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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根本上讲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文化真精神的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根深蒂固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背景的中国当代官科，如果不能洗心革面从自己的所谓“基本范式”——那范式原本是取悦西方价值标准而主动套在自己头上的绞索——中挣脱出来，那他就根本无法胜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
中国当代官科的这种“无法胜任”，正是中国当代民科的现实机遇。
事实上，清算英语霸权教育的殖民影响，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精神，已经别无选择地落在当代中国民科的肩上。
——摘自《 “民科”是民权文化的先遣队》第一章《一个民科对“民科”百度定义的民科解读》第9节
“民科”是民权文化的先遣队
文/李梦痴
一个民科对“民科”百度定义的民科解读
1、民科百度定义之词义辨析
百度上关于民科的定义如下：民科是指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
这个定义貌似挺完备，但有五个要点需要认真梳理一下，一是科学共同体，二是基本范式，三是基本交流，四是科学价值。最后还有一点，是定义里隐含着的，却不曾在字面上表现出来的要点，那就是民科在不同领域的作用。
下面我们就分条对这五个要点做个简单梳理。
02、科学共同体
所谓民科，顾名思义，就是民间科学，是和官方科学相对的。但把科学用官民区分，似乎不太稳妥，毕竟按照科学的自我标榜，科学是独立的，是不肯与官方“同流合污”的，因此科学一般只承认自己是主流，却耻于承认自己是官方，于是就有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江湖上遍地都在嘲笑民科，却不知道民科对面是什么。
后来，北师大的一个哲学教授叫田松的，勉强算是给民科对面的集团找到了归处，就是科学共同体，算是面子上摆脱了自居官科却又耻认官科的婊子树牌坊的窘境，于是自古官民相对的局面，在科学这里，成了民和共同体相对。
田松不愧出身哲学社会学的官科，一语道破了中国有史以来民的基本境遇。其实民没有确定的对立面，民的对立面，一向以来就是一个共同体，说它科学共同体也好，说它官绅共同体也好，说它半封建半殖民地共同体也好，说它民族资本买办资本共同体也好，总之，和民的利益相冲突与民的立场相对立的，统统可以名之为共同体。
当然，科学共同体的说法，并不是田松的首创，他只是搬用了库恩的说辞，原封不动地摆到“民科”对面罢了。算是英美先进精英主义理论与中国精英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库恩那里，科学共同体是少数科学精英的俱乐部， 它可不止排斥“民科”，连那些“不入流”的科学家，怕是也要望共同体之墙而兴叹，想必库恩的共同体里面，当不会包括抄袭论文者剽窃科研成果者。
但在田松这里，共同体显然更具包容性，除了对“民科”门限森严之外， 其他的倒是有海纳百川的气魄。这就很有些中国绅权象牙塔的味道了，既能门第森严又能藏污纳垢，算是科学共同体对绅权象牙塔的崭新注脚吧？
田松的科学共同体，不是要树立科学的权威，只是要革除民科的生存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更趋近于一个文化流氓的嘴炮，它对真正提升科学的品质作用甚微，它只是死守“科学”这个利益团伙的地位而又尽可能维护“科学”独立的颜面。毕竟，用民科蔑称对手，却一不小心沦于官科的话语陷阱，是很尴尬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讲，站在民科对面的科学共同体，庶几近于象牙塔在科学领域的变相吧。
03、基本范式
范式简单地说就是规范和模式。
据库恩讲，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理论框架。在该体系框架之内的该范式的理论、法则、定律都被人们普遍接受。
所谓基本范式，就是圈内人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圈子的共同信念。
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心说就曾经是科学界的基本范式；欠债还钱割肉以偿也曾经是高利贷界的基本范式；兜售赎罪券烧死女巫曾经是教会的基本范式；用炸弹复制代议制民主推行货币霸权至今还是美国的基本范式……
范式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什么范式天然地就代表正义，就代表进步，就代表公理；范式也是个历史概念，只有在历史展开的过程中体现其价值判断，任何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范式，都是文化流氓的嘴炮而已。
库恩制定了范式这个概念，并不是为了要大家死守着范式装大腕儿的，相反，库恩坚持认为，范式最终就是用来打破的。每一次科学革命都是范式的转换。从托勒密到哥白尼，就是一种深刻的范式转换，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也是一次范式转换，科学的发展都是以旧范式被颠覆为标志的。
所以范式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一种客观表述，不了解或者不接受范式，什么也说明不了，就只能说明其人有一个不向范式妥协的态度。用不接受基本范式来贬损民科，不只是对民科的物理攻击，其实也是对范式的“生化袭击”。范式没有这样的野心，更没有这样的才略，范式不能支撑价值判断。范式只是一种眼下被普遍认可的规范和模式。
04、基本交流
定义中称民科“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交流”，言外之意，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达成基本交流算是民科的一个了不起的“缺点”。
但这个定义似乎忘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那就是交流从来都是互相的，不能达成基本交流，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责任。
说到这里想起一个笑话，说一个大妈糊里糊涂被拉进一个博士群，这大妈既不了解博士群的基本范式，也没法和博士群达成基本交流，唯一不同于民科的是，这大妈压根不想搞什么科学体系，对科学更是毫无兴趣。博士群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一滴水从千多米的高空自由落体下来，能不能砸伤人？于是一群博士用各种公式、各种理论疯狂论证，各执一词，人头争出狗头。一直旁听的大妈终于忍不住忐忑地问这群博士：“你们没淋过雨吗？”于是这群博士判定大妈没有科学上的价值，大妈被踢出群。
这是个让有心人笑不出来的恶毒笑话，它恶毒就恶毒在，肆无忌惮地揭示了人类理性的困境，当理性把自己高高地捧在象牙塔上的时候，它就可以恬不知耻地用自己的范式强奸常识，灭口质朴的经验。立足常识，坚守经验的大妈，本可以和这群博士进行基本交流，但这群博士已经被科学范式烧断了神经，他们已经丧失了和大妈进行最基本交流的能力。
在这个故事里，不能进行基本交流的恰恰是科学共同体。他们无视常识，沉溺幻想，把范式当成目的，把事实当成异端，把科学变成迷信，把共同体变成衙门，他们把自己罩在科学理性的重甲里面，傲睨共同体外的所有人。
这种情况下，大妈虽然更贴近大自然的事实，却因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不得不承担起无法与这群博士做最基本交流的责任。显然，交流双方中，这群博士占据优势地位，而那个共同体外的大妈，实实在在处于弱势。
在交流过程中，如果占优势的一方深沟高垒，严阵以待，既无意屈尊了解弱势方的意图，又强制弱势方拉低对常识的认知，去屈就他们的基本范式，那么劣势一方交流怕是就只剩下两种方式，要么用攻城锤投石机等攻城术交流，要么用烧野打荒等围城术交流，这是形势使然，实在不关具体个人的品格修养问题。大妈就是用攻城锤直接撞破了这群博士的铁门，结果被轰出了大门。
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是否能基本交流，而在于共同体是否愿意和你交流。大妈被踢出群，是因为共同体拒绝和大妈交流。因为大妈太质朴，用常识狠抽了这群博士科学面膜下的腮帮子，交流的基础全都崩塌了。这不是理解与否的问题，这是共同体的荣誉问题。
说到荣誉，我想起爱因斯坦的例子。
爱因斯坦基本也算是民科出身，他可能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但他显然不接受那个范式，他或许努力要和科学共同体建立基本交流，但认知上的差异使最起码的交流都难以实现，据说爱因斯坦相对立刚问世的时候，真正理解的人只有两三个。两三个是个什么概念？那就意味着哪怕共同体只有五个人，它也在半数上下。就算是个吹牛皮上瘾从来不要脸的人，也没法硬撑着说，这么狭窄的认知群体，能建立有效的基本交流。
