，画出山野一角：花开溪流、鸟雀对舞，不免吟咏“花蕊冒香气，鸟雀舞翩跹”。《春情绪》中繁花蝶舞、鸟立石注目，颇见得“蝶舞园更闲”“山光悦鸟性”“青鸟殷勤为探看”的情趣和闲乐。《窥香》中山花摇曳、蝴蝶飞舞、竹上栖蛙、欲扑之态，生动之笔写出“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气势。赏画如品诗。
诗、文、画合一。中国艺术史历来有诗画同源一说。文人画“宗师”苏轼就有“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一说。古典诗词在意蕴方面与山水花鸟画的意境是非常契合的。刘斯奋大半生跨界穿行于诗词、文学、书画、学术、行政等领域，成就赫赫，其深厚的古典文化和诗词积累，成为他以“文化立命”的最大养分。不仅长篇小说《白门柳》从古典诗词汲取养分，呈现出浓厚的诗意和浓厚传统文化的意蕴。其晚年的画作也展现了充满文人气息的独特个人风格。其大写意现代人物画形简神聚，寥寥数笔，即成写真，又保留了传统文人画的审美格调。山水画将传统文人视觉的点景抒怀递升至一种现代视觉的宏观格局，展现一种纵览山河、笔走龙蛇的潇洒气度。花鸟画写出诗意，画出意境，有强烈的个人面目。深厚的学养、广博的见闻，对传统文化长期的浸淫和领悟，使刘斯奋的笔墨呈现出一种诗意情怀的品质，一种超逸清新的境界，一种才情趣味和人文观照的和谐共生，还有一种对人生自我的深刻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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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守护之道
刘斯奋是传统文化传承的实践者与守护者。面对西学日盛而中国传统文化渐渐被淡化的局面，面对老一辈艺术家的离世或老去，中青年一代中缺少接班人队伍的现象，他又提出重建文化自信的观念，纠正过度西化的文风，可以说他是“矛盾”中的先行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文化自信 , 传统文化回归渐成热潮。面对浩如烟海、璨若星河的中华传统文化 , 刘斯奋认为“ 按照我的人生经验 , 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 , 就是从传统诗词入手来把握传统文化。”“把古代经典、四书五经等深奥书籍读进去 , 不是一般大众所能够做到的。”刘斯奋说，中国素有“诗国”之称 ，诗词源远流长，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等 , 都留下了大量作品 , 涌现出群星灿烂的诗人。在刘斯奋看来 , 古代诗人饱读诗书，将传统经典著作读得很透 , 再写成诗 , 因此他们的诗歌里既包含了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 亦有传统文人的喜怒哀乐。诗歌又是很形象的文艺作品 , 朗朗上口 , 容易把握。" 所以进入、了解、把握传统文化 , 读诗是一条便捷路径。"[6]他和弟弟刘斯翰一起编著了《唐宋诗词鉴赏系列》三册，范围包括了唐诗、宋诗、唐五代词、宋词，精选了140位的258首名篇佳作进行翻译、赏析和注释。
谭运长认为“刘斯奋确实是广东艺术家当中比较少有的有思想、有理论的人，他的文艺思想成体系、重实践，特别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朝阳文化”理论的提出，很能体现他的远见卓识。至于在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继承方面，他特别提倡几点，一个是易经里面的变易精神，另外一个就是中道的追求，其美学表现就是中和之美；第二是他还将岭南文化的特色总结为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第三是他的文艺思想鲜明地表现出与时代精神脉搏同步。后来又搞了一个纠正学风的宣言，在文艺界影响颇大”。[7]这段对刘斯奋的评价比较中肯地点明了他在文艺界的重要影响力。
从《“道”“器”之辩与文化自信心的重建》《血与水：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出路》《岭南文化的独特价值在哪里》《新旧诗歌三人谈》等文章，刘斯奋、谭运长以对话的方式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岭南文化的过去、现在、未来；在《近代广东何以能“异军突起”》《更新观念，深化改革，开创社会主义文化新格局》《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要有新思路》《东方就是东方——关于文化支点的若干思考》等文章里，他提出了新文化的新思路；此外，他与金岱（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刘斯翰（《学术研究》杂志主编）、李明华（广东社科院副院长）、蒋述卓（暨南大学副校长）、徐南铁（《粤海风》杂志主编）等文化名人在《知识分子的文化守护—关于当前知识分子角色定位的漫谈》里共同强调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的文化守护的责任感。
可以看出，他在为东方文化的退缩、中华民族的低位文化感到担忧，并清晰地指出中国文化要有出路，必须守住东方文化的特色——“搞平面节奏，不搞立体节奏，搞以简驭繁，不搞以繁入简，这两点恰恰是中国东方艺术最拿手的东西”“我们传统的诗歌、戏剧乃至小说也表示出以简驭繁地把握生活的鲜明倾向。抽象的手法应是东方文化最高层次的东西……东方文化建立在我们中国的中康之道、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审美理想上面。”[8]
