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平原上偏僻的一个小村，是我的故乡，那里杂姓群居，张、王、李、刘、崔、属于大户，谢、陈、孙、殷、谷、梁等属于小户，人死了，一般都会埋在自己家族的坟地里。没娶过妻子的光棍，死后埋在自家坟地的后面，娶上死尸才能进坟;没出嫁的闺女，一般死后都先埋在一座乱葬岗子上，有光棍结阴亲的,才从那里挖走。自从村里有人居住以后，坟地就随之产生了。对于坟地的选择，从古至今，不管穷富,一般要请风水先生给看一看，管吃管喝，还要根据先生名气的大小来确定花费的银两。村民们大多认为，升官发财，遭灾惹祸，后代是否兴旺，都跟坟地的风水密不可分，因此，人们对于坟地的选择跟住房看得同等重要。

每个姓氏的坟地里都有一座坟山子，坟山子是由人工堆起来的一个半圆形的土岗子，坐落在坟地的北面，就像人们圈起的半座院墙，把一个个的坟头实行了半包围。坟头按照辈分由上往下依次排列，长幼有序，同一个辈分的排成一行。父亲下面埋的儿子，儿子下面埋的孙子……没有儿子的，就从血缘近的关系中选一个人过继，过继的人死后不能埋在父母的下面，给谁过继就埋在谁的坟头下面。同一行列中的坟头，亲兄弟都挨着个排列，稍微远的就是亲叔伯了，再远就是堂叔伯了……从每个坟头可以看出来，同一家族中血缘关系的远近，每一支人口的多少。也许是我们村里从古就穷的原因，大部分的坟地里都没石碑，几乎都种树，有的是种柳树，有的种槐树。每到夏天，坟地长满野草和菜棵子，疥蛤蟆经常出没，显得十分荒凉，也有几分瘆人。

我对于坟地的印象，最早来自于父亲的死。父亲死于大脑炎，那年才三十岁，我只有八岁，父亲埋在了李家坟的最南面，中间空着爷爷和奶奶将来死后的位置。家乡有给死人圆坟的风俗，下葬后的第三天，当门家族的,以及直系亲属，天不亮就必须赶到坟上去圆坟。圆坟那天是农历七月二十三，家里又没有钟表，时间只能提前不能错后，母亲领着我和两个姐姐早早就出发了。西南方向的天空中有一弯惨白的月牙儿，夜幕上洒满耀眼的星星，东北方向还有一颗扫帚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天气凉嗖嗖的，乡间弯曲的路上，只有我们娘儿四个的脚步声和喘息声，冷清得让人可怕。穿过一片还没成熟的高粱地，前面就是李家坟了。坟地里长满荒草和菜棵子，隐约可见排列整齐的一个个坟头。圆坟，一般是等亲人都到齐了，才用铁锨开始整理坟头，整理得像一个馒头的形状，然后先烧掉插在坟上的纸幡，再点燃烧纸才痛哭一场的。母亲似乎等不及来人，坐在新堆起的坟头前，就开始大放悲声，我跟着姐姐也哭了起来。似乎是哭父亲的不幸，实际上也是为我自己痛哭。父亲呀！你走了，撇下了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呀！，悲痛欲绝的哭声在寂静的田野上久久地回荡，让人感到十分凄凉。

按照农村人的风俗，清明节，农历的七月十五，大年三十，这三个节日必须上坟的。我属于家中的“男子汉”，每到了上坟的节日,母亲都要催我上坟。爷爷那时六十多岁，不知道他是因为年纪大，还是怕看到父亲的坟伤心，反正在我的记忆中，爷爷从来没上过坟的。但农村中比爷爷年岁还大的人，也会去给自己父母上坟。别的人家全是成年后的男子去，偶尔也会有孩子跟着大人去凑热闹的，而我就另当别论了，必须亲自拿着烧纸和贡品，像个大人一样，亲自为祖先和父亲点燃烧纸，还要恭恭敬敬地跪下磕头。清明时节，还要拿着一把沉重的铁锨，吃力地为父亲的坟头添一层新土。说句心里话，那时候的我，别说去给父亲上坟，去地里挖野菜、拾柴禾或者打草，我宁可去别处，去再远的地里，也从不愿去靠近李家的坟地。每当我看到那片坟地，自然就会想到早逝的父亲，莫名的悲伤就会涌上心头。父亲的早逝，给我心灵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悲伤，让我度过了一个苦难而悲惨的童年。

