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安兴丨浅谈二程理学与道德操守

二程（程颐、程颢）在我们黄陂渡度过了少年时期，在黄陂也留下许多文化地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陂是二程理学的发源地。二程文化在黄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清时期黄陂籍的仕宦名流身上，打上深深的理学烙印。

孔孟儒学，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过漫长岁月的沉淀，到了宋代，吸收了释道的一些思想，以程颢、程颐兄弟为代表，创立了理学体系，达到本体化、内心化、从伦理道德发展为官方正统的学说。延续到明清交替，转而重视现实，黄宗羲、王夫之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自鸦片战争开始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两百年，中国的变局，思想界空前激荡。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如何批判地继承这份文化遗产，却是中国人所面临新的课题。

下面就二程对立统一哲学与道德操守，浅谈个人感悟，仅供参考：

一、“义”与“命”的对立统一

“义”与“命”的命题，有着渊远流长的历史关系，作为中国哲学与伦理的一部分，到了宋代二程，又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孟老夫子就提出了“义”与“命”的课题，强调“义”与“命”并举的原则。孟子以为，从事活动，既应遵守“义”，又应顺从“命”。焦循《孟子正义》引张尔歧《蒿庵闲话》云：“人道之当然不可违者义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争者命也”。“义”是道德的原则，“命”是客观的必然。

到宋代，儒者继承了孟子义命的观点。张载提出了“义命合一”的新见解，提出命运如何，生死祸福在所不计，最重要的是践行自己的道德义务，这是对孟子义命观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义命，二程更为清晰明确阐述了二者的统一。程颢指出：

圣人乐天，则不须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尔，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辅义，一循于义，则何庸断以命哉？

在程颢看来，用生命实践道德，笃定道德贯穿于命运的主线，以道德的力量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重义是做人的根本。如出一辙，程颐则说得更为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贤者惟知义而己，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处义。如有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之无益于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处以不求。若贤者则求之以道，得之以义，不必言命。

顺应客观规律，遵循义的宗旨，才是做人的原则。二程提出“命者所以辅义”这个命题，强调“贤者惟知义而己，不必言命”的道德坚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考虑义的当然，不必考虑命的必然，无条件去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即使众人都随波逐流，自己命途多舛，也义无反顾的地笃行自己的使命，道德的实践不受任何客观条件的约束。“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操守，是圣贤们最高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

二、“理”与“欲”的对立统一

天理与人欲，自古以来有之。在两者之间的天秤上，孟子倾向于“养心莫善于寡欲”的笃定。荀子主张节欲，他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先秦诸子的共同点：欲望应该受到道德的节制，不能让“欲”无限膨胀，如脱缰野马，走到悬崖，还不知回头。

《史记》说：“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不知足，失其所以有”。“知止”是一种最高智慧，是人间的“真水无香”，淡定从容地对待功名利禄。只有“知止”的人，才能守住底线，抵制诱惑，从而放弃妄念、放弃既得利益、放弃既有名位，全身而退，全然避祸。范蠡、张良的不失为“知止”的样板，也蕴含着无限的深意与禅机，成就了生命的长度，形象的高度。

“穷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理学家们的共同倡导，他们从哲学上阐述了“理”与“欲”的对立统一，从心灵上塑造这种处世的道德规范。这种塑造，也影响了明清一部分读书人。

二程区分了天理与人欲，并把它看作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程颢说：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忘天理也”。这种警言，告诫人们：天理是做人的底线，如果被人欲绑架了，就丧失了做人的良知，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二程看来，天理与人欲是一种秩序，更是一种主次关系，是不能颠覆的本未。否则，就造成社会混乱。程颢一矢中的：

天下之事，无不由末之胜也。峻宇雕嫱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讨。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而复天理也”。

