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工作，自2012年启动以来，已出版古籍点校本10部35册，古籍影印本20部52册，可谓是硕果累累。

在常人眼里，古籍整理是一项难活、苦活。整理者得是个专家，有深厚的古汉语和文化功底；又要坐得住“冷板凳”，埋首故纸堆，为古籍点标点、做注释、校对，个中辛劳，不言而喻。

不过，对《台州文献丛书》古籍编辑部主编徐三见而言，这恰恰适合。他一辈子以读书为乐，有着“老学究”的严谨态度，整理点校，一丝不苟。如今，台州文献丛书古籍部分，整理完毕的共计1123万字，经他之手的，有407万字，可谓量质并优。

台州历史文献的数量众多，据项士元的《台州经籍志》统计，共有4532部，有50部收入《四库全书》。这些文献中，不乏经典著作，如北宋张伯端的《悟真篇》，是气功理论的集大成者；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史料和学术价值极高；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开我国人文地理学之先河。

整理出版这些历史文献，是徐三见一直以来的心愿。早年，他在临海博物馆当馆长时，常有人来借古籍做研究。古书毕竟脆弱，每外借一次，就损毁一分，长此以往，很不利于保护。因此，当《台州文献丛书》的项目启动时，徐三见自感义不容辞，反正退休了，索性把大量精力都花在这套丛书上。

台州古籍整理工作采取原版影印和点校重排两种方式并用。对少数善本，予以影印出版，重在保留版本的自身价值；而对于大多数普通本，则采取点校重排，侧重文献与史料价值，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大地域文化的传播。还有如《台州府志》《台学统》等书，影印本、点校本都出版，因其保存价值高，用的人也多。

点校或审读文献时，徐三见常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同一部书通过不同版本来校勘。一部古籍基本都会留存下多个版本，而这些版本也会因为源流不同、保存情况各异、刊刻或传抄者素质不一等原因，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校勘者需通过不同版本的比对，从中找出错误。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不同的书来校勘。徐三见举了一个例子，如明代谢铎的《桃溪类稿》中《工部员外郎郑君墓志铭》一文，原本写道：“君郑姓，讳文，□（空缺）时望其字也。”在审读时，他核实了《台州府志》和《临海县志》的《选举表》，这段文字应是：“君郑姓，讳文幖，时望其字也。”

“就校勘而言，力求旁籍各种文献，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减少错讹。”徐三见说。

在整理文献过程中，徐三见也时有发现，进而引发思考。如在整理项士元的《中国簿录考》时，他得知了项先生的一段故事。

项士元，生于1887年，临海人，近现代台州知名的学者、报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台州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他所著的《中国簿录考》，收录汉朝至近现代所能见到的所有目录学类著述，并略为考述。此书也是20世纪中国目录学著作的第一巨构，无论在体例上，还是收录总量上，都远胜同类著作。

1917年，项士元开始编撰《中国书目考》，先后花费18年，于1935年前后完成。得知此书完稿，历史学家顾颉刚和青岛的张鉴祥都托人向项士元借书抄录，谁知这过程中，书稿散失了。

后来，这批书稿中的一部分，在山东大学图书馆里被人发现，但那是很多年后的事了。我们可以想见，当年，项士元得知自己多年心血付之东流，该是怎样惋惜的心情呢？

但项先生没有惋惜多久，他很快重起炉灶编写这本书，期间还数次变更体例，直到1950年才再度完结。

重新编纂的书稿共有8卷18册24类，书目改为《中国簿录考》，藏在临海博物馆内。稿本的后期调整阶段，项先生年事已高，记忆力衰减，因而部分条目有重复收录的情况；因未经系统性审稿，书中也存在些许错误；保存过程中，残损剥蚀也偶尔有之。但毫无疑问，这套书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

“项士元先生两度著书的故事，令我感动之余，更多的是敬佩。”徐三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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