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呓语】谭越森：一个人只有在孤独时，才会灵魂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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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只有在孤独时，才会灵魂附体

谭越森/文

一个作家从来都是自我任命的。曹雪芹需要作协会员证吗？鲁迅需要作协会员证吗？王小波需要作协会员证吗？卡夫卡需要作协会员证吗？布罗茨基需要作协会员证吗？1964年1月18日，列宁格勒法院开庭审判布罗茨基，指控其罪名为“利用黄色诗歌和反苏作品毒害青年”，并指责他是个“没有做过任何对社会有益工作的懒汉和寄生虫”。布罗茨基答辩道：“我是个诗人和翻译家。”法官们听了哄堂大笑，问道：“你是作家协会会员吗？”那些人认为不是作家协会会员就不能算是作家。“是谁把你引入诗坛的？”他被追问。“没有谁。是谁把我引入人类的呢？”他这样回答。

有许多诗人，自称是安静的写诗者，极少看到他们针对社会现实写出什么或分享什么观点，他们在网络发着自己诗之余，还要晒着今天与某某“著名的”诗人在一起，吃喝玩乐，明天与某某作协主席在一起，玩乐吃喝；看样子都是大雅云集很厉害的样子，这些所谓安静的写诗者，写着思想贫乏之极的诗，玩弄着文字游戏，却生龙活虎地不放过每一次酒桌上、笔会上露脸的机会。

通常情况下，往往是那些写不出好诗的人，喜欢小众这个概念的，因为小众概念具有着十分神奇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掩盖他们写不出深刻的形而上，具有超越精神的诗歌，另一方面，他们也写不出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的白话诗，他们总是处于两失中。

当我们的诗人在玩词语，把词语磨成一颗颗大小相当的鹅卵石，并炫耀那一颗放的巧妙，很不朽时，我想这样的诗歌还是死掉得好，没有温度，奉诗之名，一只鸟已无法立于一行诗句，薄凉已取代细碎的体温。

说诗死亡了，这让我无法认同。在这个奇异的时代，题材在无限扩大而不是缩小，而诗歌的视域却在萎缩，乃至枯竭，这是自我放逐呢，还是因为软骨病或双腿跪的太久的缘故呢？

一个男人不勇敢就别去搞写作，写作永远属于冒险者的游戏，奴性之材断然操控不了沸嚣的词语的。

有人跟我讨论文学圈，边缘写作的话题。我回道，其实，只要是作家的话，他都会在文学圈子外，他的写作都是一种“边缘”写作，即去中心化。

现在机器人都可以写诗著文，我很是怀疑目前官刊上的诗歌和小说都是它们所为。

期刊路可以走，尤其在一个人习作阶段，但要避免体制文学同质化，许多人把迎合官刊，顺从编辑，并以常年发表得益为荣而深陷其中，在期刊发表几百万字，充其量一生就是学徒工，还有一些年青文学爱好者走着走着就走成了娼妓。

新生代作家显然要比老作家们聪明多了，不再像前辈们脱光衣服露出屁股将嘴巴咬吻在文宣的菊花上，他们的文字有所改进变得美妙了，技艺借鉴的力度跨的更大运用更娴熟，但你别指望从一堆精妙而空洞的字里行间读到文学两字来，那些文字是用于装饰谎言的花纹，或者就是贫困地区的面子墙罢了。

真正的文学是不可掌控的，以一种“不合适”去合适自身的逻辑，而我们的官刊则要“掌控”和合适。

我国作家们总认为作协是写作的？错了，作协是防止你乱写的。

当诗人们在谈论各种技巧，谈论各种词语，在谈论中仿佛获得不朽，而另一些写诗者，他们己经步入危境，诗歌不能出现在杂志上（他们也不屑那些奴性文学），到现在公号上也难以发出，只能以贴片等形式冒险显现，甘受憎恨和不解。后一种另类写作者，我们更应该关注他们，如同他们在关注现实，关注所有的不幸者和丑恶者。

在我国，诗歌可以成为进身之阶，通过像耕田人般的勤奋写作和宫廷小丑式的钻营，获得文化官位。这种诗人，可称为文学公务员，我在这里称他们为新话作家或诗人。我国诗人有两种，一种是官刊诗人，一种是诗人。孟浪说，诗人是罕见的，诗人是稀有的。故而中国诗人多如蝗虫，中国诗人寥若晨星。

究竟是因为我们的诗人们都在写不朽的诗句，无暇顾及或不屑为现实事件写上一两句，他们担忧一旦写上那么一两句会沾污诗歌的神圣乃至降低自己在国内国际的诗歌层次吗？其实呢，我曾写过一篇《奴性之笔尚未诞生过一部文学杰作》文章，说过奴性之笔不仅诞生不了杰作，甚至连正常的人话都无法表达了，我想是这样的。

杨炼责问诗人们为何不写邓世平事件。关于这种现象，我简单地回答一下，这不仅需要勇气，和自愿放弃那点可怜的稿费（写这样的诗无法发表，而诗人无疑是所有写作者当中最聪明的一类人），还需要真正的才华来支撑。也就是说圈养的诗人纵然刹那间的回光返照，偶尔做到有勇气和不爱钱，他们仍然写不了任何社会事件。因为他们自从甘于俯身谎言机器，跪媚有司者，出卖灵魂那一刻起，他们只剩下舔腚献菊的本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