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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谈当年映电影

杨盛科

上世纪70年代流行用8.75毫米放映机下乡放映电影。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原白云公社(乡)电影放映队在10年时间里换了3班人马,但每月额定的放映任务还是没有完成,偏僻山村“空白点”多,村干部与群众意见多,电影公司不滿意,公社(乡)领导有想法,只好停映。后来在一次全公社的大队(村)支书会议上,全体村支书一致要求将停映几年的电影放映队恢复起来。公社党委便决定让我到公社电影放映队放映电影。

（公社让我放映电影……）

电影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它包括电学、光学、磁学、声学、机械学等多种学科,放映员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书法、美术、音乐等方面的功底才能适应电影放映工作。我参加电影公司举办的为期20天的业务培训班后就开始电影放映工作。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困境中图发展、在低谷中求升跃,我吸取上几届放映员的教训,先从消灭“空白村”开始,改善民众缺乏文化生活的困境,以赢得民心。经济较困难的村每年至少放映4场电影,较富裕的村每年至少放映24场电影;有高压电的村有时1晚可放映2个影片,全公社11个村每月平均放映30场左右。

（每村每月要放映30场左右……）

上世纪70年代除了县城郊区几个村有高压电外,偏远的山村都是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发电的高水堤微型水电站,电压极不稳定,时高时低,当电压突然升高时经常烧坏灯泡。这种微型水电站蓄水池容量小,蓄满一池水只能发电一个小时,映一场电影中途再蓄满一池水发电才能继续放映下去,但观众们有耐心等。有时映两个影片要等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结朿。电影映完后我抓紧睡三四个小时,天刚亮就得挑着设备奔向下一个放映点。到了目的地放下担子就赶到公社林场做工,下午五点钟左右又急忙赶到放映点作映前准备。那几年确实累得精疲力尽,但苦中有乐:放映任务超额完成,收入明显增加,在林场种植的经济作物获得丰收;县放映公司和全公社干部群众都滿意;自己正在修建的砖木吊脚楼也接近尾声,可以说一年完成了3年的工作量。奉献使心灵美丽,拼搏让人生灿烂;我用心血和汗水为全公社干部群众送去盼望已久的精神食粮,因而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

（鬼子发现酒坛子：不料地雷炸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苗乡,公社电影放映队也实行责任承包制,我承包了一台8·75毫米的放映机专门下乡放映电影。一套放映设备加上3个影片(6个铁盒)足有70公斤重,那几年仗着自己年轻有力气,140斤的重担压在肩上爬山越岭不在话下,偏僻的石床、麻地、石岔等自然村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这几个自然村一是经济富裕,从来不拖欠放映费;二是民风朴实,热情好客,也最喜欢看电影,所以刚领到新片就先跑这几个偏僻的高海拔自然村放映新片。

（鬼子挖地雷挖到屎了－八嘎牙鲁！）

那几年当电影放映员确实比当公社干部还吃香。放映员一进村,村民们前呼后拥争相迎接,七手八脚帮忙挂银幕、接电源线、摆放桌子。村民们都争着“强留”放映员食宿,没有“抢”到放映员食宿的村民大有意见。麻地自然村的小朋友杨昌海因为好几次没有抢到放映员去他家食宿,曾大哭几次,让我十分感动。村民们办红白喜事兴起映电影成为一种时尚,一般提前10天左右预约,到时候专门安排人员接送放映设备。村民娶亲嫁女请客人看电影是当时最体面的待客方式,放映员往往还被主东安排坐上席,这是苗家对放映员最高的礼遇,这类不官不民、非工非农的“四不像”放映员却享受公社干部们都难以享受到的“高贵待遇”，让公社干部们都十分“眼红”。这种办喜事映电影的“攀比风”兴起后有增无减,这种“攀比风”给农村电影放映带来三大变化:一是增添了喜庆气氛,主东与宾客皆大欢喜;二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电影故事填充了村民们的文化饥肠;三是使我的放映任务超额完成,收入水涨船高,电影公司也增加了片租收入,达到了三赢的目标。 

从1983年起,电视机普及广大乡村后迅速挤占了农村电影市场,风光了10多年的农村电影跌入“神坛”后再也没有机会跃出“低谷”,各乡镇的电影放映员们“下岗”后纷纷改行另谋他业。当年在乡村放映电影和村民们争看电影的乐趣却深深地刻映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话题。（2021.9.7）

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映山红》（邓玉华演唱）

作者简介：杨盛科，男，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苗族。湖南省苗学会员,邵阳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城步杨家将文化研究中心会员，城步县文联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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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