但是既不接受基本范式又不能建立基本交流的爱因斯坦，却成功洗底民科的身份，成为共同体的大佬，这中间到底有些什么骚操作，是咱们这些共同体外的人没法了解的，但爱因斯坦的成功至少可以证明一点：所谓不了解不接受基本范式，所谓不能建立最基本的交流，说到底都是共同体的排气孔放到外面的响屁，真正界定民科身份的，其实另有规则标准。
05、科学意义上的价值
既然基本范式是虎皮，基本交流是大旗，那么界定民科的依据，就只剩下“科学意义上的价值”了。
“科学意义上的”这六个字相当严谨，也相当有料。
什么是“科学意义上的”？说到底就是科学共同体意义上的。
谁来界定什么是“科学意义上的”？说到底就是由科学共同体说了算。
把大妈踢出群，把爱因斯坦奉为新堂主，这些价值判断，最终解释权都在科学共同体，民科的研究是否有科学意义上的价值，最终解释权也在科学共同体。
但这里面就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民科本就是与科学共同体相对而言的，所谓民科之争论，本来就是民科与科学共同体——我更喜欢名之为“官”科之间的“诉讼”，到底谁的研究才是对现实更有价值的科学研究，要在民科与科学共同体之间做个决断。
在这里，科学共同体算是参与“诉讼”的一方。不仅如此，民科的称谓，基本上也是科学共同体的名义发放出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共同体又算是“原告”。于是就有了司法史上最恶心的一幕：“官科”将私下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告上法庭，指责这些私下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是民科，是不入流的侵权者和僭越者，理由是他们的学术研究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而这个法庭的审判官就是官科自己。
自己在自己主持的法庭，将自己的对头推上被告席，然后堂而皇之地完成诉讼过程。这就好比刘文彩的狗腿子把佃农告到刘文彩的祠堂，由刘文彩亲自审理，其最好的结果恐怕也就是水牢，等而下之，沉塘怕是也说不定。
任谁都知道这种自己告自己审自己判的诉讼，除了臭味和屁有几分相似之外，其他的方面连个屁都不如。但这恰恰就是民科的“诉讼”过程。民科本来是为了挑战“官科”而做的私下研究，却被官科判定为“非法”。科学共同体在这个地方露了绅权象牙塔的马脚。在用话语霸权实施专制这一点上，它们就如同关羽和关云长一样，是不分彼此的。
06、民科的价值
田松对民科的偏见，可能与他的术业专攻有关。
他虽然是社科出身，但他的本专业主要是科学史，研究目标还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主。自然科学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领域，其实民科的空间是很小的。
现代科技已经高度分工，分工协作中，基本范式就显得格外重要。处在此分工体系之外，是很难贡献有价值的工作的。以航母为例，你必须在整个航母的设计体系内，才能有效工作，任何民科都无法从事航母研发。
从这个意义上讲，田松们认为民科毫无价值，倒也不无道理，至少民科在航母研发这样的高精尖科研领域毫无价值。
但是，田松们以偏概全，一群帮闲跟着拿腔作势，就把民科在特殊领域的局限性，泛化成民科在整个学术领域的局限性，进而把民科污名化，将民科做成一个颇富侮辱性的词汇。似乎谁被名为民科，谁就已经文化性死亡。
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其实就变成“官科”对民科赤裸裸的镇压和屠杀了。民科这个名词，也就成了体制内学术抡向自由学术的专制大棒。其目的主要是镇压异端，维护“体制内权威”。
事实上，民科的价值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自然科学特别是科技领域，基本范式已经形成研究手段上的垄断，你必须在“官科”体系内才能享用最基本的科研手段，比如试验设备、前沿数据、人员协同等等，这种高度集成化的模式，使民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民科的工作越来越缺少价值。时至今日，田松们恰恰就是假借这一点，发挥出民科荒谬无用论的。
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却另当别论。社会科学领域，所谓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都是社会公共资源，并没有足够权威的垄断性。以历史研究为例，官科没办法垄断学术资源，只要你想，你可以在任何社会位置从事历史研究，并且能和最顶尖的官方学术享有同等的基础资源。你对学术的热诚，你的判断力，你的努力程度，将决定你的学术成就，它不会因为你的财政局小吏（岑仲勉）或者乡村小教员（钱穆）身份而受丝毫影响。
自然科学的专精分工，或许提升了学术品质，但社会科学盲目地跟风自然科学，也学着专精分工，到头来只是毁掉了自己的格局。格局一毁，识见全无，就只剩下若干为稻粱谋的学术嘴炮了。这算是体制内社会科学的大弊。即便他们曾经饱含着专业热情，但随着体制的劝导岁月的打磨生活的历练，他们往往会为一碗饭，牺牲自己年轻时做的许多梦。丧失了梦想的社科学术，就是肉联厂的库存，再不可能有贴近人心贴近人生贴近社会的鲜活学术，最终只能死守着象牙塔的空架子虚张声势，大棒欺人。这是古今中外所有人文“官科”的最终下场，如周期律一样至今从未被突破过。
而民科，恰恰在不关饭碗这一点上，盘活了“官科”的死结。不以学术为生，就更加能坚守学术自由。这种学术自由和陈寅恪那种象牙塔顶的学术自由不一样，这种学术自由，因为被学术共同体歧视排挤打压，算是陈寅恪式学术自由侵犯的主要对象之一，所以没有陈寅恪学术自由那种令人作呕的唯我独尊的腐败臭味，而是一种真正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它没有教授大师的头衔虚张声势，它只有对学术的赤诚，对社会的热爱和对人之命运的深切关怀，为此它不惜撇开生计羁绊，以纯粹自主的态度面对人间学术，面对人文科学。虽然它的观点无法摆脱自己的立场局限，但它绝不为任何利益集团出卖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民科最宝贵的学术价值和历史贡献。
因此，体制内的福利待遇，和体制外的箪食瓢饮，才是划分“官科”和民科的基本界线。处境其实是民科较“官科”而言的天然优势，因为民科总不得不在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空乏身行拂乱所为的动心忍性中决然前行，因此总能增益“官科”所不能。
07、社科官科的尴尬
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的问题，如果你不能把人的苦难装进心里，你哪能真正洞察人的问题。想胡锡进那样，高高坐在主编位置上，妄谈中国没有贫富分化的资本帮闲，虽然每每以“体制内”肆其淫威，但其终究不能了解中国、不能了解中国人的问题，是固无可疑的。这也是所有社科官科——即所谓社科共同体的共同问题。
主席当年曾建议他们上山下乡，希望他们能走出象牙塔，深入工农群众，走入人间疾苦，但一批不长进的败类反过来辱骂主席对他们搞政治迫害。让他们深入人间疾苦，在他们眼里，成了逼他们受苦，这就是象牙塔和人民大众的深切隔膜，是文化——特别是社科官科永远无法凭自我更新走出的迷局。
社会科学的土壤在社会、在众生，社会科学的目标，在真正尖锐的时代问题中，官科如果不能把自己下放为民科，就只能远离社会、弃绝众生、无视真正尖锐的时代问题。一旦失去了土壤，丧失了目标，官科也就只能为稻粱谋，混得失意就为五险一金循规蹈矩，混得得意就为财务自由铤而走险。一批批专家智囊前仆后继沦为利益集团代言人，最终连学术嘴炮都藏不住帮闲拆白党的丑恶嘴脸，社科官科的声誉，已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害。
能在滔滔物欲中保持贞心，对社科官科来说，是挺艰难的事情。坚守学术尊严不以学术为生，也绝非正常人能做到的。据说斯宾诺莎不肯将自己的思想自由质押给金主的财务自由，拒绝贵族的馈赠，毕生以磨镜片为生。但如斯宾诺莎那样的“疯子”，整个西方哲学史怕是都找不出第二个，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也会凤毛麟角，放在当下的世界，恐怕就更加是天雷劈出来的奇葩了。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都有追求物质满足的权力等鸡汤呛得整个时代都打着饱嗝的今天，斯宾诺莎们大约只能是封建伦理杜撰出来的“道德说教”吧？
指望社科官科自己斩断利益捆绑，眼下看是不可能的，指望社科官科自己超越利益束缚，也是几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概率事件。在个人越发依附社会关系的当下，小国寡民世外桃源的梦想正在沦为梦话，社科官科最后的清高门径已经堵死。它如果想要获得新生，必要重走主席当年给它指明的出路，到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但那里已经站满不入它法眼的民科。它对民科极尽侮辱蔑视的打压，捆住了它自己转型的手脚。
