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文明的碎片》

文／牧夫   两宋烟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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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着這樣的社會大背景，很可惜的是宋太宗没有看到這一點，宋太宗的文臣武將們也没有看到這一點。他們带着“國家刚剛興盛，兵甲精锐，不怕不勝”這樣一種骄兵心態，於九八六年的四月出兵伐遼，焉有勝的道理。最後以西路軍副帥楊继業兵敗陳家谷，頭觸李陵碑爲國捐軀爲標誌,戰争的局勢發生了重要的轉折，宋王朝内部開始出現了主戰與主和兩種相反的意見。雖然至北宋亡之前主戰派與主和派在如何對遼的作战及外交政策的形式上有着尖锐的對立，其實質上還都是爲維護宋王朝的根本利益。主和也好，主戰也罷，主體所表現的都是以民族利益爲重的大義。

随着民族矛盾的逐渐激化、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锐，以及徽、欽二帝被擄，北宋滅亡，遼對中原的侵凌，南宋趙构偏安投降。主戰派舆主和派逐步發展成抗戰舆投降两條路綫的尖锐的斗争，性質也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投降派的管阵里，民族大義完全被抛在了一邊，個人利益的参杂使南宋最終走向了滅亡。這是後話。

       至宋真宗，這種偏安的心理已露端倪。在澶州之戰，遼軍被困，如果一鼓作氣，可以直捣幽燕諸州，取得勝利的形势下，宋真宗却命收兵，並派出使者到遼營議和。答應遼提出的苛刻的条件:每年進貢遼朝白銀十萬兩，绢二十萬匹。宋真宗不以爲耻，竟大宴衆臣，寫詩唱和，以示慶祝。被史學家們稱道的“澶淵之盟”實際上是以宋王朝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的大好形势下却以赔銀爲屈辱的外交代價而議和的，不僅使廣大勞動人民增加了額外沉重的經濟負擔，更爲重要的是給遼朝得以喘息的機會，使之在一個短時期的和平相处後，對大宋發動了更大规模的戰争，爲北宋王朝的滅亡埋下了隱患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