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表俗语称，“ 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 言下之意，兄弟姊妹之间再亲，其下一代也不过只是表面的亲戚关系，到了第三代即为路人。

幼时常听祖母念叨，我父亲兄弟姊妹六人，先他而生的一个姐姐、紧随其后的一个妹妹相继夭折，他仅有的一个弟弟死于抗美援朝战场。幸存者只有大姑、大伯和我父亲。大姑是祖父母唯一的女儿，大姑的儿女是我家唯一的姑表亲戚。

我虽然也有舅表和姨表弟妹，但他们出生都很晚。在我十岁以前没有他们，十岁以后他们还太小，够不上做我的玩伴。及至长大成人时，我远走他乡求学谋生，与其很少谋面。因此，只有姑表兄弟姐妹中才有我的发小、我的知音、我儿时最亲密的伙伴。

大姑生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其中老大表哥、老二表姐比我年长近二十岁，我和他们就是大人与小孩的关系，没有在一起玩耍的经历；老三、老四表哥与我大小十岁左右岁之隔，他们与我虽有交流，但仅限于兄长对小弟的关心和爱护；老五表哥比我年长不到十岁，虽然被父母限制，要他在我和他的两个妹妹面前像个大人样子，但终究难逃玩心，常与我们小的在一起厮混；老六表姐和老七表妹与我最亲，在一起玩得最开心。尤其是表妹芝兰，相互挂念时，不是我去她家在一起“跳房子”，就是她来我家“摆酒席、过家家”。祖母见我俩玩得投机，曾有一根红线将我们拴在一起的念头。我的小姨知道后连忙“打破”：“这丫头瘦得像一只小瘪猫，怎么配得上我这么标志的大外甥！” 于是，大人们一笑了之。

几十年的时空阻隔、奔波忙碌，虽然时常想到这些老表们，但很少相互联系，有的甚至从未照面。只有老三表哥、老七表妹与我有过极其短暂、非常匆忙和偶然的交集，但是，却很意外地伴随现实的无奈与尴尬。姑姑的家并不遥远，就在我回老家的那条路边附近，与我大妹家所在的集镇紧挨，上山即到。大妹的家是我回家的必经之所；出入她家门前屋后时，我曾多次想到去姑姑家看看。虽然姑姑早已离世，但她每个儿女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都还那么熟悉，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常常引起我对他们的联想。譬如看到某人一本正经，说话一板一眼时，我就想起老大表哥，他在教训弟妹时，总是道理一套又一套的；看到某人书生气十足，说话文绉绉的，我就想到老三表哥与老婆吵架时，他脸红脖子粗，似有一堆大道理说不出，憋到最后只是摇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听到某个老实人说话瓮声瓮气，我就想起老四表哥的憨厚木讷；看到街上有小两口卿卿我我时，我就想起老五表哥当年娶了个漂亮媳妇，捧在手上怕摔，含在嘴里怕化，结果还是没能留住，让那女人远走高飞；看到路边有小姑娘嬉笑打闹，我就想起几乎与我同龄的老六表姐和老七表妹，她们小时候总是嘻嘻哈哈，一见到我就闹着跟我捉迷藏，但是嫌我个子太高，表妹讥笑我说：“你再长吧，将来就是一个靠踩高跷吃饭的家伙。” 表姐跟着抿嘴窃笑，朝着她的妹妹打趣道：“那就让他骑在你的背上踩吧！” 于是，姐妹们嬉闹翻天……

去姑姑家的那条路，源自公路分叉，是一条穿越山林，顺着山腰，蜿蜒而上的曲折小径。我几次在路口踟蹰，犹豫再三，想去看看老表们，但是碍于送何礼物、先进谁家大门、是否在他们家吃饭等考量，始终未能成行。直到新世纪开始，父亲和伯父相继离世，到另一个世界去见他们的姐姐了，我心里空落，顿时下定决心，要去看望姑姑的后人。妹妹帮我在街上买了两箱水果，妹夫和我一人肩扛一箱，顺着山路直奔老表村里。

