晤对《龟先生》 // 张吉祥

晤对《龟先生》 // 张吉祥精华热点

关注

晤对《龟先生》

张吉祥

1.晤谈

“内卷”及“躺平”，为当下年轻人“九零后”所造，反映了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抑或心态，非常到位，也使我们这一代曾经的“八十年代新一辈”（上世纪）感同身受。总结一下老年边缘的我们，也是感觉忙和累，年轻时代养成的读书习惯，构成了忙和累的成分之一。继而言之，在写作边缘散步的我等一辈，写点诗或散文，犹若在海边捡拾贝壳，以此来说，王骞兄突然拿出一本三十余万言的《龟先生》，突兀而来，如垂钓的小舟旁跃出一头巨鲸。

在读书功利化的当下，读书如淘金，最好是一本小书里淘到一块狗头金，似乎才过瘾，读《龟先生》是否也要抱如此期许呢？在拿到书前，作者略作介绍，写作的初衷很是冲和平淡，以作者平日的生存状态而言，也是可信的。阅读《龟先生》如老友晤谈，放下功利，当作一次郊游，一次散漫的远足，目的地是三千年前，假如心态允许，也可以不是。

2．灵物

一百年前，某个慧眼独具者在中药铺的龙骨上发现了一个朝代，或者说发现了一个曾经存在、岁月埋藏的时代。这些龙骨，其实就是龟甲，龟虽是灵物，也是不能和人对话的，几千年前的先人在它们身上“刺”字，这就是甲骨文。因为有了文字，这些早已被烘干的骨头就活了，也可以说从来未死，于是这些骨头告诉你几千年前的一些事，还有他们曾经生活的情景。

与此不同，《龟先生》里的主角是活的，更灵异，更奇特，长了三只足，这三只足是天之所赋，不是天所厌弃的病足。三足龟可以与人做朋友，龟和人心有灵犀。它有神力，不仅可以优雅地蹒跚，也可以腾跳，可以变化，时大时小。它不是在死后被卜人烧炙占卜，而是活着的生命预测。它有情有义，甚至参与了王位更替的国家大事，这是站在龟或人类历史之上的很不一般的龟，是称得上“先生”的。

3．古远

若干年前，王骞兄送给我一本台湾作者撰写的关于左丘明的书，按时下的说法，左丘明给我们留下了《左传》和《国语》两本书，历代的“杠精”们又说，历史上根本没有左丘明其人，左丘明也成了历史聚讼点之一。因为两本书的存在这一历史现实，即便没有左丘明，也须有一个右丘明，亦或南丘明北丘明。作者引用了一个资料，说到有艺术史研究者面对古印第安人留下的陶器，凭感觉可以复原陶器制作者的形象、音容笑貌等。

《龟先生》所描写的，仿佛古印第安陶器制作者们的形貌，即和他们的时代异曲同工的中华殷商时代。人类所有的写作，只不过是一种作者的人为设定，本身的年代都是模糊的，从某种角度看，越模糊越有魅力。但这模糊必须有作者清晰、隽美的语言罩着，否则即成为村夫村妇的街谈巷语。那些曾经的历史人物活在当时的王邑、郭区，大小如同现在的大村，人物关系必须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松散。

在作者笔下，王位之争的明争暗斗绝非后世的惊心动魄，从我们阅读历史的经验看，这个感觉似乎更准确。毕竟像《孙子兵法》这类谋略书籍，在一两千年后才出现，也就是说，当时王宫里的内卷，比现在随便一个小单位都轻，那个时代普遍寿命与我们现代的牛狗差不多，注定了内卷的能量严重不足，社会风气就会平安宁静。

4．大象

在《龟先生》里，除了三足龟，大象的形象也异常鲜明，它是羊角族族长的妹妹桑的座骑。无论古代或是现代，大象都是体形巨大孔武有力，大象与桑同时出场，桑青春亮丽，侠肝义胆，敢做敢为，也折射出王邑之外另外一个族群的强大与活力。

大象来到王邑，不得不与桑分开，而大象相当于被软禁了，似乎隐含了某种象征意义，或是作者有意为之，这种力量的软禁，却是贯穿了历史的始终。在所有的社会阶段中，破坏和建设是同步的，比如秦帝国的强大和不堪一击，竟奇妙地集于一身。大象没有像三足龟那样参与更多的故事，但它让人的想像空间扩大了，因为它的出场和存在，这个作者虚构的历史时空的画面充实饱满，也就更有意义了。