它以民科为耻，但它的出路，却在民科的身后，这大约就是时下社科官科最大的尴尬吧。
08、社科官科的现状
近四十年，社科的官科基本上是西方文化话语体系中翻跟头。
强制性的英语普及教育，已经把英语从思想交流工具地位的高度提升到感情培育的孵化池的高度，浩大的精力投入，凝聚成深切的感情羁绊，哪怕这感情是负面的，但其强烈程度，却是任何其他学科都无法比拟的。英语学习的记忆，成了四十年来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学习记忆。这种变态的学习记忆，正在悄悄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感情基础。
都德笔下的最后一课，揭示了这种改变的本质。不同的是，都德笔下的语言教学之殇，是普鲁士人强制的，韩麦尔先生的悲愤和小弗朗士的痛悔，铭记了这份屈辱，并寄寓了民族的希望。
但中国四十年的语言教学之殇，却是“自主”的，没有悲愤，没有痛悔，只有全民狂欢式的乐在其中和趋之若鹜。而精神上的美国人，就在这强制性的英语普及教育中，成了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时代宠儿。
如果说强制性的英语普及教育，哺育了大批精神上的美国人，腐蚀了母语文化的根基民族感情的基础，那么强制性的英语科举，就几乎摧毁了所有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体系。中国的所谓社科学术正在成为英美体系的价值体系支部。
我身边的两个例子就触目惊心。一个好朋友17岁就发愿注疏《续资治通鉴长编》，为此勾沉乏味穷廓宋史资料。22岁，已经堪称宋史的精英。但几次应考南开古典文献整理硕士，却屡屡因英语成绩落榜；另一个是好朋友的挚友，精研国画，几与鲁美教授相颉颃，但几次应试鲁美国画硕士，却屡屡因英语成绩落榜。
像中国古典文献整理和国画这样的专业，居然把英语拿来做看门狗，这样的英语霸凌，真使人倍生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家国山河之慨。中国的文化自主，在这种英语霸凌的科举强制中，已经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了。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国外刊物发表论文，直接关系到国内职称评定，这一招差不多把中国官科彻底打变节。至此，英语学术标准之长臂已经直接管辖到中国社科官科的饭碗，百般瞧不起民科的中国社科官科，到头来也终究免不了以食为天的生物性局限，为了吃口更香的饭菜，不得不在国际刊物的标准面前低些傲睨民科的头颅。这也算是管科应有的权力和自由了。只是头颅低下去之后，再想飚什么独立人格和学术自由，怕是就只能死扯着陈寅恪的裹脚布在人民群众面前秀下限了。
让这样一些凭借国外论文发表混饭吃的官科学术精英，坚守中国自主的文化立场，怕是狗嘴夺屎一般艰难。这已经超出品质问题，而成为长期英语环境驯化出的习惯问题，四十年英语强制，差不多让中国社科学术彻底买办化。挟英语世界之洋以自重，已经成了大批官科精英的“第二天性”。
你只有了解了官科精英的这种强制形成的“原生态”，你才能理解，为什么“官科”们一说起西方伪史派，就像是说到刨他祖坟的死敌一样。因为辨伪西方古史，就是在刨他们的祖坟。他们早就用四十年的英语强制驯化，把自己的祖坟迁到西方文化神庙的排水沟边。
这大约就是社科官科的基本状况。被英语驯化的学术人生，只能把自己的生计与英语文化的未来绑在一起，这不是他们的民族立场，而是他们的生活惯性。
09、民科的现实机遇
官科全面西化，是中国当下崭新的文化形势，也是民科的现实机遇。
全面西化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近百年文化发展的结果。它和绅权象牙塔在新时代的蜕变休戚相关。事实上，官科的前身官学，一向就是绅权象牙塔的“枢密院”兼“翰林院”，一向就是绅权象牙塔最核心的中枢和最顽固的堡垒，是绅权象牙塔力量所在。
官学乐享特权，腐化至极，在孔子的时代，差不多就已经丧失了进取心和活力，沦为保守势力的大本营，但官学仗着地位优势，能招安各种有价值的私学，以扩充和完善官学，在漫长的封建绅权象牙塔的演进史中，官学就是这样屡屡化腐朽为新生的。
但官学的这种优势，基础是象牙塔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也就是说官学掌管着文化人的饭碗，文化人若不想被贫困挤死，最终就必须在官学面前屈服。但是到了王权垮台之后，封建政治经济遭到重创，科举谢幕，官学打烊。科学民主席卷神州，在洋务风潮的鼓动下，官科开始孵化发育，并准备接手官学的权威遗产。
与没落保守的官学不同，官科从一开始，就带着西化的色彩，是改革旧弊打开国门拥抱世界走向新时代的重要力量。但和官学一样，官科从一开始就继承了绅权象牙塔的“枢密院”兼“翰林院”的品质，成为绅权象牙塔后王权时代的文化堡垒。
但绅权象牙塔维系自己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封建礼教垮台了，要想继续保持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地位，就必须另寻大旗，于是挟洋自重迅速泛滥，成为官科的主流。官科也差不多成长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中国的新官学，开始拉洋大旗做绅权精英主义的虎皮。
不过官科没有官学的运气，当官科全盘接手官学的象牙塔权威的时候，民权政治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人人平等在法理上成为主流价值观，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一时成了过街老鼠。
政治上经济上遭到重创的绅权精英主义，与象牙塔一脉相承的旧绅权新知识分子，也丧失了绅权传统文化的依傍，只能彻底倒向西学去寻找新的“干爹”，为自己难以割舍的精英主义站台。全面西化的潘多拉盒子终于还是打开了。
这里面还要对官科略做区分，自然科学领域，与文化精神意识形态等因素无直接关联，西化与否只是个技术层面的借鉴和引进问题，尚不能上升到文化定位的高度。倒是社科领域，直接关乎文化精神意识形态等因素，因此全盘西化，成了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犁庭夷穴，真正成了和平演变的无敌战舰。
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根本上讲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文化真精神的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根深蒂固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背景的中国当代官科，如果不能洗心革面从自己的所谓“基本范式”——那范式原本是取悦西方价值标准而主动套在自己头上的绞索——中挣脱出来，那他就根本无法胜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
中国当代官科的这种“无法胜任”，正是中国当代民科的现实机遇。
事实上，清算英语霸权教育的殖民影响，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精神，已经别无选择地落在当代中国民科的肩上。
10、当代中国民科的历史使命
当代中国民科有别于以前各时期的民科，因为当代的官科也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官学。
当代的官科几乎彻底割裂了与传统的关联，事实上已经成为英语学术标准的中国代办处，他们不但不能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文化标准，相反，他们会不遗余力地以英语国家的价值标准来扼杀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建设。张维为、金一南等人在官科舆论中遭到的各种排挤，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这种洋标准代办的学术立场，是官科和民科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英语鸿沟，民科把英语作为工具，官科把英语作为资质。如果不能打掉英语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那中国的官科和民科差不多就是零和。
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上的官民关系。历史上，官学一般极具包容性，总能将优秀的民科网罗在旗下，丰富壮大自己。但现如今的官科，却像海难中死抱着稻草的溺水者，一心想着把捞稻草的人踹下去，只要一息尚存，绝不肯与人分享稻草上的生存机会的。
而中国当代的民科，也产生了崭新的觉悟，如果说百余年前岑仲勉、钱穆、童书业们还希望由民科晋级官科，那当代的民科，已经失去了晋升官科的兴趣，而以成为独立于官科之外的自由学术人暗自庆幸。
当民科这个词作为官科对民科的羞辱，同时竟又寄寓了民科的自豪感的时候，其实官科和民科之间的鸿沟就已经难以抹平了。官科和民科的“阶层固化”终于最终定型。
