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是含着眼泪编辑完龚如仲（Ralph)老师这篇文章的。我们每个人一生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许痛楚和遗憾，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慢慢缓解或淡忘。然而，痛失父母之殇却是永远都无法释然。读了老师的文章，我深有同感。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尽孝需及早！感谢您的阅读欣赏！

【作者简介】龚如仲（Ralph)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毕业，曾任外贸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驻美国公司总裁。

有关作品：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翻译作品——美国动画电影小说《忍者神龟》（Ninja Turtles），台湾采薇出版社出版、发行《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此书已被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纽约市市立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正式收藏），《东西南北中国人---细谈如何在大陆做生意》、《悠然时光》、《如仲诗语》、《My Life--Family, Career & VIPs》，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悠然斋诗文选》《花儿在身边开放》。

作者现旅居美国，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经典文学网特约作家、台湾采薇出版社资深顾问、奥地利英文网Sinopress特聘专栏作家、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会员、中诗报七室创作者。

                刻骨铭心父母情

                 文/龚如仲

      说来令人难以相信，我的母亲早在1967年的冬天就因癌症去世了，而我的父亲在1984年初夏也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但是直到如今，我还会经常在梦中见到他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许是因为“思念不为时所限”之故吧，尽管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依然会不由自主地思念着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母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每当我在梦中与母亲或父亲相聚后醒来，回忆起父母的慈祥面容，意识到他们早与我阴阳两隔的现实，我通常会情不自禁地悲从心来。倘若那时突然想起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时所发生的某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竟然会凄然泪下（当然啰，如果想到父母生前的一些趣事，我也会开心一笑）。我觉得：男人偶尔落泪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因为我坚信“无情未必大丈夫”的道理。

     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你为什么对你的父母如此难以忘怀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那我得告诉您：别看我的父母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两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小老百姓，但对我而言，他们有着令我终生难忘的特别之处。倘若您要问我“此话怎讲呢？”那么我就用十六个字，即：“自强自立，欢喜冤家，悉心护子，抱憾终生”，来总结他们的一生。

                 （一）自强自立

      我的父母都是出生于江苏北部的农村人，但是为了寻得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父母婚后就从贫困的苏北老家“移民”到了当时号称“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身为没有文化的乡下人，要在城里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于是我父亲就选择了当一名苦力来维持生计。而母亲呢？她就自然而然地在家中当起了照顾丈夫一日三餐的“煮妇”。我父亲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精明强悍，面容俊朗，尤其是他那一双眼睛虎虎生威，极有神采（父亲属虎）。您别看我父亲从未进过学校门，大字不识几个，但他生来绝顶聪明，有着惊人记忆力和超人的口才。更值得一提的是，父亲从小在乡下习武，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倘若与人格斗时，三五条大汉近不了他的身。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我父亲性如烈火，脾气暴躁，但他极讲义气，生来好打抱不平。

     在当时鱼龙混杂、恃强凌弱的旧上海，我父亲所拥有的“好口才，硬功夫和特仗义”这三大特点是打拼世界的良好条件。常言道：“行有行规”，您别小看了上海滩上干苦力的行当，苦力们自有自己的“行会”，上上下下，分工有序，纪律严明。据我母亲告诉我，有一回父亲所在的“江北帮”（我父亲祖籍是江苏北部的江都县，该县隶属于扬州市）里有一位工友平白无故地受到了上海本地的几个混混的欺凌，被人家打得不轻。我父亲闻讯后勃然大怒，也不和帮里的“领导”商议，拿起一根棍棒就冲到了人家驻地，然后独自一人和那几个混混打了起来。听我母亲讲，那几个混混都被我父亲打趴在地，但我父亲本人也受伤不浅，他在床上躺了近一个月才得以康复。但我父亲一战成名，从此后在他的那个小圈子里颇有点儿声望，成了他所在苦力行里的小“名人”（顺便一提的是，由于我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我从小在性格和为人上都受到父亲极深的影响。我长大成人后，凡与我有过交往的朋友或同事，几乎没人相信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们都觉得我是个东北人，或者是个山东汉子。更离谱的是，在我美国的洋人朋友圈子里，有一位初次与我见面者，非说我是个韩国人，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当父亲有一回也对我讲起这个相同故事时，我当时有点儿难以置信。但后来再一琢磨，觉得此事恐非虚言。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父亲只是个处于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干苦力的普通工人，然而小小苦力的他居然既有名字，又有字号（我父亲名“殿枢”，字“云本”）。据说，这是因为帮里感到我父亲也算是个“人物”了，所以他不仅有名字，而且还得有个字号，于是帮里的一位有点文化的“老秀才”就替我父亲起了“云本”作为他的字号。等到新中国成立后居民们必须登记户口时，我父亲就一直用“云本”作为他的名字，而其真正的大名“殿枢”二字反而不为人知了。

