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使梅花三千年

文/石会文

       十月，本是天高云淡、秋光荡漾的季节，可今年的十月却是阴雨绵绵，窗外一片暗沉，马路上的楼房都朦胧在浓浓的雾霾细雨中，连心情都胧在了沉寂里。

       我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张泛黄的照片，看着发呆。这张照片是从一堆旧书里无意翻出来的，是陈庚信与我一九六三年秋天的合影。那时我们刚去外地念高中，算来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

        是啊，岁月辗转，逝者如斯。庚信早已离我而去，留下的只是那难以磨灭的片片回忆。

        庚信，我的同乡、同学，我俩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班。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后又一同下放农村，分到了同一个大队，又一同进了公社宣传队。两年后，我们同时返城，他去了省城的武钢钢铁研究所，我却留在了当地区公所，从此结束了十多年朝夕相处的日子。

       后来，我在省城一所大学念了几年书，我们又有了许多见面的机会，经常漫步在东湖的林荫小道上，或在汉阳门码头眺望滔滔长江，叙说风雨往事。他总是吐露着怀才不遇的情怀，他哪里知道，人的命运并非只是依靠才能的。

       不久，我调省城工作，又与他生活在了同一个城市里。

       缘分啦，好一个同字，这一同就是二十年。

       庚信一生爱好音乐，且是极怀音乐天赋的。

       念高中时，他是全校第一个会识五线谱的人，是全校第一个拿着新歌便能直接唱出歌词的人，是全校第一个能拉手风琴的人，也是全校第一个同时会二胡、板胡、京胡、三弦、唢呐、笛子、笙等八种乐器的人。

       六十年代，一个小镇的中学生能够这样，是极不容易的，何况他是自学成才，无师自通，我不知道这些音乐知识他是如何学会的。

       其实，他还是全校字写得最好的人，他的手书如千里江水，潇洒成风。小小年纪，似有大家风范。他的各门功课在全年级也算翘楚。

       在我心中，他就是一座山。

       我的那点音乐皮毛，也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学习的，但是难以望其项背。

       我常想，他为什么能无师自通？这也许就是常人与天才的区别。他是我一生中受影响最深的人，我对他总是怀着一种深深地敬与慕。

        一九六六年五月初，艺术院校先于普通高校招生，他和我都参加了湖北艺术学院的预考，我们都过了，最兴奋的要数他，因为他太爱音乐，他是我们预考中最优秀的。

       但是，五月下旬国务院一纸通知，当年高考推迟，这样艺术学院的预考也随之取消，庚信沮丧极了，好长时间他的心才慢慢平复下来。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推迟，一推就是十年，我们这代老三届的大学梦就此醒来。

       命运弄人哪，当时我们高考的准考证都发了，六月十三日考试，离高考还只有十六天的时间，却嘎然而停。我和庚信气得把准考证撕得粉碎。这个变故孰福孰祸？真是说不清。后来，我想明白了，倘若真去了湖艺，结局也许就是某剧团的一名琴司，庚信也许要好一些，因为他有音乐梦。

        一九六九年三月，我们下放农村不久，却因这小小的文艺特长去了公社宣传队，总算免却了那些农活的艰辛。

       那时正是革命样板戏盛行的时候，公社要求我们排演京剧《红灯记》，可是我们连《红灯记》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京剧为何物？怎么唱？人物动作怎么做？都是一张白纸。那时农村还没有电视机，唯一能感受到京剧的就是收音机。

       我想仅凭我们这帮人排出京剧，真有点天方夜谈，可庚信却是信心满满，他跟我说，他要去省城现场观看京剧《红灯记》找找感觉。我同意了，但心里是不抱希望的，这太难了。

        三天后，他从省城回来了，他说他一天连看了三场，主要人物的唱腔、动作、表情，心中都有数了，我哪里相信，由他去弄吧。

       先是教唱腔，后是教动作、表情，他不厌其烦，反复指导。那些哼哼呀呀的拖腔，要教上几十遍、上百遍，那京味才算唱出来了。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剧中所有人物的上千个动作、表情，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教出来的。

       仅仅看了三场戏就能过目不忘？我说他的大脑是台录放机，真服了。也许是我见识太小，我说他神了。

       通过这次排练，让我对他有了更深刻地了解，他为事专注，吃苦耐劳；他有克服和战胜困难的无畏与坚韧；他有那种不达目的决不言弃的执着；他的睿智让他为事效率高于常人。我心目中的庚信更加高大。

       不久，京剧《红灯记》排练成功，参加了全县业余剧团汇演比赛，得了第一名。时任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接见了宣传队所有成员，并合影留念。一时间整个县城都沸腾了，人们街谈巷议，都说铁梅、奶奶演神了，比专业的还强，于是把她们立即都招进了县剧团，成为全县第一批返城的知青。

