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桓帝与灵期时期，王朝政坛上发生了震动朝野的“党锢之祸”事件。士大夫集团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两次，都以士大夫集团落败而告终，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代表进步势力的却完败于代表黑暗没落势力的，史书上说这是统治集团的内部权势之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东汉王朝从和帝之后，便成了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朝政，到了桓、灵时时期，宦官专权达到了顶峰。反对宦官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不甘受宦官排齐和打击，开始了批评时政之为。先是太学生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与宣传，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清议之风，得到了上中下级官吏的声援，遂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反对宦官的浪潮。宦官见势不好，进行了凶恶的反扑，于是形成了所谓的党锢之祸。应该说斗争刚开始时，以太学生为主体的反对宦官的斗争，取得了两次声援赦免的胜利。之后又取得了司隶校慰李膺不畏权贵，将横行不法的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从张让家中空心柱子搜出而正法，又将与宦官来往密切的方士张成，趁将要大赦之机，纵儿杀人藐视王法，查个正着，将张成之子不以大赦而处决，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加上陈蕃做了太慰，俩人都是读书做官，操行廉政又看不惯宦官弄权，得到了太学生们的拥护，得占上风。谁想宦官借此反诬李膺是“结成一党，诽谤朝廷”，先后两次制造了党锢惨祸，将反对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本人以及亲属、门生等或逮捕，或被流放，或者禁锢终身不得做官，以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前后失败而告终。这是为什么呢？

        汉桓帝得以上位，本应归功于外戚何冀。何冀是顺帝皇后之兄，顺帝去世时年30岁，仅2岁的太子刘炳继位，不想于三岁时夭折。梁太后与梁冀密议再立八岁的刘缵为质帝，人小鬼大的质帝看不惯横行霸道的梁冀，随口说了句“真是个跋扈将军”，即被梁冀害死。随之就从皇族中挑选了15岁的刘志继承皇位，即汉桓帝，仍由梁太后临朝，梁冀掌控朝政。从此以后，不论事情太小，都要经过梁冀决定，才可执行，文武百官的升迁要先到梁府谢恩，皇帝的近侍也得由梁冀派遣，就连皇帝的起居行止都要报告梁冀。梁冀无法无天掌控了朝政大权近20年，最后竟然跟汉桓帝也闹起了矛盾。汉桓帝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依靠身边侍从宦官发动突然袭击，冒险一举，成功地清除了外戚势力。汉桓帝是依靠宦官的力量才击败了外戚专权，论功行赏封了5个宦官之侯，当然视宦官为心腹，对宦官是言听计从。所以对宦官的诬告哪里还有不信之理，立即下令逮捕李膺、杜密、陈寔、范滂等所谓的党人达几百之多。后虽在多方营求之下，给予了全部释放，却罚他们一辈子不得做官。可以说，汉桓帝的支持是宦官胜出的根本原因。

       此外，就是 党人自身的原因了，说起来应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党而不坚。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说君子向上通达仁义，小人向下通达财利。在党锢之祸中，君子与小人也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君子与君子为一党，小人与小人一党。君子为义却易分争，有时为了学说不同、政见不同，而生龃龉，从一党而生两党甚至是多党来，两党相争诽就在所难免，被小人利用而攻击。比如说党人的名号就来源于士大夫周福与房植之争。原来在汉桓帝还是蠡吾侯时，曾向甘陵人周福受业，当了皇上时，便提拔任用周福为尚书。又有甘陵人房植，曾一任河南尹，也有重名。两人各有显名，自然就各置宾僚，结果是两家门人各自褒奖自己而贬低对方，是互争优胜而又积不相容，免不得各树党徒，形成仇视对立，党人的名号就从甘陵的周房两家发生而来。反观小人，则因私利相同而只知为恶，党派反而结得牢固，不致分争而一致对外。在党锢之祸中，他们便是如此一致而争得皇上支持。在第二党锢之祸中，更是上下一致，放手一搏，劫持窦太后，挟持尚不成年的灵帝，一举发动宫庭政变成功。而外戚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等，在灵帝登位之初，处于极有利的位置，眼见得除去宦官成功在即，却因内部意见不一，轻敌手软而致宦官反手成功，死于宦官之手，是功亏一篑。难怪后来的史学家对此事件评说道：“窦武之死，其失在玩；陈蕃之死，其失在愚。”