他认为，我们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由于学习西方文艺理论走进了把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物质产品的生产混为一谈的“唯科学主义”的误区。他提倡：精神产品的研究不应该过多的研究共性，而要研究个性，研究个性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和实现的方式、途径等；反对尸体解剖的方式对文艺作品进行批评，而应该整体评论，像中国传统诗话的评点式批评，讲究形象比喻，点到为止，虽然简略，反而有启发力和激发力；反对文艺研究“越新越好”的思想，标新立异的艺术产品如果没有艺术本体价值，也不值得研究，应该研究经得时间和历史考验的有价值的艺术产品。总之，现代文艺评论应该从“唯科学主义”中走出来，真正按照艺术发展的特点和精神活动的规律进行研究。
面对西方高位文化冲击下，处于低位文化的中国，如何完成固守、传承、创新这一任务，刘斯奋明确提出：“文化守护責任主要落在知识分子身上，一方面，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的根，却又不能把传统全盘背上，因而我们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梳理，清理出传统文化的枝叶与根，分清哪些是要继承的，哪些是要抛弃的；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拒绝西方文化，可以这么说，正是外来文化的冲击，才使我们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强大活力。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梳理，包括对传统与外来文化的梳理。我们又需要整合，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整合创造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文化。”[9]
刘斯奋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完成属于他的守护。他说用《白门柳》的写作回答了知识分子守护这一命题：在明末清初，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阶层更关注的是民族文化的命运而不是改朝换代，他们反清复明的深层目的是守护传统文化，保持传统文化在异族入侵中的承传。陈寅恪们面临的也正是这样的问题。守护有不同，一种是盲目的；一种是通过革新达到守护目的，前一段不少人谈“守望”，谈“边缘”，还有盛行时的国学热，但其中不少是湊热闹，赶时髦，并没有深入探究。我们谈“守护”理当结合目前的文化现状，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这对明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有利的。
从少年到老年，刘斯奋用自己的诗、文、书、画等不同的文艺形式阐释东方文化，守护东方文化。
4
结 语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刘斯奋身上能够看到一种古老的文人现象，能够在中国历史进程下进行文化自觉思考：时代变迁下人们应该追寻怎样的精神家园，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在变化中守护东方文化气韵。根植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本源，他用他超额的人生、穿越的人生、守护的人生，告诉我们该如何诗意地行走于人世间，让我们确信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神之脉是活态的，是可以也应该继承的。
【参考文献】
[1]慎海雄：《当代岭南文化名家——刘斯奋》[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2]慎海雄：《当代岭南文化名家——刘斯奋》[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3]刘斯奋,刘斯翰,谭运长：《“孔夫子入党”——传统文化三人谈》[J]，《粤海风》2015.6.15.
[4]刘斯奋：《东方东方——关于文化支点的若干思考》[J]，《宏观文化》2004.10.22
[5]易文翔：《白门柳》的审美维度[J].《粤海风》,2014(06):46-47.
[6]《刘斯奋：从传统诗词入手把握传统文化》[N]，《新快报》2018-04-23
[7]谢岳雄：《无“家”可归的刘斯奋》[N]，《中国网联盟中国》2018-05-04
[8]刘斯奋：《东方东方——关于文化支点的若干思考》[J]，《宏观文化》2004.10.22
[9]刘斯奋,金岱,刘斯翰,李明华,蒋述卓,徐南铁：《知识分子的文化守护——关于当前知识分子角色定位的漫谈》[J]，《粤海风》,1998(01):4-9.
注：此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刘斯奋学术思想与文艺精神（GD17XZW11）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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