这是自绅权窃取科举制之后，从未有过的现象。当政权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官学可以从容地摆出一副兼容并蓄的嘴脸，当政权脱手之后，官科对民权官方来说就成了非官科，被夹在民权政治和民权社会之间，不得不倚重外援，逐渐沦为黑科，官学从科举那里窃得的最后一点续命的活力也消耗殆尽，死抱着绅权象牙塔精英主义流毒的官科，也就彻底成了死而未僵的封建朽骨。
我这里说的封建枯骨，不是泛指所有体制内的学术人，而是特指那些将自由学术污名化，用“民科”大棒打压自由学术人的精英主义孽种，那些仅凭自己“官方学术”身份剥夺民科学术研究资格的学术恶霸与文化流氓。那种剥夺阿Q革命权的学术假洋鬼子。
民科“升级”为官科的大门已经被双向锁死，官科无意接纳民科，民科也无意投身官科。在这种“水火不容”的分歧中，民科终于有了彻底的觉悟，惟此彻底的觉悟，才能真正担负起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的伟大的文化事业。此伟大文化事业的第一步就是彻底扳倒象牙塔。
民科的伟大传统
今天，一批科学共同体内的官科，以及这些官科的跟班和帮闲，一提起民科这个词，就抑制不住满脸的轻蔑，都能从屏幕上淌出来染湿键盘。但这些不学无术盘踞在官科城堡墙里墙外的寄生虫们，从未认真钻研过民科的历史，因此他们也没法认清民科的现状，更无法了解民科的未来。
在此，我们就略举中国文化史上几个伟大的民科先驱，算是给这些官科的精英主义热病患者科普一下民科的伟大传承吧。
这里面有件事要特别说明一下。在我的话语体系里，原本不把这些人称为民科，而是名之为伟大的先驱。但他们无论从气质上、立场上、行为上乃至历史地位上，都与田松们制定的民科标准完全吻合，所以我就只好借用田松们的标准，姑且把这些伟大先驱名之为民科先驱吧。
接下来我们将从共同体之外、一举解决重大问题或一举推翻著名体系、不接受也不了解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其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这五个方面分别考察一下这几个先驱的立言、立德与立功吧。
01、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中第一个民秋
孔子的时代，官不是与民相对应的，而是与私相对应的。孔子之前，学术为官府垄断，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办私学的人，当时私学从官学中独立出来，并成为后世中国教育的主流。从官学中独立出来，基本就算是当今民科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算是民科的鼻祖。而为当今官科津津自伐的教育体系，原本也是从民科那里演化来的。
当然，孔子的时代没有民科这样的称谓，说孔子是民科，主要是因为孔子与田松们给民科下的定义匹配度奇高，基本完全符合。因此如果孔子站到田松们面前，按照田松们的定义，孔子就算是不折不扣的民科。
下面我们逐条比照一下。
先看“共同体之外”。虽然孔子家世明白，但身世可疑，从孔子葬母的纠纷来看，孔子母子是否被家族接纳承认，还是颇多疑点的。而且孔子的家世也没落了，即便孔子得到家族认可，没落的家世也没法把他带到共同体的核心，青少年时代，他只能游走在共同体边缘。孔子自称“少也鄙故多艺”，弟子记称“入太庙每事问”，大约算是孔子与共同体关系的真实写照。孔子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亦可见孔子自认不属于那个君子“共同体”。
再看“解决重大问题推翻著名体系”。这个恐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孔子建立仁学体系，解决了礼制形式主义的问题，彻底推翻神学体系建立伦理体系。敬鬼神而远之，先人而后鬼神，在文化上有着绝大的进步意义，算是中国迈入伦理时代的宣言。所以对孔子而言，已经不是解决重大问题推翻著名体系那么简单，孔子算是从伦理思想上和教育实践上真正开创了一个时代。这样的民科，一直压得他同时代的官学和当今的官科抬不起头来。
再看“基本范式”。孔子对当时共同体的基本范式十分了解，甚至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最了解基本范式的人。他熟悉各种礼制，甚至连已经“失传”的禘礼他都一清二楚，对夏商旧礼也能如数家珍，他算是礼乐这一基本范式的集大成者。但他不能接受当时的基本范式，事实上他一生抨击当时共同范式的混乱卑劣腐朽不堪。“人而不仁如礼何”算是对形式主义的批判，“是可忍孰不可忍”则是对自由主义的痛斥。这就是孔子对当时基本范式的态度。
再看“基本交流”。孔子不只是和当时的共同体没法进行基本交流，甚至他与自己的学生都只能进行有限交流。孔子自称“知我者其天乎”？可见他对此有深刻觉悟；孔子还感叹“非其徒吾谁与”，可见他对此也有坚定态度。学生称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见学生对此也是有深刻体会的。至于孔子和共同体的无法正常交流，怕是在孔子那里早已习以为常，从他提议伐齐的执着与超然中，我们能清晰看到那个“知我者其天乎”“非其徒吾谁与”的孤独的文化民科形象。
再看“科学意义上的价值”。科学意义上的价值，只是科学共同体的话语霸权的“科学表述”，换在孔子的时代，可以修订为“君子共同体眼中的价值”。共同体眼中的孔学，从名义上讲具有无可比拟的崇高价值，从实践上讲则毫无价值，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大都被奉为上宾，但说起行道大家避之唯恐不及不及。共同体对孔学的价值认同上的两面性，与孔子对基本范式的态度之两面性相对应。孔子是基本范式的集大成者，因此他名义上必定有无可比拟的崇高价值，但孔子反对所有阳奉阴违大耍两面派的共同范式，反对举着礼乐反礼乐的流氓行径，所以在实践中孔学毫无价值。毕竟，共同体还是以流氓为主的，在流氓眼里，反流氓的学术自然厕纸不如。
五个方面综合比照下来，除了基本范式和价值两个方面略有闪烁，其他三个方面匹配度严丝合缝，整个看来，孔子与田松们的民科定义的匹配度，达到85%以上，时隔2600年，这样的匹配度，基本就可以坐实孔子民科的身份了。
所以，孔子算是中国文化史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个民科。
02、惠能是主动自绝于官科的民科
惠能是佛教史上的著名民科，是佛教史上唯一一个以经名世的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惠能算是中国佛教史上真正意义的祖师，其他祖师严格说来更近于论师。论师是立论阐发义理的大师，而祖师则是开创新经教义的宗师。
惠能这个开创新经教义的宗师，在当时的佛教共同体那里，也算是一个标准的民科。而且与孔子那个民科前辈不同，孔子总还羞羞答答地和共同体保持某种联系，惠能则是主动递自绝于共同体，成为旗帜鲜明决不妥协的民科。
所以，惠能也算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俱足民权情感的思想文化大师。惠能的坛经被主席誉为“劳苦大众的佛经”。
惠能的时代，佛教共同体已经腐败到刀光剑影的地步，连玄奘法师那样的高僧，私下里都是抢夺经书逼死对手的“教阀黑帮主”，其余欺世盗名党同伐异暴虐异己就更不在话下了。《坛经》记载五祖传衣钵于惠能，搞得如地下党传情报一样，可见寺院禅堂的凶险，已经和政事堂、忠义堂相仿，甚至凶险上有过之无不及。
这样腐朽没落邪恶不堪的共同体，已经沦落到攻伐异己至于谋财害命赶尽杀绝的地步，其与“民科”的关系，也早过了零和的底线。在这种形势下，惠能旗帜鲜明地竖起“民科”的宗教旗帜，也算是上承天运下合民心吧。
接下啦我们也从田松们界定的五个方面，来比找一下惠能与民科定义的匹配度。
先看“共同体之外”。惠能对共同体还是颇倾心的，他不远数千里从佛山赶到黄梅，就是要找机会能加入共同体，但共同体却根本无法接纳他这个獦獠，即便祖师弘忍认可了他，共同体还是对他展开了追杀，迫使他在四会躲藏了十余年。相比之下，他与共同体的关系，比孔子还要恶劣，到了想要在共同体边缘行走就得把命赔上的地步。
再看“基本范式”。当时共同体的基本范式是译介注疏经典，惠能完全不能接受这种范式，为此他宣城自己目不识丁，彻底把译介注疏的章句之学拒之门外。他是否目不识丁尚可存疑，但他标榜目不识丁以颠覆共同体基本范式的态度却固无可疑。
再看“基本交流”。惠能的意见表达，浅易直白，不烦雕饰，虽然惠能后学的禅风日趋诡谲，但惠能却相当朴实，惟其朴实，故近乎普适。他用贴近人民大众的口语，解说精妙的佛理，他是语言交流的大师。但共同体显然与他存在交流障碍，倒不是听不懂他的话，而是没法接受他的立场，立场不同一切都是白搭。惠能真正的劳苦大众立场，与共同体达官巨富有供养能力的大众观出入太大，没有实现基本交流的基础。
再看“共同体眼中的价值”。直到今天，佛教内部还传续着一些激进的说法，认为惠能的禅宗是谤佛的外道。好在佛教共同体无力控制价值判断的全貌，最后还是人民大众为惠能投上至关重要的一票。禅在大众中成为显学，佛教共同体也就只能把它引为同道。
禅宗自认“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惠能一生，也真切实践了这八个字，与佛教共同体彻底划清了界限，并取得了横扫共同体的压倒性的传播优势。惠能算是当之无愧的主动自绝于官科的民科。
03、毛泽东是彻底埋葬旧世界的民科
