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经济文化迈向统一
🌹——盘龙城所阐释的历史观
🌹潘 安 兴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盘龙城商城确实是在商王朝向南扩张所建立的军事所据点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完全由商王朝直接统辖的城邑,而非一个一般方国的都邑。
🌹盘龙城特殊的地理位置,溯滠水府河等可便捷到达中原;顺江而下,可达长江中下游梁子湖、鄱阳湖沿岸;溯江而上,可进入洞庭湖到达荆州。水运交通维系着盘龙城与中原王都及长江中下游的联系。商土朝则利用长江发达的水系和便利的交通,在这里建立起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古城,开发“南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行使行政管理职能。
🌹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扩大了我们对商代统一文化的认识,是我国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收获。所出土的青铜器虽然铸造于长江流域,但与郑州等地的青铜工艺作风完全一样;所出的陶器表现出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南北交流特色;所存留的城垣与宫殿遗址建筑格局与方法与中原王都的完全一致;使我们看到了我国早在商代二里岗期经济交流频繁,南北文化已趋统一。
🌹三千六百年前的商王朝,就是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诗经·商颂·殷礼》“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虽然没有描绘商代疆域的具体范围,但是,它告诉我们,商代辽阔宽广的国土;歌颂了商汤和武丁时期强盛情况,赞扬了他们为商朝开疆拓土的功绩。

🌹开疆拓土的先驱首先是经济的交流文化的传播。盘龙城的商文化同河南等地商文化的极大一致性,既在于有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相接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在于有基本相同的文化面貌。
🌹这种统一性的发展趋势,早在当地二里头期遗物中就出现了。陶器具有二里头文化作风。其中陶鬲形态接近郑州南关一期。泥质黑陶带流壶,形制与二里头带流陶壶相似;同出的铜盉与二里头陶盉相仿。而湖北宜都县红花套,松滋县桂花树,江陵县太湖,湖南平江县献钟等地“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又知其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渊源。
🌹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有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就黄河中游地区而言,从早到晚期先后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而长江中游先后有彭头山文化——石门皂市下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各有各的分布地域,各有各的发展谱系。
🌹考古发现表明,长江流域的城市兴起,比黄河流域还要早,江汉平原以及洞庭湖沿岸,已发现距今5000—4000年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湖南澧县的城头山,湖北荆门的马家垸,石首的走马岭江陵的湘阴城。

🌹它们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都有新的创造,新的发明,形成鲜明特色。随着时间推移,两河流域的古文化自然而然便发生了交流融合和替代体系。不过特定的时空范围,特定的人们群体生产、生活,活动物质遗留下来考古学文化,并不是自我封闭或直线发展。基于内部原因和外部作用,有时急剧向外扩张,有时又急剧向内收缩。从长时间考察,可以说是黄河流域古文化和长江流域古文化长期交往冲突,融合的结果。
🌹在裴李岗——彭头山——石门皂市下层阶段,两者均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在仰韶——大溪阶段,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域明显向南推进。河南淅下王岗,湖北随州西花园,都发现仰韶文化的遗存。到庙底沟二期和屈家岭阶段,形势突发逆转,屈家岭文化大举向北推进,直至黄河之滨,郑州大河村遗址便可看到明显的屈家岭文化影响的痕迹。进入龙山——石家河阶段,黄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却势如破竹挥师南下,以至于在长江流域湖北当阳季家湖、宜都石板巷子等地发现该时期的遗存。

🌹两河流域古文化这种互为进退的文化交往势态,大约经历了三千五、六百年,而由此开始,黄河流域文化向南推进的势头一浪猛过一浪,中是虽有小的起伏,但总体格局迄未改变。
🌹根据考古发现,至少在二里头文化二期略晚,其前锋已抵长江北岸,在湖北江陵荆南寺二里头二期文化的灰坑,出土了典型的尊、盆,花边口沿圆腹罐等二里头文化常见的陶器。
🌹处在长江最大支流汉水的支流丹江下游淅川下王岗遗址,在石家河文化层之下叠压有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遗存,有房基、灰坑,瓮棺葬,少数灰坑有人殉现象。出土遗物中有铜制工具和玉戈等,所出有鸡冠形錾扁足鼎等与二里头同类器物相似。铜器工具乃青铜文明之证,玉戈等则表明之存在礼仪活动等文明要素。
🌹这一带处于长江中游北部边缘地带,最早接受了中原夏王朝文明,夏文明向南传播与影响,亦通过丹江汉水流域而逐渐南移。从鄂东黄陂盘龙城、鄂西江陵荆南寺、宜昌白庙的发现中,看出夏王朝时期文明之花已在长江沿岸盛开。