     除了讲义气、能打架，我父亲还是一个善于用语言去说服别人的高手，而且他极为聪明，有一种“听而不忘”的异秉。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听父亲说古道今，尤其爱听他讲“杨家将”和“清宫十三朝”的故事。

      从说书先生或乡间野老那儿搬来的段子，加上他老人家自己的添油加醋，我父亲说起“评书”来可谓绘声绘色、精彩纷呈。在他的眼里，杨家将里除了杨继业（杨老令公）是他相当敬重的忠良之外，要论武艺，杨七郎（杨延嗣）才是“天下无敌”的大英雄。我父亲认为，他的本领应该可以和“隋唐演义”里的“恨天无环，恨地无把”、天下第一条好汉、力大无穷的李元霸相提并论。据说，奸臣潘仁美想尽办法要结果杨七郎的性命，然而金钟罩护体、刀枪不入的杨七郎就是死不了。最后，潘仁美发现了杨七郎的死穴是他的咽喉，于是用计让隐伏在近处的神箭手一箭穿喉，了结了这位大英雄的性命。至于民间野史类的小说“清宫十三朝”，我父亲似乎只对大将年羹尧情有独钟。我依稀记得，按照我父亲的看法，年羹尧的本领绝对可以载入最为顶尖的中国武学大家的史册。

     正是由于父亲有着良好的说书口才，所以他就较容易受到那些目不识丁、无钱到书场听评书的工友们的喜爱。工友们相当乐意免费听故事，因此“说书人”龚云本就自然成了这帮穷苦力眼里的“名人”。

     打拼了几年后，我父亲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和我父亲异曲同工的是，我母亲也同样遵循着“只有自强不息，才能在大上海求得生存”的铁律。

     我母亲个头不高，身型微胖，一双小脚，和蔼可亲，特别善良。到了上海之后，我母亲很快就适应了城市里的生活节奏。过了不久，我母亲还成了左邻右舍心目中的“大人物”。这不仅是由于母亲为人慷慨、热心，常常在力所能及的的情况下帮帮别人，更重要的是因为她那手无师自通”的烹调绝技。凡亲戚朋友、邻里乡亲，不管哪家有了“红白喜事”，我母亲肯定是这家人首选的“好大厨”或“掌勺人”（当然，每次都是无报酬帮忙）。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不但是一位“红案高手”，烧得一手极好的江苏、上海菜（尤以“百叶结烧肉”、“清炖狮子头”、“河蚌青菜”、“生煸草头”、“栗子鸡”、“油焖笋”等最为人所称道），而且还是一位“白案大拿”。

     我依然记得，小个子的母亲，用一根粗粗的、约两尺半长的擀面杖，在一张极大的方桌上一拱一拱地制作“手擀面”的样子。只见面团在她灵巧的双手间不断翻滚着，不一会儿，便化为大而圆、薄而匀的一大片，进而又变成了一缕缕筋道十足、粗细一致的面条。面条完成后，母亲又亲手调制“浇头”（北方人叫“卤”），荤素均有。凡吃过我母亲手擀面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们，无不交口称赞。

     作为一个家庭妇女，我母亲当然只能用她的“善理家政、热心助人”的方法来为自己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寻得一席之地了。

