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自然写作”“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保文学”“绿色文学”等概念基本是被混用的，偶有区别也只限于个别研究者，这些概念因写作对象同样指向自然，并且，均强调生态批判、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在引入国内之时并未形成统一共识，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或命名标准。譬如，在国内对“自然文学”和“自然写作”作最先译介、传播、倡导的是程虹。她在其博士论文《自然与心灵的交融——论美国自然文学的源起、发展与现状》一文中写道：“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美国自然文学(American Nature writing)。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风景。”②“自然文学主要特征有三：一、土地伦理( Land ethic)的形成。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呼唤人们关爱土地并从荒野中寻求精神价值。二、强调位置感( Sense of place)。……三、具有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③ 在这里，程虹指出了自然文学流派在美国兴起的背景，以及自然文学所秉持的关爱土地、荒野精神等思想内核。并且值得格外注意的是，自然文学在文体上主要是指非小说的散文体。而后，译介、倡导生态文学的研究者王诺在其研究专著《欧美生态文学》（此为国内第一部生态文学研究专著）④ 中则有意区分了“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之间的差异，他强调 “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⑤ 的生态思维及价值标准。王诺对“生态文学”的界定和研究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因“生态文学”所包含的文体形式和写作边界远远大于仅包括“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的“自然文学”概念（或曰“自然写作”），因而获得了广泛使用。
实际上，从溯源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学术专著与自然生态方面的批评中同样有着“自然取向的文学”（nature-oriented litera?鄄ture）、 “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自然文学”（nature literature）、“生态文学”（ecological literature）、“自然书写”（nature writing）等不同的批评话语。但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从发端上来说依然有着较大的差异，自然文学在美国的发生是伴随着美国国家形成及新大陆的精神探索而出现的，而生态文学则是20世纪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衍生物。根据程虹的梳理，自然文学的概念最先出现于弗朗西斯·H·哈尔斯于1902年的评论文章《自然文学作家的崛起》（The Rise of Nature Writers）中，但自然文学的创作实践早已有之。而美国自然文学的思想资源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和维吉尔的《牧歌》，但根本上还是因为美国这片土地本身所产生的召唤。17世纪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威廉·布雷福德的《朴利茅斯开发史》以散文纪实的方式介绍了这片新大陆。18世纪、19世纪，威廉·巴特姆的《旅行笔记》、爱默生的《论自然》、科尔的《论美国风景的散文》以及梭罗的《瓦尔登湖》、惠特曼的诗歌从思想资源和文学创作方面为自然文学作了充足准备。而20世纪，因为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等自然文学作家出现，自然写作呈现出更广阔的姿态。而真正以“自然文学”或“自然写作”命名并展开的文学研究或批评活动则是出现在19世纪、20世纪。这也就是说，自然文学的萌芽发展是随着第一代美国人探索新大陆就已经开始，而对自然文学、自然写作的研究则相对滞后，到19世纪、20世纪才开始。以美国学者莱昂于 1989 年发表的《自然书写的分类》（A Taxonomy of Nature Writing）为例，在文中，他认为， “从根本上说，自然文学（literature of nature）包括三个主要方面：自然历史信息、个人对自然的反应以及对自然的哲学理解。”同时，他把自然书写分成五类：第一类，野外指南或专业论文，如罗杰·特瑞·彼得森的《西部鸟类野外指南》（Roger Tory Peterson，A Field Guide to Western Birds，1961）。第二类，自然历史散文，如蕾切尔·卡森的《我们周围的海洋》（Rachel Carson，The SeaAround Us，1950）。第三类，游记，如安妮·迪拉德的《汀克溪的朝圣者》（Annie Dillard，Pilgrim at Tinker Creek，1974）。第四类，作者亲身经历自然的散文，如梭罗的《瓦尔登湖》（Henry David Thoreau，Walden，1854）。第五类，人在自然中的作用，如约瑟夫·伍德·克鲁奇的《伟大的生命之链》（Joseph Wood Krutch，The Great Chain of Life，1956）。”⑥在他的这种分类中，即主要指向自然历史及亲身经历的非虚构性散文，诗歌、小说等体裁的文学创作并不在列，程虹的“自然写作”或曰“自然文学”在引入国内研究界时与莱昂对自然文学的理解相同。
而生态文学则比自然文学、自然写作出现更晚。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这是在全球环境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 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提出“文学生态学”这一概念。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则于1978年首次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中,他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⑦。瑞尔·格劳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作为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生态批评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的批评。从这个角度来说，王诺的生态文学概念与此接近。