千百年来，民科一直站在革命性一边，文化史上任何革命性的进步，都是从民科开始起步的，虽然有些民科，一旦促成革命，就转成官科，但其革命性的民科事业，还是被记录在历史进程的节点上，并不能被他成为官科之后的反动性所抹杀。
历史上的民科，功成名就之后成为官科，大都从革命走向反动，陷于周期律的迷局之中。孔子也好，惠能也罢，根本上讲都不能摆脱这一局限性。这本身就是古代民科的两面性使然。孔子对礼乐的复杂态度，惠能对佛学的辩证认知，说到底都是在共同体预设的框架里翻跟头，它最终不能突破共同体的边界，是毫无悬念的。而如果不能突破共同体的边界，就无法真正根除共同体的积弊，无论你走多远飞多高，最后都只能困死在共同体的迷雾中。
这就是历史上民科的共同悲剧。历史上民科对官科的斗争，只有程度上的提升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但到了二十世纪，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改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出了一位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民科斗士——毛泽东。他站在救亡图存的生死线上，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勾画出改天换地的蓝图，他誓要扳倒象牙塔，扫灭旧官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民权文化的伟大突破，第一次拼死要为民权加上文化之冕。
毛泽东，就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誓要埋葬旧世界的民科斗士。
说主席是民科，很多人或许会不理解，通常的判断中，主席是政治家军事家，虽然也是思想家，但他的思想主要是围绕政治军事的，是政治家军事家的加持，说他是文化史上的民科，可能与大家的基本认知有些出入。
但主席的全部政治军事见地，都源于他深刻的历史洞察与身深厚的文化修养，是文化在具体的政治军事问题上的应用和发挥。虽然毛泽东思想是政治军事方面的集大成，但政治军事的高瞻远瞩战无不胜，其根底仍是文化。主席是具有卓越文化见解和历史认知的学者，他是现当代史上最伟大的民科斗士。
一个有着卓越现实成就的政治领袖，在文化上沦为民科，这中间的曲折，是耐人寻味的，接下来我们依旧循着田松们的五个方面，对主席的民科之旅略作梳理。
先看“共同体之外”，文化共同体凭天然的嗅觉，拒不接受主席这个文化的“异类”，直到若干年后，主席的白话文已经成为鼓舞民族意志的伟大经典，胡适还对主席的“文化水平”说三道四，主席的选集已经成为人类文化史的丰碑，钱钟书依然对那些鲜活有力的文字嗤之以鼻，主席一生没能成为共同体的一员，这或是共同体的清高，但更是民权的大幸。
再看“基本范式”。这个真是无话可说，主席熟练掌握文化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但弃之如敝履，厌之如粪土，主席差不多是把否定文化共同体范式当成反封建斗争的主要课题。
再看“基本交流”。主席从工作本位上讲，是一个政治宣传家，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与人交流。他可以用最浅显的语言，最生动的事例，让最愚鲁的受众了解最高深的道理。但主席锋锐机敏坦荡豁达又嫉恶如仇，他的交流有时候有水火般凌厉的冲击力，比如提醒梁漱溟一直用笔杀人，讽喻马寅初农民生孩子和农村没电没有直接关系，那些浑如雷鸣电击的棒喝，对官科来说太过生猛，无论从感情上到神智上，都接受不了。所以，虽然主席的交流能力属超一流，但惟其理太直其气太壮，反倒成了与官科交流的最大障碍。
最后再看价值问题。这个问题上，主席算是给民科扳回一局，第一次反守为攻，不待官科承认民科的价值，而直接剥夺了官科判定价值的话语权，把价值判断从官科手里夺下来交到实践手中。于是，田松们说的科学意义上的价值，就成了科学共同体的抱团意淫的自嗨，因为科学意义上的价值，也必须经由实践的检验，才能确认其价值。比如贾浅浅的屎尿淫诗，可以在作协诗刊的沆瀣一气下，被赋予文学意义上的价值，但是在文学创作实践和审美实践中，它不仅一钱不值而且还连带着搞得作协诗刊也满脸屎尿狼狈不堪。
人类历史上，价值话语权第一次从官科手里被夺下来，交还到人民大众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手中，这是文化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仅此一段，主席便是当之无愧的彻底埋葬旧世界的民科斗士。
04、马克思由官而民的科学道路
其实民科与官科本不宜设定严格界限，只是由于所谓官科官气太重，才有了民科官科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壁障的设置，责任倒不完全在官科，一些民科鄙视官科的不学无术装腔作势，耻与官科为伍，也成了加深官科民科界限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马克思出身犹太律师家庭，遵循家教学习法律专业。在犹太人中，律法算是一份很好的身份。但马克思不满足于律法，不满足于为一口饭求学的平庸的人生道路，他偏要钻研哲学和史学，攻读法学的同时，自作主张兼修哲学，还拿到了哲学的博士学位。成为出身高等学府的双料学位精英。
当时的马克思，其实在官科里有着美好的前程，青年黑格尔学派和犹太律法都向他敞开大门，只要他略微“俯就”一下，他就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官科精英，以他的才华品性，估计很快就能成为官科中的翘楚，若再略放下身段做些韬光养晦的铺垫，官科领袖的桂冠，怕是必在他有生之年套在他头上。
但就是这样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却义无反顾地投身批评界，以锋锐的刀笔向整个旧世界宣战，不仅与时代的官科彻底决裂，而且还混到各处被驱逐在欧洲大陆几无立锥之地的地步，在官科精英的底版上，写如文化叛逆者和政治流亡者的简历，最终成为态度决绝义无反顾的民科思想界的巨人。虽穷困毕生，却光荣千古。
马克思的经历，给后世官科指明了出路。当官科已经腐败到与人民利益势同水火沆瀣一气靠着文化特权妄图阻挠历史进步的时候，无论你在官科中有怎样的前程，你都应该把自己的学术立场，从官科的烂泥塘里拔出脚来，站到人民一边，成为一个自绝官科的自觉民科。这种自绝与自觉，可能会影响你眼下的名利，但却通向你真正的人生出路。仁者与过去的受难者站在一起，勇者与现实的弱势者站在一起，智者与未来的胜利者站在一起，无论仁者、勇者还是智者，与人民站在一起都是他的正确选择。
马克思用自己的生前身后，实践了这个选择，并不断地证明这个选择的伟大生命力。
05、何新民科官科之前世今生
中国当代民科的成长发育，与何新这个名字密不可分。
何新其人，虽然也是民科出身，但大半生都是官学中的一员，社科院的高级研究员，政协委员，其身份早就与民科相去甚远。但近几年，何新致力于揭露西方伪史，与中国主流官学史学割袍断义，竟又被官科及其马仔打入民科之列，成了新一代“民科”的领军人物。在社科领域，官科对民科的各种嘲讽打压，主要就是围绕何新为代表的西方伪史考辨的。
何新虽然一度摘掉民科的帽子，成为主流官科的一员，但他其实一直没能摆脱“民科”习气。一方面表现在对基本范式的颠覆，他的研究方法天马行空出人意表，而又合情合理入木三分，实在与主流的基本范式不大和谐，比如在考证龙凤图腾的时候，引述《动物世界》做例子，当年就把史学共同体雷得外焦里嫩。另一方面表现在基本交流的不守规则，有同事抄袭他的学术成果，还跋扈嚣张用根红苗正的体制内身份威压刚摘掉民科帽子的“归化人”，不料何新这个归化人化得很不彻底，一封公开信打得同事魂飞魄散，还送去两粒仁丹挖苦痛打落水狗，差点把同事送走。范式上的另类交流上的逆反，使何新在共同体内一直饱受争议。
但“大度”的共同体一直“包容”何新的另类，直到何新竟悍然对他们精神家园和“私淑”父母——西方伪史下手，共同体才痛下杀手把何新打入民科的猪笼，准备执行共同体的私法把何新淹死在口水中。
何新的由民而官再由官而民的身份嬗变，折射出官科民科分界的本质。它既不是基本范式也不是什么基本交流，它只是官科自定义的科学价值。而官科自定义的科学价值的标准，就是要和现实的民权政治保持冲突态势。你和民权站在对立面你就是我们的人，你和民权站在一起你就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官科民科之争中官科的标准。
何新当年由民科升级为官科，是因为他当时是自由主义的旗手，当时社科官科急需自由主义重兵打击民权政治权威，所以何新的学术出发点和当时社科官科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因此，哪怕何新在范式上到交流上都与共同体格格不入，共同体也可以“大度”地把他捧成官科的新星。
1989年的世界乱局，给何新带来强烈冲击，何新几乎一夜之间撕碎了社科官科的标准，调转枪口痛批祸国殃民的自由主义和亡国灭种的文化虚无主义。于是何新成了官科围剿打压的对象，甚至还有人给他寄过刀片，玩起黑社会的下流威胁手段，险些把文化黑帮坐实成社会黑帮。1990年到2000年，算是何新匹马一条枪单挑自由主义官科的时代。直到2000年前后，文化还乡团彻底回潮，何新也淡出了文化斗争的一线，自称“小脑萎缩”，过起了半隐的寓公日子。
当初连我都以为何新可能就倒在“小脑萎缩”这绝症下了，没想到二十年下来，何新这个“小脑萎缩”资深患者，竟然手撕了共济会，刨倒了西方伪史，从退隐官科的绝症患者，满血复活成引领民科的意见领袖。