     除了扮演好“家庭主妇”这一角色外，我母亲也会偶尔展示一下她的“经商天赋”。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碰到了百年未遇的严重自然灾害。三年的灾害日子里，粮食奇缺，肉菜罕见，中国人的生活真是太苦太苦了。有一回，母亲乘我放暑假有空，想带我到江北老家看一看（我出生在上海，从未去过老家），说是要“访一访亲戚，扫一扫祖坟”。当父亲要给我母亲路费时，母亲平静地对我父亲说道：“路费你就不需操劳了，我自有办法。”父亲和我对此都非常惊讶和不解。后来，母亲说出了她的“窍门”。原来母亲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精心策划着她的路费问题了。她几个月来省吃粮食（在保障我父亲和我的一日三餐的前提下），积攒了一点儿白面。到了回家乡的前夜，她把省下来的白面做成了几个大大的硬面饼。到了第二天母亲带我去码头要乘船去家乡的时候，斯文的母亲在候船厅里慢吞吞地拿出了那几个面饼，只是轻轻地说了句：“我这儿有上好的面饼，五毛钱一个，谁要买？”母亲的话音刚落，一下子就围上来了许多旅客。不到几分钟，我们的面饼统统卖光。凭着卖面饼的收入，母亲不仅挣够了她和我的来回路费，而且还让我们的口袋里平添了些许“零碎银子”。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同样是依靠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我父亲一起打拼，以便在上海立足的外乡人。

     写到这儿，我想讲一段题外的话：当时由于自然灾害而产生的物资奇缺的严酷情景，作为局外人的您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有一回，我在我家附近的桥头上亲眼看到了这样惊人的一幕：一大群人正在排长队，为的是有机会能抽到一口烟。因为当时有一位拥有一包香烟的男子正向“烟鬼”们大声叫喊：“请大家排队，一人只许吸一大口烟（不是一人可买一支烟），吸一口，只要一毛钱！”“烟鬼”们一听有这等好事，立马纷纷拥来，排起了长龙。我亲眼看到有一位年轻的“烟鬼”，他排到了卖烟人面前后，先是交上一毛钱（当时的一毛钱，按官价可以买到一斤玉米面。但自然灾害时期，您再有钱也难以买到粮食），然后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最后憋足了劲，非常贪婪而长长地吸了一大口烟。烟罢，此人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

                  （二）欢喜冤家

      和我父亲性格迥然不同的母亲，是一个温和善良，少言寡语，但又很有主见的女人。在属老虎的我父亲面前，比丈夫年长三岁、属猪的母亲看起来显得格外柔弱、劣势，但实际上我母亲是一位“以柔克刚”的高手。在我的记忆中，我父母之间常常斗嘴、吵架，偶尔间，我那位不讲理的父亲还会动手打人。但更多的日子里，他们二人有商有量，和睦相处，老年时更是相濡以沫。如果用一句成语来形容我父母的关系，那么用“欢喜冤家”来描绘就再恰当不过了。

     父亲是个极为顾家的人，工钱到手后，父亲除了留下少许的烟钱（父亲从不沾酒，但抽烟，烟瘾不大），收入全部交给母亲。虽说父亲的收入并不丰厚，但由于我的母亲善于持家，我们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按理讲，父亲的月收入是足够我们一家三口的生计，然而在我的记忆里，我母亲是经常造访当铺的。“冬当夏衣，夏当棉袄”是母亲常干的事情，其目的无非是换回点儿小钱来解决家中的柴米油盐。您可能要问了：“这到底是怎么回子事呢？”原来我们老家的“穷”亲戚太多。乡下的“七大姑、八大姨”、“大爷大娘、兄弟姐妹”们时不时地就找个借口跑到我们上海家中来哭穷。每当这种情况发生，父亲不顾母亲的反对，无一例外地拿钱打发这些“可怜”的乡亲们。等到客人一走，父亲和母亲间肯定有一场“战争”。我想，父亲给完钱后大概会顿生一种仗义疏财的“英雄豪气”，然而最后收拾残局的还得是我母亲，因为一日三餐的保障是家庭主妇的“主政”（母亲只好典当衣物以求略解燃眉之急，等父亲拿到工钱后再去把衣物赎回）。

     说起来让人有点伤感，家乡的某些“穷亲戚”们得了我家的钱财资助后，还要风言风语。他们在我父亲的耳朵旁谗言道：“你们家可是观音做主啊！”言下之意，在我们家中，作为男人汉大丈夫的父亲事事都得听老婆这个女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大男子主义极为严重的父亲回到家中后定会找我母亲的碴，我父母之间又得爆发一场“战争”。

