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该文自问世以来没有公开发表，只刊登在《袁机画集》中。2021年5月，在深圳市罗湖区人大、罗湖区文联、罗湖区文体局和袁机的故乡罗湖村的联合推动下，成功举办了袁机书画篆刻大展。此展引起了人们对袁机的关注，一些爱好者要求能得到有关袁机更多的艺术信息。为满足要求，袁机美术馆梁成军副馆长推荐本文。由于原文太长，删除了部分与核心内容较远的铺述，并对个别段落进行了调整。）
近代以来岭南画派在广东影响至深，名家辈出，而尤以三高一陈、关黎赵杨等为代表。深圳自古为岭南偏隅，艺文活动不盛，故于艺事无甚可载之笔。改革开放成就了深圳的辉煌，在如今的摩天都市中，有一个名字默默不为人知，甚而在深圳美术界也鲜有提及，他就是“袁机”。
袁机先生几乎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亲历者，他的人生虽充满了曲折起伏，却始终保持着平淡天真之心。他非常低调，淡泊名利。他在上海工作时和退休回到深圳后和当地主流艺术界多没有往来，更不热衷运作，也不让别人给他办展，以致身居罗湖十余载不为外界所闻，只有深圳资历较老的艺术家们才知道袁机先生的声名，真正做到了大隐于市，归乎自然。九十年代，学者赵鑫珊的一篇《袁机现象》第一次将袁机推至公众面前，然而并未引起更多的反响。近十年来，经深圳地方媒体的深入挖掘，终于将袁机老人的艺术世界呈现于世，让公众对这位深圳本土出现的艺术家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对深圳本土艺术家的关注和研究。
1920年袁机出生，他的祖籍是现在的深圳市罗湖村，他的父亲袁英魁时任香港大新公司管理要职，后又成为上海大新公司创始人之一。袁机和母亲住在罗湖村老宅，先读私塾，后入缉敬小学（现罗湖小学前身）。早期优越的家庭条件让袁机享受到美好的童年生活。
图1，左起是袁机的两位姨妈、父亲和大姐。
图2，这是8个月的袁机和母亲。
袁机的伯父袁胜舫精通中医、古文和书法，乃乡里文人，袁机6岁便从其学习书法，打下了良好的笔墨基础，且袁机天资聪慧过人，成绩优异，深得校长欣赏，甚而在艺术上被寄予厚望。不料袁机父亲于1927年过早地离开人世，次年其母亦因病辞世，家道瞬间走向败落，如此变故让年小的袁机深受创伤。幸而在12岁时，经其伯父至交彭淦先生的引荐和资助，得以赴香港万国函授美术专科学院学习，每日往返于深圳和香港，刻苦求学，并取得优异成绩。如此经历，让袁机很小就具备一种坚韧不拔之精神。20岁时，受父亲公司照顾赴上海大新公司做事。起初为学徒，闲暇之余不忘绘事，后来袁机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成后调任公司广告部工作，从此有了展现才华的机会。两个阶段的学校教育给袁机打下了扎实的美术基本功，而大新公司则为其开阔视野、博览艺术精品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一 袁机的艺术学习
从客观上讲，大新公司给袁机接触国内优秀的书画家和书画作品提供了难得的平台，为他开阔艺术眼界和学习各艺术流派提供了方便之门。上海大新公司于1936年正式开放，是当时上海四大公司之一，实力非常雄厚。公司四楼设有书画展厅，展销当时著名书画家作品，也是上海最为重要的一个书画雅集和展览场所。据史料统计，大新画廊从1936年7月1日承办刘海粟二度欧游画展开始，共承办过270次各种美术展览。1939至1949年间大新画廊举办的画展约占全上海美术展览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许多都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在美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展览或是全国性的展览。据当时大新公司所办书画展览的史料记载来看，岭南画家书画展亦不在少数，期间袁机与这些“同乡”接触学习的机会应该非常多，受岭南画派影响是自然的，加之袁机自己勤奋好学，善于钻研，便考入了当时上海最优秀的美术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如果说袁机少年时在香港万国函授美术专科学院的学习为他打开了艺术的大门，那么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上海美专）真正让他走上了专业美术道路，受到了严格的学院美术训练。