这里，已经十分清楚的划清“本”与“末”的界限，即“纲”与“目”的界限。具体来说，宫室、饮食、刑罚、征讨的适度是必须的它们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就是天理的范畴，都是“本”。而峻宇雕墙、酒池肉林、淫酷残忍、穷兵黩武，超越了必须，超过了一定限度，奢华放纵，残酷暴戾，就是人欲，都是“末”。

理欲之辩，在宋明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针对有势位的人假借天理来压制老百姓，著名学者戴震进行了批判，指出专制主义用它作为压迫人民的工具，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

不可否认，二程的理欲之辩，不仅向人民宣扬，也对封建贵族有权有势者进行告诫，还上书皇帝进谏。他们反对豪强利益集团的兼并。

理与欲的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普遍存在，只是表现不同而已。用现在的话说，是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道德原则是凭借着公众與论的力量，解决人们在物质利益相互矛盾的原则。人与人之间在物质利益上发生的矛盾，道德原则不失是解决问题的选项之一。当然，还有制度的选项，调节化解这些纠葛，分解这些矛盾。

三、“义”与“利”的对立统一

义利观历来是中国人分明泾渭的标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先秦儒墨两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儒家重义轻利，告诉人们不要为了个人利益而破坏了社会秩序，不是因为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而破坏社会整体利益。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从小人喻于利”。分明了人在义利上所摆位置的道德等级，还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大同理想，这个大同理想，就是“见得思义”的“君子国”的蓝图。

汉代的董仲舒在义利上有两句名：“夫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这是他区分了公利与私利，特别强调：“圣人之为天下利”，被后人引伸为“兴利当兴天下之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读书入仕的座右铭。

二程的“义利”辨，更为详细具体，划定了“义利”的标准。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在他看来，忘记“义”就会坠入“利”的陷阱；反之亦然，忘记了“利”，就会大踏步进入“义”的世界。程颐则认为，义利即是公私之别，他说：“义与利只是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为利言也”，他还以“圣人以大公无私而治天下”的宏伟抱负，把道德原则与天下之利统一起来，明确了“义利”，实际上是“公私”问题，将“利”纳入“义的范畴，由对立走向统一，这是理学的新亮点。

范仲淹明确提出，不能因私废公，在仕途上“宁犯公罪，而不犯私罪”的观点。所谓公罪，就是不同政见而遭贬谪；所谓私罪，就是贪污受贿而陷入牢狱之灾。公罪还有平反昭雪的一天，私罪则永背污名，不能翻案。

中国历代的仁人志士，在“义利”上都秉承着天下的大义，天下的大利，舍却小我、小家为民族、为国家慷慨捐躯，英勇就义。他们所追求的是社会整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这种献身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国魂意识。

当然，历史上有不少权贵，将他们的集团利益冒充为公共利益、社会整体利益，打着“公”字号的旗帜，大饱“私”货的贪婪欲望，玩弄权术，欺骗老百姓。诚如黄宗羲所揭露批判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五四运动的批孔，理学的沉淀，一批圣贤却崭露头角。以新面孔、新提法出现在大舞台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共产党人，是二程义利观的践行者。他们高举为天下穷人翻身解放的大旗，忠诚地为人民服务，与人民打成一片，自觉当好人民公仆。他们都严格要求自己，强调“斗私批修”、“严于解剖自己”、不断“继续革命”，特别注意个人的道德修养，创造了世界最廉洁的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孤本、范本。

尽管二程理学的道德操守，一般人很难做到，在世俗的红尘，是可望不可及的，但却是历代圣贤们的奋斗目标。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时过境迁，在功利主义氛围中，被看作“苦行僧”的清规戒律，敬而远之。然而，任何真理，任何道德操守，终将在岁月的长河中自带光芒，照耀着漫漫长夜！

二程理学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上述所阐释的辩证思想，对儒学的继续与发展，是一座高峰。他们所强调的道德操守，在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在理论探索的道路上，二程是儒学的里程碑。作为一个理论家，他们是宋代的一个座标。他们启迪后人，披荆斩棘、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建筑一座灯塔，洞照着苍茫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