     还有一点，就是在对待我读书和前程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的父母间也发生过纠纷。记得我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乡下来了一位堂兄。他是一名在村上颇有名望的郎中。在这位郎中的游说下，我父亲当时很想让我放弃读书，追随这位收入不错的医者到老家去学医，“学成后行医就自然就风光体面、衣食无忧”。然而，很有主见的母亲坚决反对父亲的馊主意。我母亲的理由是：“孩子太小，回乡下让人不放心。再说了，读书半途而废对儿子的前程也不利。”在母亲的坚持下，父亲只好做罢。我很感谢我的母亲，否则我的命运肯定会有彻底的改变。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我的父母间发生“战争”，作为儿子的我永远都会站在母亲一边。我会用我那弱小但坚定的力量主持着“正义”。疼爱我的父亲一见我生气了，往往会主动休战，退避三舍。所以说，打我小时候起，我和母亲之间的感情就极为深厚。

     如果说“冷战”或“打架”是我们家的“家常便饭”，那么您只看到了事情的表象，因为实际上我父母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有泪不轻弹的硬汉。在他的一生中，我一共就看到他痛哭过两回。一回是他在上海火车站（北站）为我送行，我当时是生平头一次离家远行，坐火车前往北京去读大学。透过车厢的窗，我回首看到父亲一边痛哭、一边快步追赶着业已徐徐离站的列车的情景，那是我永生难忘的记忆。另一回是在1967年冬季某一天的傍晚，在我家一楼客厅的一张单人床上，躺着我那刚刚去世的母亲（等待着火葬场来车拉尸体），父亲一边看着我母亲的遗体，一边痛哭失声。要知道那是一种近乎哀嚎的痛哭，这哭声让我极为伤感、震撼不已。

      这就是我的父母，一对欢喜冤家！

                （三）悉心护子

      虽然我是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但由于我是家中的“独生子”，所以我从小就受到父母的特殊宠爱。我记得我家住在老上海虹口区一个名叫香烟桥路的弄堂里。我们家是一栋三层小楼，房子多年失修，显得相当陈旧。楼下整个一层住着二房东陈先生的全家，陈先生是一位和善的长者；二层楼的“正房”和“亭子间”各住一户人家，共两户。而我的一家三口人就住在小楼的最高层，一个被上海人称之为“三层阁”的小小房间里。

      尽管我家的住房条件不是很好，但最让我开心的是：楼顶层的露天凉台为我家独用。您别小看这个面积不大的小小凉台，它对我的价值绝对不低于鲁迅先生眼里的“百草园”。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我在凉台上不仅可以看到附近绿地上的花草树木，而且凉台上还有我母亲栽种的品种繁多的盆花。更让我挂念的是，一个大大的玻璃缸里有父亲专为我买来的两尾小金鱼。如果运气好的话，我偶尔还会邂逅突然造访我家凉台的麻雀或其它不知名目的小鸟。在炎夏的日子里，母亲会在太阳落山很久后的晚上，先向凉台的地面上泼撒一通凉水，等地皮干透了之后，母亲就在暑气已消的地上铺上一张凉席，然后让我惬意地躺在凉席上数星星。有时候，我母亲会拿起一张小板凳坐到我的身旁，然后她会一边煽摇着大蒲扇，一边给我讲述着民间乡野的那些老掉了牙的故事（每当这个时候，我父亲百分之一百是被邻居或朋友请到他们家中去当“说书先生”了）。有时候，我会蹲在凉台的水泥地上，用一点散碎食物来喂蚂蚁，然后整小时地看着那些团结友爱的蚂蚁们是如何靠着集体的力量，把地上的食物一点不剩地搬回它们的窝中。

     童年时除了玩耍，我几乎无事可干，因为一天三顿饭由我母亲做就。为了让正在外面玩耍的儿子按时用餐，做完饭的母亲有时不得不跑到楼下的街道上大声呼喊着我的小名（我的小名叫海宝），让我赶快回家吃饭。淘气的我有时故意躲在街头的一角或是电线杆的背后，装着未曾听见妈妈的叫声，有意让母亲干着急。但母亲最后找到我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因为“呼喊很久、嗓子都快喊哑了”而责骂我，她只是轻声细语地对我说一句：“回家吃饭，乖儿子。”

     更让我自己想想都可气的是，我小时候特别无赖。仗着母亲从来都不打我的专宠（我父亲是常常打我的，因为我小时候太淘），我有时会在母亲面前毫无道理地撒娇、犯浑。有一回母亲气急了，扬言道：“等你爸爸回来，让他评评理，然后我得让他好好揍你一顿！”为了免除父亲的暴打（其实母亲是吓唬我的），我竟然会无赖到将身子探出凉台栏杆外，然后威胁我母亲道：“如果您到爸爸那里去告状，我就从这三层楼顶跳下去！”母亲被吓坏了，从此后再也不敢扬言要让父亲体罚我。