上海美专诞生于1912年11月，当时由乌始光、刘海粟等人筹资创办。上海美专是中国历史上办学时间最长的私立美术学校，其对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袁机考入这样的学校实乃人生幸事。据《上海美专名人传略》记述，袁机于1942年9月入上海美专西画系学习。以当时袁机在大新公司所任职务来看，很可能出于将来工作之需要而选择学习西画。公司的支持加上自身的喜爱，使袁机学习动力十足，进步很快。他所受到的良好的美术基础教育为其理解中西方艺术之异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尤其是从上海美专学成回来后，专事美工广告工作，使自己的才华得以展示出来。
1960年，袁机被调到上海群众艺术馆工作。1972年起，袁机一直在上海图书馆。退休后回到深圳，隐居罗湖村中近三十年，直至今日，画界能够记起他的人也是寥寥无几。但正是这种隐逸的生活，给袁机创造了无限的艺术空间，他可以无拘无束地创作，没有世俗烦恼忧愁，终于沉淀出他特有的艺术风格。
二 袁机与黄幻吾
194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第115页介绍袁机的简历为：
袁机，别署忘机，广东宝安人，擅长国画、西画、广告画。氏富有绘画天才，早岁专攻西洋画学于香港万国美专，及上海美专，烟雨画院等校，悉心研究美育，艺术修养颇深。兼受‘岭南画派’影响，其作风乃采用欧洲绘画，以写实主义，发挥中国绘画传统精神，故每成一画，其构图、设色、笔法，不落前人蹊径，别创一格。作品留藏外国，亦属不鲜，其所作《万众一心》巨幅，为东京博物院所购藏，外邦士人誉袁氏为‘中国现代美术作家之秀’。近来埋首沪滨，继续努力写作，‘美术再革命’之口号，为新中国画之运动之一员。”
图3，国画《万众一心》。
这对于一个20多岁的青年画家来说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从简历可以知道袁机早年国画作品《万众一心》（图3）曾获得业界好评，（此幅作品1946年被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此外袁机还受教于烟雨画院。而这些都与岭南画派大家黄幻吾有着密切联系。
黄幻吾(1906——1985年),名罕,字幻吾,号罕僧,晚年称罕翁,广东新会人。自幼即展现出超人的绘画天赋，在乡里小有名气，后赴香港美术院求学三年，水平大进。1929年在广州创办幻吾美术学校，堪称现代美术教育先驱者之一。后与高剑父、高奇峰结为忘年交，切磋艺术，受益匪浅。1941年，迫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在海外讲学的黄幻吾回到上海，在法租界创办了烟雨画院，并时常举办个展。
图4，袁机和黄幻吾的作品
烟雨画院规模不大，却极具现代美术教学特色，师生感情深厚，教学相长，同时成立了同学会组织，加深了画院的凝聚力。1949同学会于冠生园改选第二届理监事，经由全体同学公推，新选出七个理事和五个监事，其中袁机担任理事之一，可见他在烟雨画院期间是个非常活跃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关于袁机在烟雨画院具体学习情况及相关活动，目前文献线索很少，不过袁机在艺术上深受过黄幻吾的影响是确凿无疑的。
袁机1943年创作的《疏柳鸣蝉图》（图4，据照片背面作者手记“1943年上海作品”而定，此图曾于2005年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会拍卖。），柳干贯通画面右上角，数条柳枝从左上角向右下方垂荡，五只蝉排布于柳枝间，树用泼墨写意笔法，并注意到光感的表现，柳枝线条潇洒有力，似有徐徐清风吹动，而蝉以工笔写之，蝉翼透明感刻画得细致入微，其中一只若隐与柳叶间，虚实得当，用色沉静而丰富。画面右上方题款为“忘机于沪客次”，下钤朱文方印“袁”和白文方印“忘机”。从题材、构图造型和笔墨风格来看，已经突破传统文人画的风格，融入了西洋绘画的色彩和写实技巧，有较强的岭南画派画风。再仔细对比黄幻吾的一幅《柳蝉图》，（图4右）发现二者构图和画法有极为类似之处。
毫无疑问，尽管黄幻吾从未承认自己归为哪门哪派，但他依然是岭南画派中不可忽视的人物。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在研究岭南画派是，常将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赵少昂、关山月、李雄才、杨善深等作为一条正脉，而很少谈及黄幻吾。事实上，黄幻吾在民国时期上海画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尤其他游历国外，在东南亚及欧美皆有一定的艺术影响。1944年出版的《黄罕僧幻吾先生画展集》序言所言其画：