来到门口时，老三表哥最先认出是我。他连忙喊来所有在家兄弟出门迎接。老大一见到我，没说几句话就眼圈发红，一边问候一边安排酒席，还让老五到附近小卖部买几包最好的香烟招待，见我不抽烟，他硬是将两包“红塔山”塞进我的口袋。弟兄几人喜出望外，恨不得把所有的喜怒哀乐，全都向我倾诉。老三还是年轻时的书生做派，话题不是国家形势就是对世事人生的看法。老四不在家。老大和老五一个劲地劝我留下喝酒。我肚子不饿，再三推辞后，只好退而接受其次，上桌品尝大表嫂煮熟的一碗红糖荷包蛋。吃着吃着，突然想起自己读中学时，每天中午来姑姑家蹭饭。在那粮食紧缺、人人勒紧裤带的年代，为了填饱肚子，我想来就来，在姑姑家吃饭，从没拿自己当外人。而如今，我这来一趟何其不易，难道仅仅因为姑姑不在，抑或因为现实礼节的不便？我难以找到可以解释的理由。

虽然这一走动，重温了过去多年的旧情，但从此以后，我与老表之间仍旧很少往来。在家的弟妹，也只是偶有喜事时才想到接请他们一次,平时也少有来往；路上碰面时，只不过点头打打招呼、问问家常而已。难道正如俗语所言，父亲与姑姑的姐弟之情是真的亲，而我们与老表之情，与其说是亲，倒不如说是一种礼节上的表面之亲吗？因为我们能够做到的，似乎仅此而已，谁也难得例外。

在我来不及多想、只是忙于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某一天，办公室的电话里忽然传来门卫呼叫，称有人找我，且马上进门。来访者不是别人，竟是一年前与我见过一面的老三表哥。那张书生的脸很熟悉、也很亲切，只是面带笑容时显得有点苍老。他说自己是来专门拜访我这个小他近十岁的表弟，而实际上是有难处求助于我：他的女婿在省城务工，干活时因不小心而身负重伤；他要求老板赔偿医药费，并给予生活补偿，而老板却置之不理。表哥要我帮他讨要说法，并要老板负责赔偿。

我反复琢磨，揣测此事必有前因后果。既然老板抵赖，或许还有别的情由，但若与其继续纠缠，肯定无济于事。最佳选择，莫过于走法律途经，于是帮他联系好了一位律师，意在由律师出面交涉，或代理诉讼。表哥听后先是一愣，似乎不大理解，但还是再三表示感谢，随即离开。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办妥了，不料他并未接受我的安排，仍旧自行去找老板纠缠，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分文补偿，反而因此怒气伤身而生病，经济上遭受更大损失。

直到第二年我回到老家时，他又找上门来，以为通过我所在部门的权力优势，即可以势压迫对方解决问题。而我所在的部门只管法律政策研究，与老表和他人的民事纠纷实务没有任何管理、监督或制约关系。我再三解释他仍旧不信，以为我在推辞。这可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反倒是：“秀才见书生，有理难说清”。

正在为难之际，老三表哥的女儿女婿又找到我正住着的妹妹家，还携带两只老母鸡，并捎带一个装有现金的红包，要我收下，称母鸡是慰劳我的，而红包则是用于“打通关节”。我哭笑不得，百般解释和推辞，总算把红包挡住，而那两只咯咯直叫的大母鸡，无论如何必须跟我回省城。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为此，我再也不敢去姑姑的家了，造访的念想虽然时有萌动，但终于没有勇气再次成行——我无法面对与表哥见面时的尴尬；也许他不计较，但我无法表现得若无其事，一切解释都是徒劳的。