     说句心里话，我从小过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式的、被家里宠坏了的日子。打我记事起，直到去北京读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干过家务，甚至连一双袜子都未曾洗过，因为母亲毫无怨言地包揽了这一切（直到上大学了，我才懂得洗脸时也要一并把脖子和耳后洗净的道理）。

     让我无法忘怀的是，当我偶受惊吓，身体虚寒，头疼脑热之际，除了带我去看医生之外，母亲还会以她特有的方式来帮我治病。她往往会从一位“民间术士”那里花钱请回一道据说是已经注入了“法力”的黄色符纸，然后回到家中后就赶紧打上一碗清水，接着就把“灵符”盖在水碗上。最后，我母亲用一条长长的细线绕碗口将符绑紧。当夜晚降临时，母亲会对着“月亮菩萨”（我母亲信佛）拜上一拜，然后她一手提盏灯笼，一手端着水碗，在弄堂里、街道上满世界地、反反复复地高喊着“海宝，回家了”这句话。那悠长而略带凄凉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朦胧的夜色中，让人心中顿生酸楚。回到家中后，母亲会用一根筷子把灵符捅破，然后“命令”我快快将碗中的“神水”顺着“灵符”捅破处喝下（我母亲深信：这种被喊过“灵魂归兮”的神水是一定会让我失去的魂魄重归七窍的，但我真的记不得这种迷信的做法是否有效。然而，我真真切切地记住了母亲爱子的真情）。

     我一生中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我被大学录取，即将到北京去读书的前夜，父亲出去办事不在家，母亲悄悄地把我喊到她的身边，然后用她的右手颤巍巍地从她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纸包后，我赫然看见里面有一些崭新的零散钞票（都是一毛或五毛一张的纸币），还有几张“全国粮票”（当时的中国人吃饭是要用粮票的，我要去北京了，上海的本地粮票不顶用，为了让我不挨饿，母亲就拿上海本地粮票和人家换成了全国通用粮票）。看着我一脸茫然的样子，母亲对我说道：“这里有十块钱，都是我平日里一分一毛地攒下来的。还有十斤全国粮票，是我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和粮票你都要好好地收着，万一在北京碰到难处，就用这钱和粮票买东西吃，填饱肚子，千万别委屈了自己。”您要知道，当时的十元钱可是一笔为数不小的大钱，而十斤全国粮票更是弥足珍贵，这里面包含了母亲的多少良苦用心啊！看着钱和粮票，我当时热泪长流。说句心里话，妈妈为我精心准备的钱和粮票，我从来没有动用过，我一直将钱和粮票珍藏在身上（但后来几经搬家，我把母亲留给我的纪念物给弄丢了，为此事，我着实痛苦了好几天）。

     其实，我母亲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了，妈妈对我疼爱的旧事可以说是根本无法一一说完的。毫无夸张地说一句，在我的心目中，母亲的地位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因为她是世界上最最疼爱我的亲人！

     与母亲疼爱我的方式不同，父亲一直用他那男人特有的手段，时时处处地保护着我，关爱着我。

     在我快满五岁的那年，父亲用积累了好几年的存款，到上海的一家银楼为我特别打造了一副纯银项圈，与项圈相连的还配有一把银锁，银锁上刻有“长命百岁”四个大字。在我过五岁生日的那天，父亲郑重其事地把项圈和银锁戴在我的脖子上。尽管我只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然而我的心中还是有一种美滋滋的荣耀感。冬天到了，那一天我身穿棉袄棉裤，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红色虎头棉帽，戴着银项圈在外面玩耍。突然间，一个中年男子走到了我的面前，然后他用一种“亲切”的声音对我说道：“小朋友，我这儿有好吃极了的水果糖，叔叔送给你吃好吗？”我从小就爱吃甜食，一听有糖果相送，心中快乐不已。于是我就接下那个男子送来的糖果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那男子又对我言道：“小朋友，你的这副项圈真是挺好看的，能让叔叔看看吗？”由于有了糖果的收买，仅仅五岁的我哪里会对这位“好心”的男子怀有戒心？于是，我的一生中恐怕是最为昂贵的装饰品就这样被人骗走了。