“冶中西于一炉。形影神逸，莫不其备，独创新格，不落前人蹊径……执画界之牛耳，享中外之盛名”。时人评价其作品特点：皆从写生中得来，故其所表现者至为真实，以写实之题材，经理智之锻炼，参以其独特之个性与巧妙之笔触，而成其个人作品上益发前人所未有之光彩。观其所画，无论鸟兽、鱼虫、山水、人物，无一不足以其为宗法自然，师通造化，而运用其熟练之笔触，艳丽之色彩，与机智之结构出之。先生因曾深谙国画六法，而复师是欧洲名家，以中西艺术之所长，一炉而共冶，创为现代国画新型。”
其可见对黄氏的艺术地位和影响评价之高。此外，黄氏画风既有岭南画派的典型特征，又汲取了海上画派的元素，雅俗共赏。有学者认为，他在岭外不遗余力地宣扬宗法岭南画派，并有所创造，是功不可没的。在岭南以北，岭南画派被人认知最广的广东籍居外省画家中，以黄幻吾最有代表性。
黄幻吾不仅是艺术家，还是教育家。他20多岁便在广州创办了幻吾美术学校，40年代游历归国后又在上海办烟雨画院，其所秉持的新国画思想得到传承。此外，黄幻吾又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越南西贡举办画展期间，曾创作巨幅作品《弱肉强食图》，后为当地政府购买，现藏于西贡博物馆。袁机作为黄幻吾的弟子和挚友，其艺术和价值观也受到潜移默化地影响。因此，研究袁机的艺术风格，不能忽视与黄幻吾艺术的比较。
三 炫色新墨和平淡之心
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是一个艺术家、艺术门类和艺术风格云集的大都市。特别是中西艺术交汇，留学归国艺术家们的新艺术理想，加上新兴商人和权贵阶层的强大艺术购买力，造成上海的艺术氛围十分活跃，催动着各种艺术思潮和艺术门类的发展。而粤籍美术家可谓上海美术家群体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奠定了上海在中国新美术运动中无可替代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美专毕业的粤籍学生就近百人，在学校中籍贯人数排名中居次席。此外，具有国外留学、游学背景的粤籍美术家，回国后也多选择上海为聚集地，不仅带回西方美术思想，也活跃了国内美术领域的气氛，促进了新国画运动的发展。
袁机早年在上海既受到上海美专的学院式系统训练，又得黄幻吾先生私人课徒方式的学习，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功底，并在艺术思想上得到新思潮的启迪。总体而论，袁机的绘画中带有明显的岭南画派痕迹，而他正是因循着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断突破创新，将丰富的生活情感和新鲜的题材融入创作，最终变化出独具一格的面貌。
图5，1949年袁机在大新画廊，背景是袁机的作品。
由于袁机一生淡泊名利，待人友善，遇人索要作品即尽量满足，许多作品因此流散四处，今天很难见到他早期的绘画作品，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其遗留照片中检出三件1949年作品，虽是黑白照片，但可见其大概。这三幅花鸟作品均以写意枝干分割出画面的空间美，没有任何背景，仅加以简单渲染，枝干上点缀三两只禽鸟，寥寥简笔，形神兼备。画面给人以简洁空灵的美感，同时通过笔墨的运用以留白和墨晕表现高光效果，凸显立体感。与黄幻吾作品比较，不难发现其构图立意方面的模仿痕迹较重，尚处于学习探索阶段。前面谈到的被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国画《万众一心》，也许就是这一时期师徒间艺术切磋往来的作品。
图6
袁机晚年作品存世较多，尤以二十一世纪初的十年最为集中，归纳起来，以花鸟和山水题材为主，并且在选题立意和笔墨技巧上都有所突破。这些作品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情趣和轻松活泼的色彩，丝毫未见他所遭受过的痛苦之情。或许因为袁机老人一生太曲折、太丰富，他不愿将那些不美好的回忆带入自己的作品，而只希望通过书画传达他对生活中美的感悟和喜悦之情。
袁机花鸟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荔枝题材。以荔枝入画古已有之，但都在传统中国绘画体系之中，北宋赵昌的《荔枝图》、明宣德皇帝和近代广东居廉、居巢尤善画，且更注重写实技巧（图7）。袁机的荔枝脱落于岭南画派固有的设色艳丽、写实性强的特点，而进一步强化荔枝色彩上的浓艳和特有的质感，同时也揉入山水背景，将有限空间作无限拓展，充分发挥近景远景对比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赋予荔枝更多的岭南味道。其于1997年创作的《荔红佳节 喜迎回归》（图7第3幅），构图饱满，色彩对比强烈，虽然画面上只以双鸟和一树荔枝入题，却安排得疏密有致，兼工带写，每一颗荔枝都画得一丝不苟，显得小中见大，气势不凡。