5．大王

读《左传》，就会发现左丘明用最古久的毛笔写在竹简上的近乎当代史的著作，里边的君王和我们后世的君王大异其趣，以我个人的浅薄见解，从秦始皇开始，也就彻底变了。以前的一国之主叫王或侯，有伯、子、男等级别，无论其大小，基本上都是独立的，如一直到春秋时期还存在的邹、滕、薛、莒这类小国，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县或者一个大点的乡镇。始皇一出，开始叫皇帝，其后才有“大一统”的概念，此前的周朝的周王只是盟主，殷商的王也是盟主。

《龟先生》里，王的形象很到位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特色，他不威严、不权威，骨子里很平易很民主。在《左传》里，左丘明写晋君放走了被俘虏的秦君，大臣先轸“不顾而唾”，意谓很生晋君的气，竟然当场发泄出来，这在始皇帝以后是绝对不可能的。《龟先生》里的王，远早于这个时代，但其行为方式明显具备其历史阶段的特色。因此，作者对王的定位符合历史的真实。

6．品行

闻在《龟先生》里是王的弟弟，他与王的儿子卯都具备继承王位的资格，是为“兄终弟及”，但他志不在王位，很像一位品行高尚的知识分子，这类人极易被后世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崇拜。

比如泰伯，在父亲明确不让他继承王位之后，离开国都到了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东南，在那里建立了吴国。这白手起家的诸侯国有点规模之后，周王室依例给了诸侯级别的编制，国都就是现在的苏州。其后，吴国又出了个季札，他是被父王选定的接班人，但是他不干，后来也有机会做国君，都放弃了，他的封地在今天的常州，当时叫延陵，被后世尊为“延陵季子”，也是后世贵族们的道德模范。

在闻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泰伯和季札的影子，闻也不妨看作一个道德模范，由于这些模范的影响，中国历史少了太多的血腥，让我们的历史更为健康和阳光。反之，让我们引以自豪的大唐，一代雄主李世民的上位则是血淋淋的，朱棣的功业也同样阴险而诡异。

7．阴谋

太卜涂是最具时代特点的人物，是那个时代掌握最高层次智识的人。殷人信鬼，周人信天，殷人占卜应当是卜问祖先。龟卜是占卜的最高规格，小说里这部分描写至为详尽，几可做占卜的说明书。现今发现的商周甲骨文以商为多，说明殷商迷信先人灵魂远重于周人。从留下来的甲骨看，卜辞和验辞的书写都是经过严格的分层级的训练，大概要到博士毕业才能操刀弄笔，因为我们看到的甲骨文太精美了，以现在的书法博士的水平看，能直接投入这个行业的人并不多，须再培训上岗。

至于卜问和判断，则更需要高深的知识和文学训练，太卜涂在那个时代地位非同一般。后来社会进一步分化，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功能日益突显，出现非常杰出的人物——老子。老子的思想是人类智慧的集大成，同时也为阴谋家的祖师爷。太卜涂可以说是更早的阴谋家，他搞宫廷阴谋可谓近水楼台，种种优势完备，小说对此人的描写耐人寻味，是人类阴暗面的必要组成部分。

8．饮酒

中国人的祖先早慧，是世界民族中的神童。酒的发明之早与文明史几同。《龟先生》中有个人物叫太医酉，其业太医名酉，酉是酒的本字，先人为了让汉字孳乳无尽，另造酒字，留下酉做偏旁，用它把与酒有关的事串起来。

古时医巫不分，酒是致幻剂，让人在迷幻中与神灵沟通；也可做麻醉剂，开刀动针可减缓疼痛。酒用于享乐是其另一功能，文献载殷纣王生活奢靡，有“酒池肉林”供其吃喝享乐，大概是说酒多到放在池子里，多到足可以洗脚洗澡。酒作为罪魁之一，让强大的殷商灭亡了，于是在周绍殷命之后，周公做《酒诰》，以警戒周朝的官员，这是中国最早的戒酒令，收录在《尚书》。

太医酉是酿酒高手，以《龟先生》的描写，当时可做的粮食酒水果酒都有了，因作者事先有专业书籍压底，其笔触所及，虽云小说，亦皆持之有据。《龟先生》让我们从中嗅到酒的气味，殷商时代可以称为中国制酒业的第一个高峰，因耽酒灭国，被周公旦打压了。

春秋时代，陈国内乱，公子完逃到齐国，齐的国君很喜欢他，让他做建设部部长，经常约他一块儿喝酒。有次喝酒高兴了，天黑了，齐君还想继续喝，陈完劝阻了他，并讲了一番道理——臣白天陪国君喝酒可以，晚上再喝酒违礼了，这个礼恐怕就是周公的礼。于是作者在此插了一卦——陈完的后代将来要取代姜太公的后代拥有齐国，果不然到陈成子时，陈家接管了齐国，并改姓田，从此开启了田齐的时代。由此观之，酒关乎国运亦大矣！《龟先生》的太医酉，亦植根于史深矣。