     我回到家中后，父母亲同时发现了我丢失项圈的事实，他们着实大吃了一惊，然后详细地询问我丢失项圈的经过。一个小孩子，我哪里讲得清许多？父亲并没有责备我，但迷信的他对此事非常担心，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刻有“长命百岁”的银项圈上的银锁无疑是佑我平安的“吉祥物”，这个东西丢失了怎么得了？于是乎，父亲第二天连班都不去上了，一整天地走东走西，到处打听这个骗子的下落。可惜，茫茫人间，无处寻得此人。父亲为此事足足气愤了好几天（父亲绝非心痛买银项圈的钱财，而是总感到丢失“吉祥物”将来会对我不利）。

     等到我七岁的那一年，已经长大一点的我开始和小伙伴们玩起了一种名曰“钉铁”的游戏。我们就到处寻找废弃不用的小铁块或厚铁皮，然后拿这些铁块或铁皮作为“钉铁”竞赛中的资本。有一天的下午，我独自一人走到附近一家铁匠铺，想着“撞撞大运”，看看有否人家弃之不用的铁块？铺子里有三个伙计正在叮当叮当地打铁，炉火烧得正红。看到我这个小男孩前来找废铁，其中一位年轻的铁匠指着地上正发着闪闪蓝光的几块零碎废铁对我说道：“你要喜欢，就把这几块铁拿走好了。”其中一位老铁匠对那位年轻铁匠皱起了眉头，用眼色示意那人不要害我。但我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高高兴兴地低头就去捡铁。当我刚把手指接触到一块废铁时，只听得吱的一声，接着一点焦糊味飘起，高温下的铁块立马就将我右手三根手指上的皮肤烧焦，而我其中的一根手指上的指甲盖也被毁掉了（过了很久后，新指甲盖才重新长成）。钻心的疼痛让我脸色变得惨白，我一下子就跌倒在地上……

     那位老铁匠被吓坏了，他赶忙把我扶起身来，接着按照我所指的地址，把我送到家中。回到家中的我只觉得手指疼痛难忍，头脑昏昏沉沉。当时只有母亲在家，但她除了着急，然后立刻带我到离家不远的小医院去治疗伤处之外，她真不知道接下去该做点什么。

     晚上父亲下班回家得知此事后不觉愤怒不已。等到第二天早上，父亲不去上班了，刚到人们上班的时间，父亲就怒气冲冲地赶到那家铁匠铺。问清哪一位是害我的“罪犯”后，父亲大步走到那人面前，不由分说地就给了那个坏透了的年轻铁匠几个耳光，接着他就扬言要把那铁匠铺给砸了。好在老铁匠一再道歉，说了许多好话，父亲只才作罢，气呼呼地回到家中。那一次的磨难，让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只才缓过气来。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了父亲是如何用他的强大的力量来保护他的儿子的。

     其实，我父亲有时候也会展现出他那慈父的一面。

      我小时候最盼望的日子就是过春节了，因为春节不仅给我带来新衣、新鞋，而且大年初一早上一睁眼还能让我在枕头底下摸到好吃的糖果和花生。此外，枕头底下还有一份用红纸包好的压岁钱在等着我。然而对于大人们来说，春节既有欢乐，更有忧愁，因为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但是，无论我的家里有多难，“大年三十到澡堂子里去洗澡”是一个每年都不会改变的“铁律”。

     说起来您可能难以想象，在我童年时期，上海的贫困家庭是很少舍得花钱到公共澡堂子里去洗澡的。在一年当中，我父亲只有到了阴历大年三十的那一天才会花钱带我到我家附近的一家澡堂子里去洗澡（平时里，我们都是在家里洗澡，我家有个极大的木制浴盆）。我有一次问我父亲：“为什么我们只有到了除夕夜才到澡堂洗澡？”父亲回答道：“两个人洗一回澡，得花两毛钱。平日里挣钱太不容易，尤其是到了年关，手头就更加紧紧巴巴，恨不得‘拾到个红枣儿都得当火星儿吹呢’（我们老家俗话，意思是：钱特别金贵，一分一厘都不能浪费）。”停了一会儿，我父亲接着说道：“可话又说回来了，大年三十不一样啊，人们一定得把身上的脏东西洗干净。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晦气留在旧年了。而新年到来之际，人们的运气就会好起来。”