父亲死后没几年，每个家族的坟头都被铲平了。动员全村铲平坟头的大会，我跟着大人们参加了。驴长马脸的梁姓支书坐在主席台上，对着扩音器做了长篇大论的报告，我只记住了他这样的几句话：在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坟地属于四旧的一种，以后不许上坟祭祖，必须平掉所有的坟头，机耕过来种上庄稼。重新立两处公坟，一处埋贫下中农，另一处埋地主富农，贫下中农的坟里种上松柏树，万古长青，地主富农的坟里种上臭椿树，让他们遗臭万年。在这儿之前村里就破过“四旧”的，烧掉了从富农人家抄出来的字画，砸烂了坟地里为数不多的几块石碑。大会召开以后，村里就大张旗鼓地行动起来，基干民兵扛着铁锨，来到一片片的坟地里，先是掘坟山子，后是掘坟头……但坟地里的树木倒是保留了下来。基干民兵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不知是他们对上级的此次行动不积极，还是对坟地里祖先的敬畏，反正对那些坟头只铲掉了一半，隐隐约约还能看到每个坟头的影子。家家户户的坟头被铲了，我暗暗高兴了一阵子，心想，再也不用去给父亲上坟了，清明节也不用给父亲扫墓了。但到了七月十五，除了那些村干部，大多数人家仍然去给祖先上坟，只是不敢明目张胆，都是偷偷摸摸像做贼一样。因为有一位老党员到了上坟的日子，就把守着村口，发现谁去上坟，就没收谁的贡品和烧纸，村民背后都骂他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我们村有一千多口人，二百余户人家，土改的时候没人划分为地主，有九户划成了富农，我们家属于其中的一户。其余的那些人家，分别划分为贫农，下中农，中农和上中农。那时农村执行的政策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贫下中农指的是贫农和下中农，中农包括上中农。“文革”开始后，村里一些人家的门上挂了牌子，一种红牌和一种黑牌，红牌上写的是“烈属”或“军属”，黑牌上写的“富农”。挂着红牌的人家会受到优待，挂黑牌的主人要挨批斗，早晨要扫大街，晚上要进“学习班”，他们的子女也会成为社会的另类，不能升学、参军、入党……儿子找不上媳妇，闺女也难以找个合适的婆家。活着的时候受到人们的冷眼和歧视，怎么也不会想到，死后竟然也不放过他们？

原来的祖坟被平了，村里有贫下中农的家人死了，我才知道村干部早已选定了公坟的地址，坐落在村子南面的薄碱地里，那里常年不长庄稼，只长盐碱棵，还有可以吃的一种洋么菜，也不知是村里财政紧张，还是没地方去买松柏树的树苗，反正支书说的话放了空炮。那个年代缺吃少喝，缺医少药，人的寿命普遍短，一年中村里就埋葬了七个老人，还有一位年轻的。不管姓张姓李，辈分和年龄的大小，关系的疏远，坟头一律排在了一起。假如不在坟头上做个记号，恐怕出门的闺女，回到娘家为父母烧纸，会烧错坟头的。尽管村民们都不愿意往公墓里埋，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也不得不把亲人埋葬在那里。

另一处公坟选择村子西南角上的一片薄碱地里，第一个富农家的人死后先埋了进去，她是我本家的一位奶奶。种上了一片臭椿树，根本没有成活，第二年又种了一次，不知道是缺乏管理，还是那些臭椿树不想让埋在地下的人遗臭万年，反正也早早地夭折了。一看到给富农成分的人准备的公坟，我心里很不是个滋味。爷爷奶奶那时候都七十多了，爷爷的身体还健康，不用担心，我担心的是奶奶，奶奶年轻时身体就不好，经常病病歪歪的，一到天气冷了就开始犯痨病，总感觉她难以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假如她真的死了，必须埋在种了臭椿树的坟地里。我倒是不担心记错亲人的坟头，因为全村富农家的老人都埋进去，一共也到不了十个。原因是那片坟地靠着一条土路，人们赶集必须经过那里，肯定会对死去的爷爷奶奶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就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受到了难以言尽的屈辱和歧视。假如死后埋在自家的僻静坟地里，会得到解脱。假如埋在种了臭椿的公坟里，会遭到人们的指指点点，恐怕灵魂也不得安生。奶奶的生命力很顽强，不想早早去那里占个地儿，一直活到了八十八岁才去世，我的担心看来是多余了。

每个家族被平掉的坟地里，那些树一年年地还茁壮生长，也没种过庄稼，一直就荒芜着，村里的两座公坟埋进十几个坟头，驴长马脸的支书就下台了，换了新的支书，村民死后又开始往自家坟地里埋了，平掉的坟头又都堆了起来。再后来，埋进公坟的人也迁到自家的祖坟里，坟地又恢复了原来的老样子。如今，每年的清明时节，我都要准时地回一趟故乡，为爷爷奶奶和父母去扫墓。李家坟比我记忆中大多了，每年都有新增添的坟头，并竖起了几块石碑，但扫墓的队伍也壮大多了，尽管都是本家，一些年轻人根本不认识了。我为爷爷奶奶的坟头烧着纸再想，后辈们有谁知道，村里曾经出现过两座公坟呢？一座是打算种上松柏树，一座是真的种上臭椿了。我写下以上的文字，是让儿孙们知道，这样的事情真实地发生在我故乡的这片土地上。

作者简介：李富强，河北省文安县人，出生于一个错划的富农家庭里，曾当过农民、教师、编辑，长篇小说《万各庄》、《古庄纪事》、《富农的儿女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万各庄》荣获沧州市政府第三届狮城文艺振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