与表妹芝兰的见面，更是我多年的期盼。

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后，阳光暖暖地照在波光粼粼的河面，油彩似地浸透田野和村庄，辉映着如梦如幻的远山。我在妹夫的陪伴下，从河边的集镇出发，沿着对面的山路，驱车七八公里来到一个偏僻山村。快到村口时，道路很窄，路边茂林修竹，一口池塘延伸至房屋岸边。村里突然传来汪汪狗叫声，几只悠闲觅食的农家土鸡，听到汽车的轰鸣，慌忙四处逃散。

眼前的景象，一下子把我拉回几十年前。也是这样的秋日暖阳、这样的清新空气、这样宁静的村庄路口。我和表妹芝兰一起从她家回到我家。她头上扎着两根羊角小辫，上身穿着红色花布长褂，腰间细窄，衣襟长及膝盖。我紧随其后，闻着她身上飘出的阵阵雪花膏的香味，心里莫名其妙地兴奋着。恰在此时，耳边突然传来山边放牛娃的大声喊叫：“快来看啊，门口来了一对新郎新娘！他们好不怕丑（害羞）啊！” 芝兰一听满脸通红，连忙扯着我的手，三步并作两步溜进我家门里……

我正胡思乱想时，妹夫已经停车。在村口问及芝兰的家，一个老汉手指屋后高坡，称两栋小楼中右边的一栋即是。我们徒步来到门口时，已经气喘吁吁，不料左边屋里出来一位妇女，说芝兰两口子今天都外出有事，晚上才能回家。妹夫将怀里抱着的一个大西瓜拍了拍，顺手递给这位妇女，请她转交芝兰夫妇，并转告他们，表哥今天专门来看她不遇。随后，我们驱车怏怏而返。

第二天一早，妹妹家门外突然响起“笃笃”敲门声。原来是表妹芝兰夫妇。几十年不见，如果在路上碰到，真的很难认出是她。那瘦小干瘪的身躯似乎膨胀了一倍；她开口一笑，露出几颗镶过且需要复修的亮牙。说话的声音似乎没变，还是那种缓慢轻悠的语调，只是比年轻时稍显深沉。她的丈夫满脸胡茬，显得老成持重；虽然一副憨厚模样，但话语很生动、也很在理。当时几乎没有叙旧的气氛，因为只有她的丈夫滔滔不绝，谈的尽是当下生计；谈得最多的，是他正在做的小生意，她跟着偶尔附和一两句。因为他们都很忙，连我妹妹请他们留下吃顿早餐，他们都说来不及。看着她登上丈夫开的摩托车的后座，在漫天尘埃中飞驰而去，我的心里顿时怅然若失。当天下午，她的丈夫又匆匆来到我的妹妹家，摩托车的扶手上挂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那是我送表妹大西瓜的回赠礼物，而表妹她自己却没再照面。

一晃又快十年了。表哥表妹与我再也未曾相见。我不去找他们，或他们无事，他们断然是不会再来找我的。当年老三表哥找我有事，我没能帮上忙，是否因此计较，甚至忌恨，我不得而知。表妹是我主动想见的，见了之后却无话可说。难道只是因为她忙，与我才变得如此客气、如此陌生？似乎并不全是如此。

但愿我想多了。假若我能抛去这些顾虑、猜测、困惑等杂念，假若我不再害怕他们听不进我不能越权办事的理由，不再担心他们会给我添麻烦，姑姑的家，还会是我常去的地方吗？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家乡的山川色彩斑斓，走在路上神清气爽的季节。我说走就走的旅行，首站肯定就是家乡；我在家乡停留最多的地方，肯定就是妹妹的家。那是我临家的驿站、是我在省城之外的另一个家。在回去老家的路上，通往姑姑家的那条小路还在吗？近日刚刚听说，大表哥已经因病去世，再也听不到他那途途是道的说理了；老四表哥身体很不好，在世的日子也可能不多，一定要去看看。

可不能落了那句俗语的圈套，真的以为，我们与老表之间的情意，不过是一种表面之亲，否则，父辈之间的血脉情缘，不到第三代，就真的“了”了。

（2021年10月5日于武昌南湖 . 桂枫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