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诗评家

      先有诗，后有评论；先有诗人，后有诗评家。这似乎应该是一个不需要强调人人都知道、都理解、都明白的“大道理”。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大量诗人的创作、大量诗评家的评论，使我们不得不强调甚至需要反复强调这一基本原理。

      每个诗评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诗歌理论，都有自己的“好诗”标准。然而，好诗从来没有标准，也不应该有标准；因为，如果好诗有标准，那么，中国传统文论“文无定法，文成法立”这一艺术规律就不成立了。诗评家有自己的一套诗学理论，这个是对的。但诗评家的诗学主张或观点，也有对错和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之分。

      那么，对于诗人的创作，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诗人的创作，应以生活为基础，听从内心的召唤来写诗。这个应该没有疑问——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源泉；艺术美有心灵产生。但可能有人会说，诗人除此之外，还要遵从或听从诗评家的观点主张来调整或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实则大有问题。因为，诗评家观点背后存在的认知问题，以及诗人对自己的认知问题，诗人对此未必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的能力。在此情况下，诗评家的观点无所谓正确错误；但对诗人而言，诗人无论接受还是反对诗评家的观点都是盲目的。人们须要知道，一种学说建立之时思想是自由活跃的，而当这种学说要指导实践时，领受者往往会违背自然规律放弃对感性经验的直接体验，从而禁锢自己的思想。这对主要是抒情言志靠感性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来说，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诗人的创作应来自于生活和内心召唤，而不是要践行诗评家的诗学主张，按某种“诗观”进行创作。再者，诗人有水平高低之分，诗评家也有水平高低之分；真正有价值、好的诗歌评论和好诗一样少。——低级的诗论，讲写诗技巧如何写诗；中级诗论，评论诗人诗歌，研究诗歌现象；高级诗论，讲除非“不得已”，不要写诗（著名文艺理论家朱光潜说过:人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动机，本质是“获得同情”；进行创作，除非“不得已”——没有非写不可的必要，就不要写。我把朱光潜“不得已”的创作原则，视之为唯一正确的文学创作原则。）——中国两千多年辉煌的古典诗歌史，人们总结了很多宝贵经验，比如“功夫在诗外”“有感而发”“文无定法，文成法立”“诗无达诂”。诗人要想提高技艺，与其试图在诗评家似是而非的文章中寻找门径，远不如多读成名诗作和对这些至理名言思索领悟。

     （大受人们认可并喜爱的诗人张二棍和余秀华，他们的诗是从野地里生长出来的生命力极强的花，而不是诗评家在温室里培育制造出来的。当下这一诗歌现象更能支持上述观点。——先有诗后有评论，先有诗人后有诗评家这一观点，其体现的哲学逻辑，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实践第一”的原则。）

      违反先有诗后有评论，先有诗人后有诗评家这一艺术规律的不是个别诗人个别诗评家，而是很多诗人很多诗评家；甚至有些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诗圈人。有一个国内著名诗人，同时也是某个有影响的诗歌刊物的主编，写了一篇文章号召成名诗人们要“创作经典”，并给出了经典的标准，我看后大吃一惊。——诗人创作要有精品意识，这个可以，但不能要求诗人创作经典。因所谓经典，必须经漫长的时间检验才能定位。要求诗人有意自觉创作经典，纯属无稽之谈，有违艺术之道。中国文学瑰宝唐诗宋词中那些经典名篇，我想没有一首是在作者“创作经典”意识下完成的；甚至，一些大诗人的代表作，都是在诗人艰难困苦的境遇下创作出来的。比如屈原《离骚》，比如李白《早发白帝城》，比如杜甫《登高》，比如李煜《虞美人》，比如苏轼《赤壁怀古》，比如李清照《声声慢》。文学史上好多经典作品，都是在作者辞世若干年后才被人们认可并奉为经典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诗人可以精心打磨自己的作品以臻完美，至于其诗作的文学价值达到何种程度？是否能成为经典？完全无需考虑。

      大诗人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歌德还说过:“我们对于真理必须经常反复地说，因为错误也有人在反复宣传，并且不是有个别人而是有大批的人反复宣传。”歌德这两句名言之所以广被人们引用，就是因为，人们的谬误太多而不自知。

  作者

作者简介:刘小军，河北行唐人，以作文为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