       其实，演出成功，我们更不能忘记的人是庚信。只是人们在欣赏鲜花艳美的时候，往往都会忽视幕后的养花人。

       庚信成家以后，生活是极其艰难的。他是一个十分爱家、爱妻儿的男人，对家庭和妻儿的担当是常人不及的。

       他在研究所工作，夫人在省城郊区一所小学教书，说是同在一个城市，可两地却东西相距四十公里，他每天都要在这四十公里的路上往返一次，仅花在路上的时间就长达四个多小时。他风雨无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挨过了无数风霜雪雨，酷暑寒冬，他用自己坚韧的身躯呵护着他深爱的家庭。

       本来他夫人的姐夫是时任市委副秘书长，求他解决两地分居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一向清傲的夫妇俩就是不开这个口，过了好多年姐夫才主动为他们解决了这个困难。庚信把尊严看的很重，是一种文化人的气质。

       有一件事，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那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我和庚信等人骑着自行车为一位朋友去接亲，途径一个叫纯良岺的地方，我不小心连车带人掉进了河里。我以为我的生命会就此结束，那种求生中的绝望让我痛惋心肺。突然，我感觉我的胳膊被人攥上了，我意识到有救了。

       上岸后，发现救我的人就是庚信，他是从自行车上直接跳进河里的，他水性并不好，为了救我什么也不顾了。

       那天我的情绪特别冷静，一点没有惊慌失措的样子，我们从河里捞起自行车继续上路，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中国有句话叫大恩不言谢。这件事我对庚信没说一句感谢的话，但心里已深深烙下了永记，我们彼此都不在乎一句谢谢的表达，而袍泽之情尽在心怀。

我常和夫人及孩子们提及此事，以表达我们全家那份深深的感怀。

       如今他已走了整整二十六年，这二十八年来，每年的春节、清明、七月十五，我和夫人都是要为他烧些香纸的，以寄托追思。每年清明节还要去他墓前祭拜，无论风雨，二十八年从没间断。记得一九九八年冬，那是一个冰天雪地的早上，我和夫人在去为他祭拜的路上翻了车，我撞伤了腿，也坚持去为他烧了香纸，我的心方得安宁。

       庚信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九日走的，从发病到走，只有几天的时间，他走得好匆忙，他走得太年轻，他才四十八岁，无不让人叹惋。

       他走的那天，我出差去了外地，刚起床就接到了同学的电话，说他病危。

       我立即赶回省城，当我和夫人来到职工医院时，眼前的情景让我的心一下掉进了万年冰洞。他的病情比我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他在痛苦地抽搐着，已不能讲话，命若悬丝。

       我站在他的病床前，心咚咚地跳，我没有和他讲上一句话，只是望着他。大约半小时后，他慢慢地停止了抽搐，他走了。夫人说，他是在等我，我来了他才走的。我说，是啊。我本不信这些的，那一刻，我信了。

我心中的山突然坍塌，心，一片空渺寒凉。

       研究所为他主办了告别仪式，场面很大，来送他的人挤满了整个大厅，因为，无论在老乡中还是在同事中，他都是威望极高的。

       研究所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发明的热处理工艺是我国钢铁冶炼技术上的新突破，这是对他最好的慰藉。

        他十分喜爱苏联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着我，我会回来》等，这些都是他常哼于口的，总让我羡慕。

       那天的仪式上，我仿佛听到了一个熟悉的旋律，啊，这不是苏联歌曲《等着我，我会回来》吗？诚感这位有心人的安排，让逝者宽慰。那凄婉而悲壮的旋律，几乎洞穿了所有人的心扉。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只是要你苦苦地等待，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勾起你忧伤满怀，等到那大雪纷飞，等到那酷暑难捱，等到那思念的故乡不再有书信传来。深深怅然，其实我已去了天堂，只是去得那样匆忙。”

       谁说这不是庚信对亲人绝别的最后倾诉？不是庚信对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深情留白？不是我对他无限崇敬与怀望的悲思？

       庚信一生，片片滴滴，哪得半点遗忘。看那青山依旧，故影仍存，我即便含墨携履，也是无以为报。诚拜         我的挚友，天国那边，静安释然。

       窗外细雨仍然下过不停，我的追思依然似水绵绵。

【作者简介】

       石会文，曾任湖北省人民银行副行长，华夏银行武汉分行行长，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中国金触作协会员，武汉散文学会会员，《现代作家文学》特约作家，《中国乡村》杂志全国首批认证作家。退休闲遐偶有写作，在各种纸刊和微刊上发表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小说等百余篇，报告文学曾获省二等奖。在《人民日报》、《新华社通讯》、《经济日报》发表杂文、通迅十余篇。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出版经济专著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