这一次，民科站到了重建中华文明话语体系，重建中华文明文化自信的最前列，而打响第一枪的就是何新。
此时的民科，虽然还未能真正与人民站在一起，但已经彻底与官科决裂。他们既不像孔子那样，在官科体系里搞改良；也不像惠能那样，从官科体系里开天窗；他们站在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上，走上了民族文化的自新、自省、自信和自主的道路。
在这条路上，他们开始从文化上真正贴近民权，从此，他们不再只是绅权文化的预备役，而真正开启了向民权文化先遣队的“野蛮生长”。何新民科官科之前世今生，就是中国当代新民科的成长历程，那些尚不曾把良知淹没在绅权象牙塔的官科腐海中的优秀分子，必定会像何新一样，扬弃官科壮大民科，最终与民权同心协力打造出名副其实的民权文化先遣队。
06、我与毛泽东思想的民科之缘
我比何新晚生20年，无缘他助力的那次轰轰烈烈的自由主义思想运动。但20岁之前的我，思想上是颇为倾向何新的，他的《孤独与挑战》曾是我少年时代的一把思想标尺，当年的我是把何新作为先行者来尊重的。
1989年之后，我也抛弃了新自由主义思想，但不是为了追随何新，而是因为败在马克思门下，从此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向以择友不拜师自任的我，打破自己治学原则成为马克思的私淑弟子。从那时起，我退出了机械工程师的本科教育，踏上了艰苦卓绝的民科之旅。至今算来，整整30年了。
30年间，我尝遍了民科的苦楚，也享尽了民科的好处，饱受了官科的歧视，也看透了官科的虚弱。
25年前，我自负学识略备，曾游学江北，按籍访贤，问学于当世高人，本拟草野蒲柳之资，略沾明堂兰蕙之润，却不料官学一脉，囿于专工，昧于通透，名为庖丁解牛，实则管中窥豹，每将提纲挈领，翻作盲人摸象。精而不当，博而不通，十全十美，百无一用，其门墙之外洪波接天，堂奥之内死水一潭，远慕之名蔚然大观，应机之教首鼠两端，数十人访遍，能治学以道，足惠通识者，竟不过三五人，实在大失我望。从那以后，我再不曾与官科正面沟通，实在是因为加不起小心怕无意中碰破了他们象牙塔惯养成的精英主义玻璃心。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笃定了走民科之路的决心，虽然尚不肯与人民站在一起，但已经铁了心绝不肯再与官科为伍了。
我的民科之旅，最艰难的倒不是民科的社会境遇，而是我个人的文化传承，我自幼深受细致入微的绅权文化熏染，算是受绅权象牙塔文化毒害到骨的高危感染者，我可以与官科彻底决裂，但绅权象牙塔的大尾巴却绊住我的脚，使我没法认真站到人民一边，差不多整整20年时间里，我都在文化上的右派和政治上的左派这一左右夹击的困境中艰难爬行。我民科之旅中的所有苦难都源于此，一方面鄙视官科的软骨病，一方面警惕民权的狂躁症，在进退两难之际，几度险些把自己搞成孤魂野鬼。
我虽然30年前就自任马克思的私淑弟子，但真正让我走上民科康庄大道的其实是毛泽东思想，20年来，毛泽东思想就如一柄手杖剑，扶着我走过坎坷，引着我走出小我，撑着我渡尽劫波，帮着我斩妖除魔。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学术的现在和未来。20年间，《论持久战》坚定了我的信心，《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我的方向，《实践论》增益了我的判断力，而《新民主主义论》，则为我的社会史观夯实了根基。
20年来，我终于在毛泽东思想的星火煅烧下，把自己变成一粒种子，这种子深深埋在民权政治理想的土壤里，一点点孕育着民权文化的生机。我终于走出绅权象牙塔的灵魂锁链，站到民权立场一边，我从当代民科更进一步，主动站到了人民一边。从民科的以科为主，进化为民科的以民为先，从学术走入文化，从文化迈向社会历史和人生。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我身上取得的伟大成果。
我近几年的文字，都是结合自己的民科实践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笔记与思想索引，算是从我的角度，立足民权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毛泽东思想的深读和疏解。
正是毛泽东思想，把我这个绅权象牙塔的叛逆，古典文化的超级精英主义者，一步步教育成民权文化的斗士，教育成自觉的民权文化的先遣队。
以往的民科，包括何新在内，主要是为科而战，而我作为民科，主要是为民而战，这就是我和我之前民科的区别，而这点区别，就是我与毛泽东思想结下的民科之缘。我自认是毛泽东思想的民权政治星火下的文化余薪。这余薪的使命就是烧绝象牙塔的根基。
民科是象牙塔的掘墓人
01、象牙塔无法从内部扳倒
绅权象牙塔从司马迁开光到梁漱溟谢幕，大约历经二十一个世纪，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史，差不多一直总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权威象征，是束缚公权、区隔大众的利益堡垒。
剖析象牙塔的基建结构、运作模式、功能原理，是清算封建文化、真正实现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工作。但苦于象牙塔内部积弊日久，理法森严，枷锁深固，象牙塔内的“精英”大都嗜毒成瘾，习成积弊，难以自拔，早成了封建文化的人偶，想要使之略有醒悟已是千难万难，若期待他们能自己觉悟并挺身而出揭露象牙塔的真相，则更加渺茫无期。
象牙塔“精英”，不仅不可能协助拆除象牙塔，相反，他们还较大概率会从中作梗，甚至誓死捍卫象牙塔的根底。就像一个嗜毒如命的瘾君子总会从内心深处眷恋着毒窝，如果适逢其会，他还会不惜性命去保护流毒。这本来就是“瘾”的标配。
即如有些精英幡然觉悟，认清了象牙塔的本质，他们甚至根本没想过要扳倒象牙塔，只是要完善它修补它，就可能被象牙塔的“精英”开除出列，从此成为游走在象牙塔和现世界的传统文化之孤魂野鬼。
可见，要拆除象牙塔，象牙塔内多半是指望不上的，象牙塔无法从内部扳倒。若要真正动摇象牙塔的根基，还需在象牙塔“精英”之外，寻求有生力量。
那么拆除象牙塔，究竟该由哪些人首当其任呢？下面我们就从公权、民权和绅权三方面来逐次分析一下。
02、公权的局限性
首先，我们先说公权。公权是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皇权原本是公权的象征，但被绅权驯化，大部分时候其实只是绅权利益的象征，所以皇权时代的公权，生存空间很小，随着绅权的黑帮化日深，皇权治下的公权差不多名存实亡。
皇权垮台之后，公权一度落在绅权极右势力手中，彻底变成绅权的钱袋子，这算是绅权对皇权垮台的报复性“消费”吧？但蓬勃发展的民权斗争，迅速推翻了极右翼绅权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民权自己的政治，从此公权在历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站在民权一边，也因此将象牙塔推到了绝地反击的拼死挣扎中。
失去政治权威和经济地位的绅权，退守到象牙塔中，利用历史累积的文化威权镇压民权，驯化公权。他们一方面瓦解民权斗志，一方面分化公权力量。历史上，绅权曾独揽公权执行的工作，在民权时代，他们就不遗余力地拉拢腐蚀分化瓦解公权执行人，用诱导和传播腐败，把民权的公权执行人，变成绅权的走狗。近四十年的腐败，和近十年的反腐，就是一部触目惊心的绅权和公权博弈史。
须知绅权作为利益集团，有着上千年的反制公义、驯化公权的经验，刚刚掌握公权的民权，和绅权比起来，未免过于稚嫩。加之公权有整个社会要维持，有国计民生要关注，无法专注于对付绅权，而绅权没有那些羁绊，倒能够一门心思对付公权，此消彼长，博弈中绅权就更显得主动灵活，打法精湛。
更重要的是，公权处于高位，总不免碍手碍脚，若博弈中处于下风，自然就狼狈不堪被绅权敲竹杠，若博弈中占了上风，便被绅权污蔑成文化专制政治压迫，依然落得个狼狈不堪的处境，就算不至于狼狈不堪，那微薄的进展，也早被“狼狈不堪”折消，再难有所作为。
03、以主席为例看公权的局限性
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权运动领袖，民权文化的思想导师。主席远见卓识秀出时代，无论从思想文化上到政治能力上，都对绅权余孽形成碾压优势。
按说主席和绅权的斗争，应无悬念可言。但历史并不待见个人能力，如果一个伟人思想上超出时代的步幅太大，就难免颠沛坎坷，举步维艰。主席的文化斗争就是如此。
主席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政治解放与文化复兴。政治解放成效卓著举世瞩目，但文化复兴却遍地荆棘，象牙塔虽然拔根去本但依然高耸入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权领袖在政治解放事业中“天地皆同力”，但在文化复兴道路中却“英雄不自由”。这不是时来运去的问题，这其实是中国绅权文化的地位实力使然。
文化如命运一样束缚着每个人。主席的一生，都在文化中颠沛辗转，他从未被绅权文化接纳，也从未向绅权文化屈服，他的一生就是与绅权文化不懈斗争的一生。
在主席地位比较低的时候，是饱受绅权象牙塔文化人的漠视甚至歧视的。主席在北大期间基本是没人理会他这个外乡口音的农村人，梁漱溟晚年回忆他与主席的第一次见面，对那个“高大的湖南青年”是完全无感的，正可印证主席在北大的处境。在以开放包容名噪后世的北大，主席是连旁听胡适之的课的资格都没有的。