🌹黄陂盘龙城遗址有上下两类文化堆积,已发掘的为商代二里岗文化,故此遗址的商代二里岗文化著称。在二里岗期之下叠压有相当二里头文化期的遗存,在城垣基部之下和南城垣外的王家嘴下层,发现有房屋建筑遗迹,文化层堆积厚达1米,发掘者判断为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业作坊遗址。由于这里出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同类器物,表明这里也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从已揭露的手工业作坊遗迹(有可能是制陶和制铜)看,均是文明要素,说明它在夏王朝时期已步入了文明社会。
🌹在中原夏王朝建立之后,这一地区缓慢地或先或后进入文明时期。这种文明的特点是本地原有文化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结合,是由点到面的散点式文明。即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一直延缓到商王朝时期。🌹夏商王朝的更迭并没有停止黄河流域古文化向南推进的势头,只是更换了行为的主角。二里岗下层一期时的商文化已经到达长江沿岸,至二里岗上层一期更在此建立盘龙城商城。我们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盘龙城商城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黄河流域古文化和长江流域古文化交流发生重大转折的产物。从客观上讲,夏商文化向南推进已经不是一般文化意义上的扩张,而是有明确目的开疆拓土行为,这种行为,必然导致夏商时期的黄河流域城古文化替代长江流域古文化,并在当地取得支配地位。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盘龙城商城在城墙宫殿建筑及冶铜技术,文化面貌与早期商都郑州商城基本一致是不可思议的。

🌹盘龙城的出现,无疑是长江流域大武汉地区在早商时期已归入商王朝政治版图的象征,是两河流域不同文化走向融合,不同文明走向统一进程中取得新进展的标志。
🌹从盘龙城所出现的遗迹和遗物,充分证明它与中原商文化,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几近于全盘商化的文化特征,表现在盘龙城二里岗期商文化,则同黄河流域的商文化存在着高度的统一性。从六个方面可以观察到:①在城址城垣的夯筑方法,中间的主体部分是平夯内外两侧是斜夯,这种方法与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城垣的夯筑方法是相同的。盘龙城垣每层的厚度约8—10厘米,与偃师尸乡沟商城,每层厚度达8—13厘米,两者是大体一致的。盘龙城城墙宽度为26米,与偃师乡沟商城墙基宽度为15—25米,两者是一致相同的。盘龙城城墙四面都有城门,与偃师尸乡、沟、郑州商城是大体一致的。②盘龙城宫殿建筑在城门,与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是大体相同的。盘龙城宫殿建筑在城内东北部,与郑州商城宫殿方位一致;盘龙城宫殿的整套建筑程序、规格、技术和方法方面与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都是大致相同的和相似的。基址用夯筑方法,筑成高台基,宫殿有开基,中间有隔墙,四周有回廊,挖柱基槽,置石基的方法;宫殿由檐柱,挑檐柱形成的“四阿重屋”、“茅茨土阶,的宫殿建筑形式,都是相同的。③出土的青铜器种类。形制花纹器物的组合也是大致相同的。④墓葬为竖穴土坑墓,葬式南北向,仰身直肢,有棺、有椁,有二层台,有腰坑,有朱砂,有雕刻花纹椁盖板,殉葬铜器,陶器,玉器的形制组合陶色器类、器形,花纹等等都是相同的。而雕刻花纹椁盖板与偃师二里头习俗与工艺竟一脉相承。

