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的心情很不平静。
前不久，因为给儿子重整、更新住宅，惊讶地发现阳台堆积十多年的杂物中居然有我的两纸箱文件书信！我将这些早巳遗忘的东西搬回屋来抽空慢慢整理，其中海源写给我的几百封信他都去掉了信封，早巳被我拿回。这次新钻出来的上百封信件中我发现有一个大信封，抖出十多二十封信，全是我和明白在酉陽兴隆挿队落户时爸妈、弟妹和朋友们的信，主要是爸、妈与我和明白的信。这些信，像电影里过去的镜头，一下子从很遥远的过去拉到近处！那些逝去的日子一下子活鲜鲜地展现在眼前，我甚至似乎嗅到当时的气息。这十几二十封信用的都是极簿的纸，有几封巳经残缺不全。爸、妈，尤其是爸爸写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甚至在边边角角又添上几句话，都是在尽量节约用纸。信封很小，破破烂烂的，有些信封上印有毛主席语录，或印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些遥远的信件上写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家事，但却让我再一次“悚目惊心”。三妹明鉴的一封信让我掉泪，她信中写道：“我仍在土建组劳动，天气热、工作又累。现在重庆的气温高达40度以上，我们在外工作简直要昏倒了。而劳动也是重的，担灰并不是一件轻松事。每担灰有六十、七十斤重，每天来去挑上十几担，夠累的了。每天只想睡觉、休息。伙食不好，我看今年夏天太难过了。妈妈也经常生病，营养坏，必竟造成了身体虚。爸爸住院得不到多的钱去营养，家中欠钱还很多，每想到这些都使人难过。特别是爸爸的病，每月只有二十元的生活费，那能谈上吃好呢？......”
那时的三妹只有十六、七岁。
在一封爸爸写给明白的信中说：上午至今尚未借到款，如可能借款在明日电汇，希收款后（钱）全部买糖、蜂糖带回。当前重庆糕点又需凭号票购买，六爹托购的糖均转给了六孃，至今她还有25元托购糖和药的款被挪用。没有送她一点东西反而挪用托购之款，心中实感不安。......”在一封我给明白的信中，我告诉他“爸爸妈妈的意思是叫你不必回家，因为路费负担过重”但我这个姐在家治腿疾又不忍兄弟不回，于是又说，如果鲜继锦（同在农村的好友）回，叫他也一起回。而明白却在另一信中十分懂事地对爸妈说：“我尊重你们的意见，今年不回家。虽然在此对调工并无帮助和意义，节约一笔路费也是好的，我明年冬天再回来。”妈妈的信密密麻麻在纸的两面写了两大篇，里面是不尽的嘱咐和牵挂、担心。我在另一封信中又告诉明白：“厂里现巳无法将爸爸问题再拖延下去，厂里除爸妈问题没解决外，别人都全部解决。现（厂里）要爸妈写一份深刻的检查。于是，近两天我就在家帮助二老‘认识错误’。这事关系重大，认识不好，我俩就只好无限期地在兴隆山上当不老松。”......