因此，当我们重提回到自然文学时，我们并非重申生态写作中自然与生态的简单摹写，而是在生态文学流于模式化的创作中重新探索出自然书写前进的方向，我们呼唤自然诗性的写作。真正的自然书写，首先应该“自然而然”。张炜在《我行走，我感动》一文中写道，“如果从更高的艺术的诗性的要求，就会发现专门化和类型化的文学写作，在这样的领域里会更容易呈现普遍化的状态。就诗性的探索过程看，无论类型化的表现多么的生动强烈，甚至看上去诚恳感人，也还是会隐藏流于平庸的遗憾。” 这颇具见地的观点可谓切中当下生态写作的同质化问题关键。因为，就如张炜所言，“正确是一种美，诗性的美却不止于正确，它还需要包含更复杂的元素和特质” 。自然书写中必要的批判意识必不可少，但肤浅的问题化、概念化的批判却不是文学创作的直接目的，“我们未来的‘自然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它要完成的任务，也许多少有些诡异，既不再是直通通的呼号，也不是类似的痛和叫。它有一种如花似玉的美丽或可怕的阴郁，它是让人在阵阵惊讶中、不安中，直到最后一刻才得到快感和满足的什么东西。这是所有文学，即语言艺术固有的怪癖。他甚至不太积极，不拥护，不赞叹，不颂扬。”“总之，就是要从自然环境方面入手，改造我们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张炜说的是要破除当下自然、生态文学创作中的强烈目的性与庸俗指向，回归到如“自然”一般的创作中来，既以“自然”为对象，也以“自然”为宗旨。梭罗的书写即是一例明证。怀特在《晚间微音》（A Slight Sound at Evening）中写道：当亨利走向林间时，他是去准备战斗的，而《瓦尔登湖》便记述了一个被两种强烈而对立的欲望撕扯着的人——享受世上的乐趣的欲念，以及端正世风的冲动。人不可能将二者完美地协调起来，但有时，在鲜见的例子中，某种优秀甚至伟大的东西便是脱胎于那种受折磨的、试图去调和二者的心灵。可见，虽然自然写作的“圣经”里也不乏“端正世风”这一实际的目的，但梭罗在文中展现的自然而然的书写，是“被两种强烈而对立的欲望撕扯”的个人，正因他规避了正确与应然的尺度，所以在“自然而然”的书写中，诗性的审美维度也达至了，在我们现在呼吁回归的自然文学写作中，也当如此。我们可以有写作宏旨与目的，但更应有个人的灵魂与思考，自然而然地表达我们的想法。
我们呼唤真诚有灵的写作。真正的自然文学必须是真诚的写作。这既是文学最根本的质素与要求，也是自然、大地的自带属性。戴维·默里说过，“土地有自己不可抹煞的故事，但是必须由真诚的作家来阅读和重述” 。这里所说的真诚既是面对自我的真诚，也是面对土地、自然与环境的真诚。梭罗在“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Where I Lived,and What I Lived For）中写道：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的，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划出一块刈割的面积来，细细地刈割或修剪，把生活压缩到一个角隅里去，把它缩小到最低的条件中，如果它被证明是卑微的，那么就把那真正的卑微全部认识到，并把它的卑微之处公布于世界；或者，如果它是崇高的，就用切身的经历来体会它，在我下一次远游时，也可以作出一个真实的报道。 梭罗这里的“真实的报道”便是对“自我的真诚”，正是由于他将自我的审慎严谨的态度放于康科德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之中，他才从瓦尔登湖的呼吸里看到生命之光，看到万物灵性，也才做到了对土地、对自然的真诚书写。而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中也是以赤诚之心面对土地，面对昌平的麦子，蜜蜂与四季，所以在他的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春天的到来，感受到喜鹊筑巢安家的欣喜。因此，当我们如赤子一般回归大地，融入自然，回归自然时，真正的自我便开始显现。
人类栖居在这个地球上，只要自然与人类均还存在，人类就无法不面对与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目前，虽然我们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人的事务上，这是人类群体发展的必然，也是无法阻止的，但我以为除了必不可少的部分以外，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这样的花费，那些自然的浩渺，大地的吟咛无不有浩然天纯之美，“那些神圣的物性（nature of things），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当然也是更加高贵的目标。它是力量之源；其他的一切都只使人精神涣散”。
注 释：
① 苇岸：《一个人的道路》，载《太阳升起以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② 程虹：《自然与心灵的交融——论美国自然文学的源起、发展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0年。
⑥ Thomas L. J.，This Incomparable Land: A Book of American Nature Writing，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转引自姜渭清，方丽青：《美国生态文学的三种分类及其比较》，《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⑦William Rueckert，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Iowa Review 9.1(Winter 1978),P,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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