🌹所存在的差异的方面就是:①盘龙城的城墙属于宫城,是为保护宫殿的安全的而修筑的,而偃师尸乡沟商城和郑州商城,都属于商王朝的王都;②盘龙城城垣之外有城壕,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城垣之外,未发现城壕。城垣和城壕都是起防御作用的一个整体,属于一种先进的防御技术设施;③盘龙城与偃师尸乡沟二里岗,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都发现有白陶,印纹硬陶和釉陶,但盘龙城出土的印纹硬陶和釉陶数目比较多。说明它们可能是一种南方的产物。北方出土少数的印纹硬陶和釉陶可能是从南方运输过去的。说明当时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已相当普遍。南方的贝、龟以及青铜器原料和矿石,通过交流到了北方,南北相互影响,互相吸收融合,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光辉夺目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是这样产生出来。
🌹在此以前,人们对商朝疆域的南界是比较模糊不清的。通过对盘龙城的发掘,使我们打开了眼界,位于长江北岸盘龙城不但发现了商代早期遗址,出土了许多珍遗的历史文物,还发现了保存到迄今为止地面上还能看得见的商代城址。这些遗迹和遗物文化面貌显示出在长江中游与中原地区的一致性,已经无可辩驳地说明,长江流域的汉水平原地区已成为商代疆域的南界,直接在商王朝的统治与管辖之下了。
🌹从盘龙城遗址往南,还可以通往湖南和江西一带。在湖南的华容,石门皂市桃沅,宁乡黄材,长沙以至这些青铜器除极少量的可能为中原输入外,绝大多数应为本地铸造。其依据不仅在于其形制,纹饰方面有地方文化因素,在铸造技术和合金成分方面也显示出来,就在标有“戈”族徽的铜 卣,其成分中也含有南方铜器中才有的锑。
🌹从“戈”字族徽处在湖南宁乡,岳阳青铜器的出现可以推测 到商人南下移民的高潮,统一的历史进程。众所周知“戈”族乃中原商族,看出这支商族的一部分人已南下到了长江中游一带居住,并在本地铸造了标志自身族徽的青铜器。正是中原先进的青铜器技术在本地生根开花,才形成青铜文化的大发展。由此可见,盘龙城青铜文化溯长江而西至今江汉平原西部,商文化影响十分强烈。而这种商文化与其说来自中原,不如说来来自盘龙城,无论是空间距离,还是交通状况,后者都优于前者,这些地方出土的青铜器,其铸造工艺与盘龙城完全相同,当有某种渊源关系。

🌹盘龙城商代青铜文化顺长江而至今安徽东部。一九五三年安徽嘉山出土4件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其中单柱爵的器身,铜觚的形制,铜爵和铜鑘的纹饰分别与盘龙城同类器物相近,考古专家张光远先生,以为是从盘龙城传输而来,不无道理。
🌹盘龙城青铜文化由长江鄱阳湖至赣江流域,在江西新干大洋洲一座商代晚期的大型墓葬中,夹杂着少数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其中锥足鼎的形制和扁足鼎的纹饰与盘龙城同类器物基本一致。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安徽铜陵西湖乡童墩村出土一斝一爵,同形制上看,与盘龙城出土的斝爵基本一致,年代为商代前期即二里岗上层时期,很可能从盘龙城流传而来。
🌹一九六0年在江苏连云港大村出土了鼎等五件青铜器,并无文化层,然在南京博物院观察其中两件鼎,一高7 1.5厘米,一高70厘米。口沿下饰无地纹,饕饕纹带,足上部饰兽面,有色状扉棱,立耳外测中空,应属二里岗上层风格。
🌹一九七六年一月,在浙江安吉三官乡周家湾出土青铜器8件一鼎一爵两觚,还有四件蹼形。觚圈足内有“弓日因”三字铭文,鼎款足,足高根,有一定特色,爵觚为典型的殷墟期风格。

🌹两湖的青铜器铸造工艺非常发达,较之殷墟绝不逊色,这种文化影响,很可能通过三峡溯江而进入蜀地通往成都平原。而四川巫山大宁河发现的尊,极有可能是这一传播的链环,那么四川广汉三里堆器物,实系受湖北湖南的影响。四川的商代青铜器还有许多奥秘需要探索。三星堆器坑上的神树上面悬挂的花朵形铃,花瓣上的连珠纹蒂部的被带纹则很特殊,这种花纹始于四川,后来影响到中原。广汉西门外出土的一件觚形尊饰饕饕纹,三星堆和其西的高骈,出土的三件变形饕饕纹饰,显然是受二里岗文化的影响。
🌹盘龙城青铜文化溯汉水而北至今陕西南部,在陕西城固出土的1 8件商代中期青铜礼器,形制与纹饰都与盘龙城同类器物相近,尤其是卣的提梁为绳状,卣身长颈葫芦形,簋的附身上端连接口沿仅见于盘龙城,而城固出土青铜器与四川广汉的青铜器在时间又存在着什么关系,那就是三星堆物坑的年代上限,便是两湖有关器物的下限,四川广汉与陕西城固,这是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
🌹盘龙城与大治铜绿山仅一江之隔,而与港下铜陵南陵古铜矿几乎处在同一条长江运输线上,方圆不过数百里,丰富的铜矿资源是盘龙城青铜文化中心形成的必要条件。考古发掘资料显示,中原地区的铜矿资源在商代中期已趋枯竭,北方的青铜铸造资源都必须南方转运或交易。大治铜绿山和阳新港下等铜矿山,至迟在西周前已有开采迹象;而瑞昌铜陵铜矿在商代中期已经开采,这恰与盘龙城的时代相吻合,盘龙城遗址中出土有铜矿和铜炉渣,说明这种铜矿在只能来自邻近的鄂南赣北一带。不仅供应盘龙城的青铜铸造业,还通过盘龙城源源不断输往中原地区。
🌹水陆交通对于商族等北方诸族与南方荆楚扬越,南准诸族的文化交流,经贸往来,至关重要。铜、锡元龟、象齿,南海之珠、鲸鱼骨等,均产于南方,在商后期安阳殷墟小屯出土的南海的贝与鲸鱼骨,犀牛皮,都是通过交换或进贡来的。在商代晚期东西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已经相当普遍了。