在主席努力上进拼搏奋斗的时候，他差不多始终被文化人排挤，不只党外，党内也是屡经颠沛。在党外，自然把主席当成山大王土匪头子看待，算是打入另册，成为绅权文化体系的异类；在党内，也一直被象牙塔的余毒斥为异端，甚至屡屡被污蔑为修正主义，直到新中国成立时出访苏联，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还遭到斯大林的私下质疑。革命斗争一次次证明唯主席能挽狂澜于既倒，而每到革命转危为安，就有人想拨弄一下让主席靠边站的绅权小算盘，实际上就是不断重复杯酒释兵权的绅权小把戏。一部革命斗争史的大半部分，差不多就是从陈独秀到王明等几个批次的党内绅权知识分子努力要驯化主席的博弈史，中国革命所有的惨痛教训和沉重代价，几乎都与此有关。
成了国家领袖之后，主席又不得不与人之惰性进行艰苦斗争，与革命惰性的斗争，就是与绅权斗争，因为惰性是绅权病毒的入口，惰性一生，病毒即入，民权的革命力量转眼就绅权化，新中国就沦为第二个朱元璋，甚至第二个李自成。但和人之惰性斗争，注定是孤独悲壮的，这大约就是主席晚年感叹“英雄不自由”的深层原因吧？奋斗了一生，主席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政治军事成就，但他依旧没有“文化地位”。
但这一次他准备孤注一掷，他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豪情，发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战，他要用自己的能力与威信，撞碎绅权象牙塔最后的门面。虽然绅权余孽污蔑主席为皇帝，但在主席看来，绅权象牙塔才是压迫中国上千年的皇帝，是必除之而后始能实现最终解放的封建余孽。
这一战，主席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威信，打得绅权落花流水原形毕露。但战争毕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就算主席有通天彻地的本领，他也没法凭一己之力把皇帝拉下马。虽然绅权这个皇帝被打得面目全非，但它最终没能滚下马背，却转而报主席以“一身剐”，以收拾自己残破不堪的信誉危机。主席的文化情怀与斗争意志，被绅权污蔑为迫害狂、强迫症、政治干预文化的封建专制。他们用封建伦理道德的枷锁，将主席这民权的盗火英雄锁在高加索山上，用各种政治谣言文化谣言甚至社会谣言，做成无耻的秃鹰，去啄食英雄的肺腑心肠。
这就是主席与绅权的斗争历程，主席在人类史上第一次用公权与绅权做了殊死斗争，但最终没能推翻绅权，却被绅权歪曲污蔑，叫嚣着要把公权关进笼子里。
这就是公权的局限性，公权只能用政治权和行政权来对抗绅权，但绅权却可以用文化权轻而易举让政治和行政出局。这就是绅权的流氓手段，当他打得过你的时候，他就是霍光张居正，对你予取予夺，毫不择手段，可打不过你的时候，他就是比干方孝孺，牛二一样坐地撒泼，把所有的脏水污水泼在你身上，等把你喷得污浊不堪的时候，他无耻地换张新皮光鲜出场，顺手让你文化性死亡。
这就是主席与绅权的殊死斗争，给后世留下的一点宝贵的启迪。绅权对抗皇权有上千年历史，它完全可以把公权与皇权做批处理。在与绅权的斗争中，公权不得不承袭皇权的局限性。如果公权拿不出有效手段克制绅权的文化污蔑，那公权其实对绅权毫无办法，这就是公权因历史积淀而成的现实局限性。
04、民权在文化上的两面性
历史上，民权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但一直没能赢得文化话语权，面对绅权的文化欺诈的时候，民权缺乏必要的反制手段，因此在绅权文化重压面前，民权就不免分化变型，这就是民权在文化上的两面性。也是民权每每被绅权从胜利拖向失败的根本原因。
绅权文化是腐败土壤，生长在这种土壤中，民权不可能保持完整的健康，总会或多或少受到污染。绅权的核心利益与民权核心利益尖锐冲突，民权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服膺绅权的文化劝导，难免会被撕裂。这种利益本位与意识形态的撕裂，就是民权在文化上的分化。
和土改时的成分划定相仿，民权在文化上大致可分为文化上的赤贫、贫农、中农三层。
其中赤贫受封建绅权文化压榨最深，文化资源最为匮乏，就是鲁迅《理水》中那些靠水草为生在筏上苟活的草民，他们完全被绅权文化排除在文化之外，算是化外的异类；
贫农基本上也没有任何文化资源，但在绅权文化中有一席之地，算是从经济上供养文化因此被文化“庇护”的群体，比赤贫略强些，有最低的文化地位。
中农算是民权中的“文化人”，拥有基本的文化资源，一般来说能识几个字，讲两段书，他们处境其实很尴尬，既不被绅权文化接纳，又耻于和民权为伍，算是文化上的浮标。
文化浮标，才是封建社会绅权文化的度量衡，也是民权文化两面性的隔离板。封建社会的世道人心文化风气，就以文化浮标为界。
下面我们就大致梳理一下，此文化浮标是如何标志民权在文化上的两面性的。
05、科举是浮标稳定的根本保障
文化浮标一般甘为文化帮闲以求获得绅权的入门券，当文化浮标有机会升级为文化富农（绅权文化的最底层）的时候，意味着“世道太平”“文化繁荣”；当文化浮标毫无升级富农的机会，只能内卷挤压贫农的空间时，意味着世道正在变坏，斯文就要扫地了；当文化浮标彻底断线，脱离了绅权文化的向心力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大批贫农沦为赤贫，天翻地覆，改朝换代，到了文化的“劫难期”。
所以民权运动看中农，中农稳定且有发展空间的时候，带动着贫农也安居乐业，赤贫数量骤减，这种情况下是兴不起民权运动的；反之，中农若生计维艰，朝不保夕，不只发展无望甚至生存都受威胁的情况下，贫农必定大量破产，赤贫人数必定骤增，民权运动也就不请自来躲都躲不过去了。这算是中国政治史的周期律。
而中国的文化史，之所以能保持超强的稳定性，上千年不为周期律所挠，恰恰是绅权文化对文化中农的绝对控制使然。而此绝对控制主要是凭借科举制实现的。科举制本来能保持政治稳定，但科举的决定权被绅权窃取之后，就转而去保障文化稳定，却把政治稳定推到周期律的大潮中不断磨洗。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一大特色。
中国的政治史上，中农升级富农的几率远低于中农沦为赤贫的几率。因为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的缺失，中农缺乏进取的基础和动力。但在中国文化史上，中农只要死心塌地给绅权做走狗，升级为富农几乎是毫无悬念的事情。纵然龌龊不足夸，但只要一心向往绅权，一心做绅权价值观的走狗，那放荡思无涯就指日可待。这样体系完备结构稳定的文化象牙塔，自然能将民权慑服在自己的体系中。
一个事实让人沮丧而痛心。中国历代的旧民权运动，基本没有文化上的要求，他们只想在旧文化的框架里改变自己的经济处境和政治地位，他们从不挑战旧文化。他们在政治经济上具备一定革命性，但在文化上却相当保守，甚至比绅权精英主义还要保守，这种文化上的保守性，稀释了政治经济上的革命性，使每次政治经济的革命斗争最终都沦为文化复辟的社会暴动。这就是民权文化上的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饱受绅权文化压迫，一方面又真心服膺绅权文化价值观。
民权在文化上的这种两面性，是历史产物，非一朝一夕能抹去的，而民权在文化上的分化，也是历史惯性，更非一朝一夕能根本克服。
这就是民权文化的基本状况，指望凭借这种两面性，去挑战绅权文化的彻底性，是毫无胜算的。因此，在与绅权文化的斗争中，自发的原生态的民权运动，是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只有把民权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民权这一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才能真正创造埋葬绅权文化的崭新历史。
06、绅权的阶层划分
和民权的赤贫、贫农和中农相对应，绅权也大致有三个阶层：富农、地主和豪绅。
其中富农出于绅权利益圈子的最底层，有一定经济地位，但基本也没有什么政治权利，算是勉强维持绅权身份的阶层。这个阶层数量庞大，性格复杂，有比较极端的两面性。世道太平的时候，他们是捍卫既定秩序的中坚力量，甚至比地主和豪绅还要坚决，因为他们的处境经受不住社会动荡的冲击，因此他们维稳的热情最高。可一旦稳定被打破了，他们也是受冲击最早的群体，往往会大批倒入民权一边。但这也不是出于革命性的觉悟，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地位的变化，事实上，动荡一起，他们大部分就已经沦为中农甚至贫农，如果动荡越演越烈，他们势必同归于赤贫。所以他们的所谓性格复杂性，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地主则是封建绅权结构的土方，是撑起象牙塔的砖石结构，是封建绅权的主体。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基础，是渗透到封建社会各个角落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单元。他们是封建社会最稳定的拥趸，因为他们就是封建制度本身。绅权文化流氓通常所谓的“为民请命”，所说的民指的就是这些地主。黄炎培拿着一摞子“民意”来信，到菊香书屋向主席当面质问土改的“扰民”恶政，他说的民，正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地主。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分子，通常来说只和这个阶层的民有交集，而封建时代的官员，所要关注的，也只是这个阶层的民。他们的行政，离不开这些“民”的支持。