看到这些信件，我真心酸啊！那时的我们巳经是穷得叮当响了！父亲贫病交加，因结核病早已经半边肺切除，当时又在吐血了，却一点营养品也没有。他让我们回家时带点白糖蜂糖又多是考虑送给他的弟妹、亲戚们，基本上不考虑他自己。我和明白在兴隆过的是食不饱腹的日子，除了不放油的炝锅青菜和包谷饭，很难见到油晕；家里又是这样一番贫困潦倒的景象。哪个父母不盼在外的儿子回家过年？哪个儿女不想过年回到父母的身边？然而，因为没有路费，爸妈只能叫明白不回家。从兴隆到重庆路程漫长啊！当年，我们要先从兴隆镇上乘汽车到酉陽；再从酉陽乘汽车到龚滩；再在龚滩坐船到涪陵；然后在涪陵坐船才能回到重庆。这笔路费，虽然只有几十元钱，但对于爸妈来说，巳经是一笔承受不起的负担。爸爸在信中还提到我那次回渝（治腿）巳经花了几十元钱了。不光是车船要花钱，路途中的两三个夜晚要住旅店，那也是需要费用的。记得有一次，我们新民大队的一群男生女生回重庆，为了不花住旅店的钱，我们找到河边的一只废弃的小船，船上堆满刨花。于是，我们男生躺在一个船舱，女生躺在另一个船舱，把刨花使劲往自己身上堆，似乎那轻薄的木片能够当被子似的。天空漆黑一片，寒风凛冽，饥肠辘辘。我们合上眼睛，努力让自己入睡。年青真好啊！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想到温暖的家就在前面等着，温度都会升高几度！我们就这样在四面透风的破船舱里睡了一宿。后来，我考上大学，一位讲授英国诗歌的老师说：“一股麻线挡股风”。我觉得此话太有道理了！我立刻想到在龚滩的那个晚上。如果没有那些那怕轻簿如纸片一般的刨花，我们能渡过那个江风凛浏的夜晚吗？
除了经济上的窘迫，扣在父母头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巨大压力。父亲解放前不过是一个钱庄的襄理，也就是一个高级职员，母亲则在家料理家务。但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资本家”，母亲则成为“资本家太太”。父母被禁固在厂里办“学习班”，写不完的检查，开不完的批判会。家里被抄两次，稍稍像样一点的东西都被红卫兵拿走了，其余东西被他们扯出来堆了一地。资本家和资本家太太这两顶帽子一直戴在他俩头上，直到我们下乡后三年，知青巳经在逐渐回城，许多人巳经落实政策平反，父亲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原因是父亲刚直，得罪了领导，于是领导就给他下了个“问题不淸楚”的结论。殊不知，这个结论给我和明白返城造成了关键性的障碍。明白运气好，遇到一招工单位看上他拉手风琴的特长，将他招回。而我则被陷在山洼洼里，怎么也回不了城。后来，我自己跑回重庆，四处奔波，想尽办法。在“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决心下，终于自己杀出一条回城之路。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我又重新看到这些信件，想起当年的生活，在感慨万千之后，不禁要问：这种不堪的生活是谁造成的呢？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二十年，可是在我们插队的酉陽兴隆，农民仍旧穷得难以置信。严寒的冬天，许多农民家只有一床烂棉絮，只能靠火塘取暖；没有象样的棉衣棉裤，小孩子居然可以光着腿站在深深的雪地里......吃得极差，劳动负担很重。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根本就是去增加农民们的负担，分他们的一碗饭来吃。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毛主席解决在城市的一大批青年去处的一个高招。像我爸妈这样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自己努力工作安份守纪的公民，因为解放前稍微优裕一些的生活，就被戴上帽子，批判检讨，不得安生！那么，造成这种不堪的生活和社会局面的人，他们作过对自身的批判检讨，向广大人民群众道过歉吗？如果对“四人帮”产生的根源没有进行真正深入的思考和批判、修正，谁能担保今后能不重蹈覆辙？
我记起前不久在书店，我拿到一本《安妮日记》。这本日记是一个十二岁左右的犹太女孩所写，她记下了在纳粹占领她居住的城市后，几家人躲在一座大楼里胆战心惊的生活。在这单调而又危险的日子里，她与自己的日记为伴，记下了她所看到的，知道的及想到的。她们最后还是没能逃脱厄运，被德国人发现而被送到威斯豪森集中营。安妮死在她的花季少女之时。她在一篇日记中说，她希望她死后仍然活着，她做到了。这本日记传遍全世界，她永远不知疲倦地在讲述那个时代纳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没有如安妮这些人的记载，现在的人怎么想得到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想得出有人居然发明焚烧炉这种成批杀人的工具，把人当成牲口，进行流水作业似的杀戮和处理！
我想，三妹的后代也想像不出他们漂亮的外婆，这么小的年纪，不是在学校读书，而是在酷暑下挑这么重的担子。我和明白的后代也想不出我们怎么在夏天䒵草，每天干十四个小时，吃的是一缸子包谷饭，喝的是溪沟里的水。好在我们的后代不再受我们爸妈一代及我们这一代所受的苦了。但是，人类是在反思和修正中才能前行的，反思是前行的关键！今天，我在沉重的回忆中写下我们的过去，也就是想给后代留一个反思的“足印”。就像攀岩中，高高的岩壁上留下的密密麻麻，无穷无尽的“足印”一样。
刘明琼
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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