     花钱买票、进入澡堂后，父亲和我就开始洗澡。一泡进浴池后，我立马领路到了澡堂子里才有的那种特殊滋味：泡在热乎乎的水池子里，暖和；吸着扑面而来的热气，提神；与众多浴者摩肩擦踵地碰撞着，新鲜；满耳朵灌入的大声喧哗，热闹；而最后洗完澡走出澡堂子的那一刻，浑身上下真叫那个舒坦和轻松！

                （四）抱憾终生

     在父母强大而温暖的羽翼下长大，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真如我反复强调过的，我的家庭并不富裕。和现代人生活无法相比的是，我们的小时候没有玩具，没有儿童游乐园，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巧克力，也不存在“父母每周都带孩子们去公园玩耍”的奢望。但是，尽管日子清贫如此，我依然感到：我和我家人的生活过得特别地快乐，温馨和满足，因为我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得到了父母能给予的所有的爱。说心里话，我生来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我一直盼望着能够早点大学毕业（我大学快毕业时正逢文化大革命，大学生是无法按时毕业的），然后通过工作挣钱来孝顺我的父母亲，好好报答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   

     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有许多令人失望之处。当到了1967年，也就是离我大学毕业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我的母亲突然得了重病，经医院查实后，她得的是胰腺癌，医生建议手术治疗。获悉这个令人震惊的坏消息后，我立刻从北京赶回到上海家中（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基本上停课了）。我和父亲商量之后，决定接受医生的建议，对我母亲进行手术治疗。然而，当我母亲被送上手术台开刀后，医生发现她的癌肿已经扩散和转移，手术治疗宣告失败。在医院和家中照顾我母亲期间，我亲眼目睹了癌症病人所受到的无比煎熬。据医生讲，癌瘤本身非常痛苦，而胰腺癌又被医学界称之为“癌中之王”，是世界上最痛苦的恶性肿瘤。我记得当时医生是这样来形容胰腺癌的痛苦程度的：“胰腺这个脏器的周边都是敏感的神经，胰腺就生长在这个‘神经窝’中。胰腺癌到了晚期的痛苦就如同有人用硝酸（上海人称之为“硝镪水”）日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腐蚀着人体的神经，病人是根本无法忍受如同不停地被火烧灼的那种痛苦的。”刚开始，我们给母亲服用止疼药还挺管用，但到了后来，再大剂量的止疼片或止疼针也无济于事了。当母亲的痛苦到了极限，也就是到了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可以把一大杯刚刚烧开的滚水一股脑儿地倒入口中而不会有任何烫痛的感觉！最后实在疼得受不了了，我母亲几次都乘我不在时挣扎着从床上爬到窗口，然后想跳窗自杀，然而她的行动都被我父亲制止了。

     平日里一个胖乎乎的老太太，在半年多癌症的折磨下，我母亲已消瘦得不成人形了。有一回，我有一位发小叫张树林的来看望我的母亲，当他一看到我躺在床上的母亲之后，立马吓得打了一个冷战，然后抱头就跑出门外。我当时很生气，认为我的发小太不懂礼貌，但他后来告诉我，他被我母亲形同骷髅的瘦脸吓坏了，所以才“落荒而逃”的。

     没有捱过1967年的冬天，母亲不幸去世了。那一天，天空中飘散着雪花，天气极冷，可我心中的感受比冰雪还要寒冷万分，因为我一生中最疼爱我、最真心待我的母亲离我而去了。我再也听不到妈妈温柔的声音，也见不到妈妈和蔼的面容。母亲是那天傍晚过世的，遗体就暂停在我家一楼陈老先生家中的客厅里（那时候的人们互相之间充满友爱，用一下二房东家的客厅是绝对不会被拒绝的），等待着火葬场第二天早晨来车拉尸体。等到父亲痛哭之后，接着送走了络绎不绝来我家吊唁我母亲的亲朋好友，我请求所有在客厅的亲人和客人统统离去，因为“我想和我妈单独待一会儿”。