🌹盘龙城遗址在当时不但是华夏南方政治与军事的中心,而且是南方与北方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汇中心。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与文化,传到了南方的长江流域,同时经济资源与文化也传到了北方中原地区。从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南方的几何硬纹,硬陶,釉陶,贝、龟,以及金属铜矿资源,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一整套的生产技术,礼制,风俗习惯,城建技术,葬制,也都传到了南方。就是这种南北方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全面交流,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汇吸收,日趋频繁。文化共性的因素,也就越来越大,文化个性,地区性逐渐溶入华夏文化的共性之中。到了商代,这种南北方的文化共识,即统一性,就显得更加明显,更加清楚了。
🌹根据考古专家的陈述,尽管盘龙城是一个保铜路安全而设立的后方据点,但这个据点不是临时性的,而是维持了相当时间带有城邑性质的军事据点。这是中原王朝始终控制的一条南铜北输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维系着中原王朝青铜铸造业。这条运输线可称之“中国青铜文明之路”,中原王朝通过盘龙城这个南北的桥头堡,经这里带来了青铜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辉煌的城邑文明;铺筑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迈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之路。
🌹当时的盘龙城是商王朝的南沿要地,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行政力量进行镇抚,以拱卫商代在河南的政治中心,并通过盘龙城继续南扩,开疆拓土。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这里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玉器,是商王朝时期的典型器物,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的特点。在商王朝建立之初,江汉地区还是苗蛮生息之地,商文化扩张,将长江中游变成其南土,也将商王朝的中原文化传播到了这里,这样盘龙城就有了商代特色的青铜器,玉器,陶器和城郭。由此可知,武汉地区乃至长江中游早已纳入商文化圈,承受了中原文化的沐浴,这是商末周初楚国在鄂西北兴起以前的事情。因此武汉早在楚国的以前就存在着先楚文明,也就是商代的中原文明。如前所述,中原文明在长江流域经历了夏商两代由弱到强的历程。武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及华夏南方,在纳入中国大一统中,历史非常久远。武汉对中华大一统所作的卓越贡献,早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地位了。

🌹盘龙城对华夏南方诸文化的影响,是以中原王朝为后盾,不只凭借武功,江西新干大洋之外吴城文化和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通过盘龙城认识到了商文化的先进性。才通过盘龙城的桥梁才直接和中原商文化交往,吴城一二三期渐变,三星堆的某些共性变异,正客观反映了这种变化过程。由于商代有了舟楫,在一定意义上说虽然距离遥远,反比陆地交通容易,所以吴城文化和巴蜀文化受商文化的影响是不足为怪的。江河天然航道的利用,中原地区和南方各部落的民间交往,借助天然航道的东西南北交流,促使更南的地方迅速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加快了南方的社会进程。某种程度上也缩短了中原商文化和长江以南文化的距离,商文化的一部分正是通过这些渠道由近及远,波浪式扩散到远方。远在距今三千六百年前,就创造出我们中华民族灿烂辉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了。这种南北商文化的极大一致性,既在于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差不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在于有基本相同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这种统一性的发展趋势在夏王朝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到了商代已经是洪波涌起的中原王朝交流文化。更为悠久的龙山文化历史渊源,正是我国统一事业牢固的历史基础。这种统一性的发展,加速了长江一带的历史进程。
🌹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统一性的发展,是历史的洪流,逆此洪流的分裂主义,当然必遭失败。
🌹湖南省博物馆刘彬徽先生认为,盘龙城“这是当地土著部建立起的方国并且从商汤以来一直归服商王朝的方国来予推论,就可以得出一个新看法,这一土著方国在长期接受先进的中原商文明过程中,力量不断壮大,待羽翼丰满时,它不再俯首听命于商王朝的指挥了,而他闹独立性了,进而成为商王朝的对抗力量,武丁之时商王朝中兴,大举向南讨伐,荆楚地区的叛乱,《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基所,汤孙之绪”并有甲骨文可证,“武丁曾亲率大军,在三个方国(曾,武,举)的配合下,讨伐荆楚地区反叛势力”,“在荆楚地区能与武丁强大军事力量抗衡的决非等闲之辈,一定存在着某一强大方国为首的对抗势力,而我们所知唯有盘龙城这个方国是当时荆楚地区文明发达水平最高的一个,能与武丁对抗的方国看来非此莫属。自然它毕竟是一个地方方国,它决不可能在武丁联合军事力量进攻下取胜,决定它的历史命运的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这当是盘龙城废弃的历史原因。当然,这仅是一种有根据的新思考。

