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文明的碎片》

文／牧夫   两宋烟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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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二七年初，遊牧文化圈中又一個强大的政治集团一一女真族建立的金國在滅遼統一了北方後，又攻陷了汴京，擄去徽、欽二帝，北宋随之而亡。康王趙構於一一二七年五月在南京(今商丘)扯起宋朝的大旗，建都杭州，依承大統，再造宋室，開始了南宋的歷史。

        随之金對南宋發動了一系列戰争。這些戰争關係着漢民族國家存亡的重大問題。在這個重大的問题面前，漢民族的思想感情得到一次昇華，賦予抗金鬥争在軍事、思想、道德、文化、經濟等領域以新的内涵，新的境界。當國家利益、民族利益與皇權利益在抗戰與投降問题上發生衝突的時候，怎麽樣解决好這一矛盾衝突?在認識和道德感情上怎麽樣重新界定“朕即國家”，這一核心的文化道德和理論上的問題?是抗戰派與投降派之間矛盾衝突的本質所在。這個重要的理論問題解决不好的話，將會抛開民族和國家的大義，失去整個抗金鬥争的正確指導。從而也就不能在深一層上去理解岳飛“盡忠報國”深刻的社會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投降派的頭子宋高宗趙構始終把“朕即國家”作爲思想理論武器來壓抑限制打擊抗戰派，每當他需要推行投降主義路綫的時候，他都會搬出這個法寶。爲自己的皇帝位，一方面怕宋軍過於强大時，金人送回徽、钦二帝，動摇他的皇位;一方面又怕諸將、帥手握重兵尾大不掉，難以控制，侵害皇權。因此，不顧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舆父兄之情，以使對金朝的戰争能達到他所可以接受的投降条件爲目的。這種卑劣的心理，他在和秦桧的一次談話中表露無遗，“敌人議和，熟思所以應之，若彼我之势强弱相等，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我强彼弱，足以制其命，如是而和者，彼有懼我之意也。是於二者於何爲易?若彼强我弱，壓以重兵，要盟而和，則必有難從之事，邀我以逞，當思所以應之者，可預戒諸將,厲兵秣馬，以爲待敵之具，事或難從，豈得避戰也。”趙構根本不希望宋强金弱，只是希望彼此强弱相等。

        這種卑劣的心理貫穿於趟構的一生。以此爲最高出發點，用“朕即國家”封建腐朽的文化觀念，名正言順地推行一整套投降主義路綫。以趙构、秦檜爲首的投降主流派與以統治階級内部具有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思想的士大夫階層以及廣大人民群众坚决要求抗金的抗戰派的矛盾和鬥争變得异常尖锐。

        這種矛盾和鬥争是在二個戰綫上同時展開的。一條是思想戰綫;一條是武裝扺抗戰綫。主戰派以方庭寶、岳飛爲突出的代表。御史方庭實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針對趙構“朕即國家”的理論，在給趙構的奏章中，一針見血地嚴正指出:“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縱未能效勵諸將，克復神州，尚可保留江左，向遽欲屈膝於敵乎?陛下縱忍爲此，其如中國何?其如先王之禮何?其如百姓之心何?”無疑，這是向封建帝王“君爲臣網”的直接宣戰。是激情滿懷、凛凛大義，颇具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光輝的宣言。用“天下者，中國之天下”否定“朕即國家”，從而也就否定了皇帝個人有出賣國家與民族利益的權力。大大豐富和發展了北宋以來的先進思想，不僅在抗金戰争史上，而且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