9．异物

一部《山海经》迷倒了后世无数的大人孩子，里面记述了很多令现代人匪夷所思的事物，号称见多识广的我们现代人有很多是闻所未闻的。其实我们现代人也有一个常识——生物每时每刻都在灭绝，有的留下了化石，有的留下了文字记载，有的什么都没留下，灰飞烟灭无影无踪了。前几天看一篇写美洲先民与中国殷商先民关系的文章，引用《左传》记载的一则神奇的现象——“鷁退飞”，鷁鸟倒着飞，作者认为鷁鸟就是现今的蜂鸟，原产地美洲，被殷商先民带到了中国大陆。

《龟先生》展现了一条怪鱼——蚌鱼，“洲水中出现的一种怪鱼。蚌鱼身子中间覆盖着龟壳，能够发出羊的叫声，属于难得一见的异物。”典型的《山海经》插图中的形象，似很怪，但和生物灭绝、所见识浅等因素联系起来，怪而可信。但以这种心理阅读《龟先生》，似乎减弱了其奇异性，毕竟阅读是作者读者交互作用的过程，受双方识鉴力的影响。

早年临摹渐江和尚的山水画，很奇怪他把树干画得绕成圆圈，后在福建惠安海岸写生，竟见到了这种形状的马尾松，佩服古人的见闻广泛。至如蚌鱼，清末大画家赵之谦也曾画过一些怪鱼。如不接触这些资料，就会感觉《龟先生》有些荒诞不经，假如把《龟先生》当一幅远古图画读，如果不奇异、不荒诞，反倒怪了。

10．演变

《龟先生》是作者借三千多年前一段时空写的抒情诗。如行云流水，如草原牧歌，充满温情。王身居万人之上，很开明；王后有点私心，但不丧心病狂；闻和卯两位储君，都是谦谦君子；太卜涂的阴谋有血腥，但没掀起大风浪。虎尾族、羊角族、玄鸟族，有小冲突，无大战事。

从战争史的角度看,人类之间的战争规模有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左传》跨二百多年的历史，发生了四百来起大大小小的战争，但战争规模和残酷性比其后的战国差了很远，此时的战争中，还残存着远古天真的礼仪。如宋襄公，虽在战争中受伤身死，为后世笑，却因在战争中“仁”“义”之举，被列入春秋五霸之一，是典型的不以成败论英雄。晋楚两国交战遇雨，楚人战车陷入泥中，晋军帮敌人把车从泥中拖出来，因手段利落，还被敌人开了善意的玩笑——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你们经常打败仗逃跑，因此拖车拖得熟练。晋齐“鞍之战”打到济南东北角的鹊华山一带，齐君和车御换装逃跑，穿国君服装的车御被俘，有人要杀他，有人不同意——杀了他以后谁还会舍死保卫国君呢？这种战争中的人间温情在战国的记述中，就基本上看不到了。

《龟先生》时代的宁静感，有其人类演变史的依据。达尔文由生物进化论而延伸的社会进化论，是最让人怀疑的，以生物进化观察社会，乃是技术进化，“为学日益，为道益损”，此处“道”不妨使用其中的一个义项——道德，即社会进步的同时，人类道德在退化。

11．游农

《龟先生》对王邑的描写定位，也当是从文献阅读中找到依据的。我们都知道游牧民族，历史上他们逐水草而居，在草原上，他们有一个活动范围，在这个活动范围内游牧。现在很多牧民进入到了定居的时代，这是游牧民族的一个转折点。或许大家没有关注，我们的华夏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民族，曾经有过“游农”的时代。所谓游农，就是当部落在某一地域种植收获减少，土地相对贫瘠之后，换一个地域再作一个阶段的定居，如此循环往复，其时代当在殷商之前。

关于殷商迁都的说法计有十次。以一次居住二十年计，十次迁都总时间也能达到二百年。以考古资料提供的殷商经济文化发达程度看，殷商时代是游农到完全定居时代的转折时期，周灭商后都城的稳定也可以说明问题。

在我国上古文献和传说中，夏朝是个无可置疑的存在，目前考古界几乎翻遍了中国的土地，没有找到夏的都城，因此西方人把中国古代文明史定格在殷商。谭其骧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学界权威，其所反映夏商以前中华先民居住点很少。有人专论夏人的游农问题，这是解开夏无都城的一把钥匙——至少都城规模比殷商小很多，甚至达不到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规模。在《龟先生》里，作者把王邑写得那么小，或有人以为管窥之见，以我观之，非如此则可能更悖于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