     夜晚，窗外的溯风依然呼呼地吼叫着，室内的灯光已闭，唯有母亲头前的一盏“蜡烛灯”霍闪着跳动不停的火苗。我坐在母亲身旁，透过烛光我深情地看着母亲蜡黄干枯的面容，心中充满了哀伤。然而，我一点也不觉得母亲的面色可怕，在我的眼里，母亲只是消瘦了一点，她正在熟睡。我不断抚摸着母亲冰凉的脸，口中喃喃细语着，倾诉着儿子对妈妈的爱，儿子对母亲的无穷思念。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两件往事，也是母亲生前的两个愿望，是两件令我母亲终生抱憾的事情。

     想起头一件事我的心中也是非常遗憾，因为她的那个小小愿望本来是很快就可以实现的。什么愿望呢？原来，与我岳母一样，我母亲生前也是一个女红高手。我们一家三口的布鞋、衣裤都是我母亲用从商店里买来布和其它有关原辅料亲手制成的。但是，母亲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会打毛衣。当她得知我未来的媳妇秀荣是一位毛线活“制作大家”之后非常高兴。她好几次和我唠叨着将来儿媳妇能够打一身毛衣毛裤给她穿。我告诉她：“这是小事一件”！但我没有想到她老人家如此快地就撒手人寰（两年半后，妻和我成婚。到了那个时候，妻子肯定会事先精心织成毛衣毛裤，然后随我到上海看望婆婆）。这是我母亲一生的缺憾，也是我一生中难以释怀的心结。

     另一件事说起来有几许无奈，几许抱怨。母亲一生信佛，但她老人家特别怕死后被火葬。按照她的说法：“人死后一定得有个完整的尸身，还得有个棺材睡，这样才能在死去若干年后全须全影地去投胎。”但是，当时的中国不允许“睡棺安葬”，死后只能被火化。任凭母亲临终前如何不厌其烦地哀求我的父亲想方设法地能让她死后“全尸入棺”，千万“不要火葬”，然而固执而不懂圆通的父亲一口拒绝了母亲的要求。同时他还“义正言辞”地对母亲说道：“如今是新社会了，只能火葬，若是搞土葬我是要犯错误的，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等到我单独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给他出主意道：“您就不会哄哄我母亲？您就告诉她我们有办法让她入土为安，请她放心。但到时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人都死了，我母亲也不知道了。”然而为人“一根筋”的父亲就是不懂得哄骗一下母亲，让她安心离世。直到母亲临死前的那一天，她依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她无奈何地对我说道：“政府什么都好，就是人死后要火葬这一点不好！”怀着终身的遗憾，母亲痛苦地告别人世。

     这一个难忘的夜晚，我就这样一边不停地抚摸着母亲的脸并和她说着话，一边回想着母亲生前的点滴往事，直到第二天的黎明。

     其实，除了我对母亲有着终生遗憾之外，对我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一生中感到最对不起我父亲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我就在北京，然而我却在老人家断气时不在他的身边，也就是说，我父亲临终前竟然没能再见儿子的最后一面！

     这件事的发生有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讲，当时怪我没有经验，因为父亲临终的那一天精神格外地好，而且他还主动地说肚子饿了，要吃东西。特意被我从南京请来照顾我父亲的堂姐就赶紧张罗着给老人家煮面条吃。一看此况，当时工作特别繁忙的我就离开医院到单位上班了（我没想到父亲那一天是临终前的回光返照）。从客观上来讲，我当时的领导（一位身材高瘦、长相挺不和善，但又特别“马列主义”的女处长）有点儿太不通情理。由于我当时是给一家国企大公司效力，而我自从调到那家公司工作后就年年被评上“先进工作者”，所以我在思想上也背起了“一心为公，不能为己”的“极左”包袱。然而和往常不一样的是，那一天我在班上就是心绪不宁，无法安心工作。后来我请求处长同意我提前回家，到医院照顾我的父亲，然而那位“一脸正气”的领导就是不批准我要早点走的请求（那天也赶巧，一份文件非得我起草不行）。过了不久，堂姐从医院打来电话，说是“老人家病危”。等我赶到医院后，我父亲刚刚咽气！看着我父亲死后的遗容，想想我这个儿子是何等地不孝，我不禁趴在我父亲身上失声痛哭。这件事是我永久的痛，是一件令我终生都无法原谅自己的憾事！

      父母离开人世许多许多年之后，直到现如今，我依然会常常梦见他们（尤其是我的母亲），我常常会在睡梦中哭醒。想一想，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和我的父母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份刻骨铭心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