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谈“抄书人”

作者：牟洪营

  抄书人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群体，是各种典籍得以长久保存和广泛传播的重要媒介。抄书人的出现使知识、信息的传播摆脱了单纯依靠口耳相传原始模式的局限，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在更广阔领阿域的发展。造纸术及书写工具、材料的发达成为抄书人群体专业化、职业化趋势的驱动力，并导致官方、民间抄书人两极分化现象的形成。唐代中期，雕版印刷术的问世彻底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发展模式，促使抄书人群体的最终解体。抄书人群体的历史演变历程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印记，其活动中特有的编辑、校对、装帧设计等功能，对后世的版本、出版等学科具有悠久的影响。

古代有不少和抄书有关的人和事，堪称书林佳话。东晋时著名的炼丹家葛洪勤奋好学，所抄之书达四百一十多卷。他说：“余抄缀众书，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南齐的沈麟士，一生抄了许多书，不幸的是在他八十岁那年，发生了一场大火，书都被烧了。老先生发愤重抄，又抄了二三千卷，装满了几大箱。《李氏山房藏书记》引宋代苏东坡的话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写，日夜诵读，唯恐不及”。《颜氏家训·勉学篇》家讲到东莞藏逢世，二十岁想读班固《汉书》，就用姐夫家里舍弃的废纸，抄了一部。《新唐书·柳仲郢传》称：“仲郢尝手抄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只一抄，魏晋及南北朝史，再。”《世说新语·巧艺》载：戴安道就范宣学，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

   《梁书·袁峻传》载：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南史·王筠传自序》载：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渊鉴类函》载：张参年老，常手写九经，以为读书不如写书。《旧唐书·魏谟传》载：谟尝钞撮子书，以类相从，二十卷，号曰《魏氏手略》。《耆旧续闻》载：东坡谪黄州，日课手钞《汉书》，自言读《汉书》凡三钞：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鹤林玉露·卷一》载：高宗尝御书《汉光武纪》赐执政徐俯曰“卿劝朕读《光武纪》，朕思读十遍，不如写一遍。今以赐卿。”明代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说，自己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以致书一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

   《读书作文谱·卷二》载：孙月峰读书，凡有所评，必草稿已定，而后用格端整书之，不肯以草率从事，故所评《国策》、《史记》颇有独见。《明史·张溥传》载：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抄。抄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始已。清康熙年间学者、诗人朱彝尊爱书如命。据《清朝野史大观》载：钱谦益的族子钱遵王作《读书敏求记》一书，里面记述了钱家所藏的宋版、元钞等善本书。朱多次请求借阅，都未如愿。有一天，朱宴请地方名士，钱遵王也在邀请之列。趁此机会，朱用黄金、青鼠裘买通钱的亲随，偷出了善本书，请了十几个书手在密室里过夜赶抄，宴会结束，书也抄好了。

   故，时人称为“雅赚”。此外，朱在担任朝廷国史期间，私自雇了一位叫王纶的楷书手，偷抄他经手的从全国送来的书籍，因此被人弹劾，罚降一级。于是他在偷抄的书的盒子上写道：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因为偷抄书而被降职，可谓嗜书如命。时人谓之“美贬”。无独有偶。宋代的刘仪美，绍兴二年中进士，官俸所得，总要分出一半来买书，买不到就借人家书抄，而且为防散失，每种书都抄三套。居官十年，连买带抄，藏书达一万卷。不料有人将此事上奏皇帝，说他只管抄书，公务都荒废了。皇帝也不调查，直接就罢了他的官。他的朋友为此忿忿不平，写诗说：“只因翻古书，不觉堕危机。”这真是冤煞了抄书人。

   说起抄书，现在的许多聪明人听了会觉得是个笨法。说笨，那也确实是笨，不过笨也有笨的好处。读一遍与抄一遍，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古人多主张抄书。我就抄过一本《毛主席语录》。那是《毛主席语录》刚问世的时候，不易买到，就借来一本，着手抄。那是个冬天，手都怕伸出来还是伸出来抄。那种虔诚是与信仰联在一起的，那种吃苦是与享受连在一起的。至今我对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本人的理解，不能说与抄《毛主席语录》没得关系。 

   古人抄书有严格要求。抄写时，第一张纸起首空二行，先写书名，另起一行写正文。每抄完一书，在末尾空一行再写书名、字数、抄写人姓名、抄写时间、抄写目的、用纸数字、甚至连校书人、审阅人、制卷人姓名也一一附记。抄书非常辛苦。一部薄薄的书抄几天、几月是常有的事。遇到大部头的书，费工费时更不在话下，尤其是贫苦的读书人，经济拮据，困难自然是很大的。 

   因为我爱好文学，我也抄过文学书。起初书中的那些新鲜的词语（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不新鲜了）、景物和心理描写之类的句子，以至大段大段的精彩对话，哲理性语言，都是我抄写的对象。那《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增广贤文》我都抄过，以至《红楼梦》我也抄过半部（可惜抄件都在“文革”中丢失了），抄书对建筑我的文学底子起了引导作用。我至今把读《红楼梦》作为我读书的日课，就是抄半部《红楼梦》抄出的意味。 

   我现在写作是用电脑，不用笔了（连写信也懒得用笔），仍然爱抄抄我喜爱的东西。抄是让书契入骨髓的手段，是将书化为自己血肉的手段。 

   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有个抄书的例子，我总是爱讲。他还是平民的时候，就觉得要好生读书。常常有干扰，叫他读不进。他就想，我走在大街上，碰到一位漂亮的女人，我一下就能记住她的名字，我读了书，为什么就记不住呢？他就下了个狠心，在读一本厚书的时候，把全书抄了一遍，于是将那本厚书烧了。然后把抄下的缩写一遍，又把抄写的烧了。再然后把缩写的写成提纲，将缩写的烧了。再然后把提纲也烧了，他也就记得全书了。 

   我想现在大约抄书的人不多了。因为已经没有多少人觉得抄书是必要的了。物欲的张扬，精神的衰微，已是时下的通病，谁还愿意做那抄书的笨事呢（应当说是蠢事了）。但喜欢抄书的人也不是就绝迹了，湖北安陆的一个大山里，就有一个叫吉德明的农民，农闲时间，用特制的七紫三羊和九紫一羊小楷笔，以蝇头小字，在7年的时间里，抄写了《红楼梦》、《三国演义》及唐诗宋词，计1170万字。中国文学的经典营养着吉德明，他生命的质量让他生活得充实（顺便说一句，一位喜爱我作品的读者，将我的一部中篇全文抄下，也是一笔不苟的小楷字，当他将抄本送我的时候，谢谢已不能表达我的感动了）。 

   现在抄书的人不多，也是因为除了经典就没有多少好的东西可抄了。抄书人呼唤新的经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