        二是刚直不阿。像李膺遇赦后，复起用为司隶校尉，不接受多次受挫折的教训，依旧是生性刚直，不肯诡随，风裁严峻，执法不阿，也不顾后果，最终成为党锢之祸的导火索。太尉陈蕃也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而不畏皇权之人，谏说皇上身边是“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怎能不引起桓帝的反感厌恶而下诏责罚？他推荐的议郎王畅进为尚书，出任河南太守，也是一个奋厉刚猛之人，与李膺齐名。此三人均成为三万余名太学生的标榜、崇拜的偶像。这当然不能不引起皇上的注意与反感。尤其是后来有人竟上书汉桓帝说：“殷纣好色，妲己是出；叶公好龙，真龙游廷；今黄门常侍，并犯天刑，陛下乃宠遇日甚，臣愚以为继嗣未兆，实坐此弊。”对于已过壮年却仍未得一子的汉桓帝，说他现无子嗣是因为宠幸宦官所致，这怎能不引起他的异常震怒？身边的宦官们正是借此将“结成一党，诽谤朝庭”罪状坐实。

        三是沽名钓誉。当时党人中就有被称为人中英杰的“八俊”、以德引人的“八顾”、导人追宗的“八及”、仗义疏财的“八厨”，这些名人俊士一时享誉朝廷内外。而他们也终被盛名所累所牵，无形之中将自己推向了风尖浪口，成为党人的政治旋涡中心。如党人范滂，以正直清高有气节而闻名，他被太尉黄琼征召任职时，乘皇帝下诏三府官员举报民情传言之机，一下子检举刺史、二千石等权贵豪门人物共二十多人，而深受尚书责备而离职。后被汝南太守宗资聘为功曹处理政事，他严厉整治邪恶，对那些行为违背孝悌道义、不依仁义办事的人，全部清扫出去撒职驱逐，不跟他们一起共事。特别举荐有突出节操的人，把他们从社会底层选拔出来。时人流传“汝南郡的太守是范滂，宗资只是负责在文书上签字的”。所以郡中中层官员以下的，没有一个人不怨恨他，于是将范滂任用的人称为“范党”。在党锢之祸中，他首当其冲也就不足为怪了。就是他出狱回家，南阳士大夫在道迎接他的车多达数百辆，可见当时他的名声有多响。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事件中，宦官曹节王甫发动宫廷政变得手后，大肆网逻党人，前往逮捕范滂的官吏不忍心下手，范却自赴县狱，县令大惊，欲弃官与他一起逃亡，他却不肯，以为自己赴死方能绝祸，结果被冤死狱中。李膺也是受盛名所牵，同乡之人得到风声通知他逃走，他却以“事不辞难，罪不逃刑，方不失为巨”而拒绝，结果毫无价值地掠死狱中，妻子徙边，门生故吏连坐被禁锢。宦官正是利用士大夫顾及清名之图，而一网打尽，因党狱连坐共屈死百余人，牵连的多达六七百人，直到黄巾起义，灵帝才被迫赦免了党人，党锢才结束。所以，民国著名历史小说家蔡东藩评说：“唯李膺杜密范滂诸人，不知韬晦待时徒以一朝之标榜，祸及身家，株连亲友，是岂不可以已乎？”这不就是庄子所说的“士则以身殉名”吗！

        党锢之祸，本属莫须有，但因了宦官的诬告、皇帝的首肯，便掀起了东汉王朝后期政坛上的风暴，作为第三方来抗争王朝政权上的宦官与外戚轮换专权的士大夫们，终落败于代表最黑暗最腐朽的宦官势力，东汉王朝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这样从历史长河中漂走，这既是东汉王朝的悲哀，更是中国历史的悲哀。一个腐朽没落的世界必被砸烂，三国替代东汉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又一个分水岭，合与分就成了下一个循环。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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