🌹史家们认为,商代的疆域比夏代大得多,根据考古遗址的分布和记载,我们可对商代势力所及范围有一个 大致认识。其东至海,今山东直达苏北,是商的后方,商的统治还从皖北到达江、淮之间。“汤尝约于都(殷)薄(毫)矣”。就是说商王朝把殷与亳并重,尽管国都逐步西移,但仍注重东方,南及江南。商时,南方荆楚一带被称为濮,东南浙南沿海称为“越”,盘龙城遗址商代遗存的发现,证明两湖一带也是商代的南疆,而江西的吴城遗址,说明商的势力已达湘赣或更远的地方。西抵陇山,据《御览皇王都》引《韩诗内传》云:“汤为天子十三年,百岁而崩,葬于徵,今扶风徵伯是也”,从陕西城固和其它地方发现有商代遗物,说明商的势力已经到达这地区,传说商代称今四川为蜀,势力已达四川某些地方,商称今陇东为羌,而且多次对其用兵,这些地方无疑也是商的势力可以到达的地区。北达阴燕,相传商朝在北方有孤竹等国。《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在晋北靠近黄河的今山西石楼、永和地区,据考古资料分析,是商朝统治西北的一个重要军事要枢、内蒙古漠南地区商代称为鬼方。因此可以推测,商朝的北方势力以及范围至少已达阴山、燕山一线。到了商朝后期,中原势力可能已达东北,在辽宁喀左县大流河多次发现商代晚期遗物。至于商文化对各地的影响,当然又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
🌹在全国各地的商文化遗址和商代遗物,青铜、陶器,不论在器形纹饰制作相类似,这种文化上的统一性,没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很大程度的统一是很难理解的。据《盘龙城各遗址玉器鉴定报告》上说:“透闪石产地在我国已知的有,新疆、青海、四川和辽宁等地,盘龙城出土的透闪石制品从质地、色泽上看,其特征更接近新疆软玉(矿物名透闪石)。”杨家咀、李家咀的柄形器,虽受沁蚀具有新疆软玉细密坚硬“器物光线自然棱角分明,器壳细腻,保存完好”。“盘龙城楼子湾出土的绿松石,色泽鲜艳,呈天蓝色或蓝绿色,质地优良,是松石中的上品,且保护完好,无风化和变质现象,类比乙在松石产地在湖北陕西、安徽所产的松石质地、色泽,可以认定湖北郧县,竹山为盘龙城绿松石产地”。“蛇纹石产地在我国有多处,以辽宁产的岫玉为最佳,色浅、透明变好。盘龙城出土的蛇纹石制品虽风化沁蚀严重,但从其中未被风化部位仍能捕捉到一些信息特征,这些特征与辽宁产的蛇纹石特征比较吻合。所以,我们把盘龙城出土的玉制品原材料蛇纹石产地定在辽宁”。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新疆与辽宁远隔千万里,玉石材料,怎么会到盘龙城?没有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很大程度上的统一,将遥远的边陲物品运到 内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盘龙城以及长江流域青铜器的出土,扩大和丰富和我们对商代疆域统一政权的认识。说明经济文化交流对我们这个辐员广大民族众多国家的凝聚力,是我们大一统国家历经战争走向统一根本所在。统一的步伐的不可阻当的历史潮流。哪怕是东汉末年三国鼎立,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割据以及五代十国的纷纭,最终迎来更强大统一的大中华的到来!
🌹二OO四年八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