豪绅则是封建绅权结构的梁柱，是决定象牙塔体制的间架结构，是封建绅权的主宰。他们主持封建绅权的基本运作，引领封建绅权的跨越发展。他们就是封建社会的官，一把来说豪绅都是官场出身且与官场联系千丝万缕，因此他们是利益分配权的实际掌控者。和富农正相反，太平时代，豪绅大都不大关心社会稳定的问题，因为地位的原因，社会动荡总是最后波及他们，可社会秩序一旦崩坏，他们是最顽固的一群人，他们很少有机会加入民权运动，一方面因为民权对他们深恶痛绝所以往往采取杀无赦的政策，一方面因为他们与民权不共戴天所以往往宁死不肯投诚。即便他们阴差阳错成为民权运动的骨干，他们一心想的也是颠覆民权的政治结构，复辟绅权的文化专制，即如朱元璋身边的李善长、胡惟庸，李自成身边的牛金星们，即属此类。
豪绅又大致分成名绅和劣绅两类。名绅通常就是封建绅权价值观之理智的守卫者，他们能为绅权共同体的前途和未来，略微限制自己的利益诉求，并为绅权共同体的大局灵活地处理绅权价值观的问题。劣绅通常就是封建绅权价值观之迂腐的守卫者，他们一心只有绅权共同体的体系秩序，一心只有此秩序下的个人利益，完全不能因时与变，完全不能灵活地处理绅权价值观的现实问题。在民权政治中，名绅和劣绅的区别就表现在对农民的态度上，名绅通常自称农民之友，比如梁漱溟，劣绅通常坚持视农民如渣，比如陈寅恪。劣绅固然可恶，但名绅更具欺骗性，因此也更加危险。作为豪绅的两大分支，名绅负责推动绅权的发展，劣绅负责维护绅权的稳定。二者只是态度方式上的区别，其与民权对立的本质是一样的。
07、绅权象牙塔的堕天使
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主义本质，决定了绅权文化的基本结构。绅权文化是典型的下面大上面小的金字塔结构，最顶层垄断最稀缺的文化资源，而最底层基本上只能略蘸一些文化气味。故此，绅权象牙塔真正的文化资源都掌握在豪绅手里，而地主这一阶层，则是豪绅最可靠的拥趸，是豪绅的阶级基础，那些鼓噪陈寅恪吹捧梁漱溟的都是文化地主这一阶层的人物，他们是绅权文化垄断的既得利益者，是消费绅权金字塔的寄生者，他们没有什么开创性，只能靠标榜金字塔招牌稳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他们捍卫金字塔的荣誉，是除了牺牲自己的利益之外不惜任何其他代价的。而文化上的富农，其实和中农生甚至贫农相仿，只不过贴上了文化的标签就一步登天了，宛然和民权成了两个物种。这种人平时最反动，因为他们得时刻凸显他们和民权的差别，才能不断确认自己是绅权的一员。我认识很多出身民权阶层的冒籍文化中农，其反民权的态度，较地主和豪绅激烈得多。
传统的文化资源被绅权把持，民权若建设自己的文化，必须借鉴绅权的文化遗产，若暴虎冯河贸然出手，会遭到中农的掣肘、富农的阻挠、地主的镇压乃至豪绅的屠杀，一路过关斩将，也未必能从文化上见起色。因此，民权的文化建设，需要绅权中进步人士和觉悟人士的参与协助甚至某种程度的引领。这就是绅权象牙塔的堕天使。从绅权的文化天堂堕落尘寰的文化天使，那些绅权文化的盗火者和民权文化的振铎人。
堕天使通常不会从富农中产生，原因有三：其一，富农地位不够，它只能算是绅权象牙塔的墙根腐草，远谈不上天堂兰桂，若最终归于民权也只能算是沦远谈不上堕，堕天使三个字它是当不起的；其二，富农文化修养不够，几与民权分子无二，空有文化标签而已，即便投身民权文化也只是声势上的助益，难有实质的大促进；其三，富农文化觉悟不够，它处于绅权文化的边缘与底层，对绅权文化的认识通常不很透彻，总幻想着若自己的文化地位更高，那遭遇恐怕就不一样，通常死抱着努力进去的功名热忱，难以生出决绝的文化立场，在此文化投机的摇摆中，无法胜任为民权文化冲锋陷阵的艰巨任务。
堕天使通常也不会从地主中产生，盖因为地主虽然有足够的文化修养，但缺乏足够的文化判断力，地主这个阶层只能匍匐在绅权文化的价值观中，仰绅权文化鼻息。更重要的是，地主的文化修养，一般强烈依附于它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地主的时候，他才有文化修养，他丧失了地主的身份，他就茫然无所措手足。按照孟子的话说，它是有恒产才有恒心的人，没恒产便生贼心。这种严重依赖经济政治地位的文化修养，一旦走出既定的经济政治地位，就丧失了文化修养。这才是地主的文化局限性。
因此，堕天使只能从豪绅中产生，虽然豪绅“堕落”到民权的几率很小，但惟豪绅，有足够的文化修养，去辅翼民权，惟豪绅能生成真正的觉悟，与本阶级决裂而不再存任何幻想，惟豪绅最了解绅权象牙塔的关节因此能予象牙塔以最有效的打击。
从这个意义上讲，堕天使能超越恒产对恒心的束缚，能认清本阶级的腐朽与反动，能洞察时代的新航向，最重要的是能熟练运用各类强有力的文化武器。他们可以补齐民权文化历史局限中的文化短板，可以将文化黑帮的鬼蜮伎俩昭然天下，可以引着民权文化冲击绅权象牙塔最薄弱的环节，可以将旧文化的落花化作春泥去哺育新文化的繁花。
最主要的是，堕天使把自己堕落到比象牙塔更低的社会位置上，用原生态的文化实力，对寄生在象牙塔的文化流氓做文化的降维打击，而象牙塔流氓再也无法用对付主席那种卑鄙伎俩污蔑对手，这些文化流氓将不得不用“体制”压迫抵抗堕天使的文化打击，从而在民权政治面前彻底丧失其无耻标榜的文化荣誉，最终沦为用“政治”手段压迫文化对手的社会流氓。堕天使将用“飞蛾扑火”的方式瓦解绅权象牙塔的文化“权威”，让民权认清绅权象牙塔的流氓霸凌本相。最终彻底摇断绅权象牙塔的根基。
因此，堕天使是当之无愧的民权文化先遣队，是绅权象牙塔的末日之星。
新民科的历史使命
至此，从词义上、传承上乃至作用上，我们对民科这个概念做了大致的梳理剖析，也大致区分了民科与官科、旧民科与新民科的区分，接下来，我们就试着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是新民科。
新民科不只是社会学划分中的所谓民间学术，而是政治学划分中的民权学术，是以人民为根本立场的崭新学术。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种特定时期，新民科的政治属性尤其重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色就是，政治经济的民权化，和文化的绅权化。最先进的政治，和最反动的文化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色。政治和文化在经济上的博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最近党中央要为共同富裕制定时间表，一石激起文化界千层浪，正可见政治与文化在经济领域的角力，依然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关节。
绅权文化帮闲，为求回复自己的旧日荣光，基本上已经撕下道义遮羞布，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民权政治，采用威逼利诱等手段，要挟民权政治牺牲民权利益，维护绅权特权，千方百计阻挠“共同富裕”的大政，妄图从根本上颠覆民权政治制度。
当此之际，新民科亦必须与时俱进，担负起捍卫民权政治和民权经济的文化使命。
旧民科讳言民权立场，也缺乏民权立场的觉悟，他们大都还深陷绅权文化的话语骗局，视关联政治为文化之耻。但将文化和政治割裂开，本是绅权文化的流氓棍术，他们一边自己用文化大棒横扫政治和经济，一边言之凿凿威胁别人，敢把文化沾染政治就让他文化性死亡。
新民科必须跳出绅权这个话语骗局，粉碎绅权这个话语枷锁，自觉地担负起民权政治与民权经济之文化卫士的责任。
新民科必须自觉、自动、自主、自豪地站到民权的立场上，为民权文化建设奋斗。
它不再以民间抑或官方为划分标准，而是以民权抑或绅权为划分标准。
哪怕他是官科里面的顶尖人物，只要他的立场是人民的，那他就是新民科的生力军，就是象牙塔官科的堕天使。哪怕他祖祖辈辈和官科毫无关系，世世代代是民权的基本群众，如果他一心要做绅权的走狗，那他也只能是官科的炮灰。
这就是新时代的新民科之新界定。
中国民权政治历经七十年风风雨雨，虽然一路跌宕坎坷，但至今红旗未倒，正成为全世界最宏伟的民权绿洲。和七十年前不同，当下的中国，虽然绅权余孽甚嚣尘上，但民权文化也空前壮大，全民的文化素质之普遍提升，为新时期的民权文化斗争，展现了新的可能性。用人民的旗帜号召民权的文化建设，用人民的意志实践民权的文化斗争，新民科若要胜任民权文化的先遣队，它必定要把自己化成民权政治的护旗队。
当民权文化能动地参与到民权政治与绅权文化的经济博弈中的时候，绅权象牙塔的末日算是进入倒计时了。是新民科的现实责任与历史使命。
作者李梦痴简介：
自况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无成，空把浮生许太平。
时调不烦人欲浅，一襟烟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
鬼雄前世烈，造化此生新。
儒法丧家犬，夷齐掘墓人。
问心还问迹，忧道不忧贫。
剑扫春风遍，天花未染身。
作者画像（金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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