图7
此外，袁机的竹鸟系列也很有特色。他笔下的翠竹清新剔透，以没骨画法将西画色彩构成融合一处，仿佛竹子掩映在艳阳之下，显出勃勃生机。在构图上，以横排的巨竹贯通画面，不见竹的头脚，强化表现竹的中干之坚挺笔直的姿态，而后在竹枝间立一对小鸟，显得灵巧可人。我们在他的《清风吹绿》、《竹声鸟语》（图8）、《温塘袁氏大宗祠》等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特点。相比黄幻吾的竹，袁氏笔下的竹叶多冲天之上之势，以劲爽的笔力写之，更显竹身的挺拔；鸟的动态造型多与黄氏类似，且基本上属于岭南画派的风格，特于点染间放粗笔触，省略了黄氏那种精入细微的色彩运用，以更加抽象的笔墨写之，线条刚劲，如刀刻石，欢快之外又有铮铮不屈之态。
图8
袁机早年山水注重写实性，突出透视感和光感，如2011年香港华辉拍卖行有限公司秋拍中有一件袁机作于1948年的山水立轴（图6），表现寒江雪景之色，近景为一木桥，以透视画法伸向远处，远山以简墨皴染，光感体积感俱佳。整幅画面苍寂孤寒，色调清冷，有早期岭南画派山水特征。袁机晚年的山水画充分地发挥了他花鸟画中的笔墨特点，山峦重叠有致，积墨中不失灵透，恰好表现了烟雨朦胧中的山色。袁机晚年得以游历海内外名山大川，山水画气魄更为宏伟瑰丽，许多题材取自长江三峡，真正做到造化为师。
此外，袁机更将近景花卉与远景平远式山水尝试结合起来，似有摄影构图的趣味，而且景深感很强，造成强烈的视觉效果，以其独有的色彩感觉和通透的用墨技巧来平衡画面的写实与意象，使画面依然具有抽象的审美趣味。这也是袁机将透视学和现代摄影构图融入中国画的大胆尝试。
图9
袁机的书法和篆刻同样别具一格。他作为二十世纪初出生的画家，骨子里依然浸润着很深的传统文化，在诗书画印方面依然秉承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艺术追求。在书画同源方面，他与黄幻吾有一致的理解。黄幻吾善于治印，刀功造诣很高，并曾撰写印论，与齐白石、陈大羽、马公愚、钱君匋等交往。他强调学画必须与书法相结合，如一幅好画上涂鸦般写上几个坏字，就是让画上生了一个疮疤，等于有意糟蹋了这幅好画，何况书画用笔、其工一体，相同甚强。袁机也认为：
“绘画的技术和书法关系密切，画家不能只重画不重字，要学画我建议首先学好字。俗话说自如其人，做人乃是最重要的。我的字启蒙于伯父，他是中医，很有学问，做人也堂堂正正，对我一生的影响最大。我喜欢端正地站着创作，因为它是一种气功，可以锻炼身体，我得益于这种习惯。”
图10
袁机的书法与篆刻都体现了他刚健不屈的精神气质。他犹能在治印上别出心裁，从分发挥雕工的特长，有的将印头雕成莲花瓣状，故意盎然；有的则在印的侧面以刀代笔，创作山水或花鸟画，与印章艺术相互呼应。他认为：
“书画印是一体。我喜欢用自己做的工具来刻自己用的章。图章的边款，就是我在心中走笔的结果，不用看刀，胸有成竹。也有人说我是用刀笔在石头上写字。”
袁机甚至把自己的每一方印都亲手制作印套，采用一些废花布和硬纸板，材料简单，却搭配得当，制作出的印套精美绝伦，令人赞叹不已（图11）。老人就是如此简朴而可爱，可以将身边一切材料利用到他的艺术世界。
图11
袁机的绘画越到晚年愈能够突破笔墨的束缚，将更富装饰性的造型和色彩作为主要绘画语言，并加以抽象简化。用笔上多以方折的笔触为之（这也体现在他的书法上），用墨更加活泼自然，玲珑剔透。色彩更加大胆，强调物象的突出色调，将色、墨和留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清新艳丽、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在这个意义上，袁机较黄幻吾的作品更偏向一种工艺美术的趣味，这大概与袁机解放后长期从事广告美术工作有关。当然，黄幻吾在广告美术方面也有相当造诣，袁机很可能得其教益甚多。因此，袁机的绘画是在黄幻吾及岭南画派经典笔墨的基础上脱化出来的具有浓厚装饰风格的艺术面貌，其艺术主旨是表达袁机内心对美好新生活的期冀和营造。在他笔下，一切物态都显得勃勃而有生机，一切色彩都是那么明丽可人，蕴含着无限的快乐和自由。袁机说：
“没人喜欢孤单，所以我从不画一只鸟或一朵花。生命应积极向上，如果不给人以鼓舞，那画就不美了。”
图12，袁机书法。
袁机喜欢自制工具进行艺术创作。他在艰苦的条件下曾用嫩竹削成宽窄不易的竹片，把一端剁成细丝状，用以写魏碑，有苍劲面貌，（这倒有些明代广东大书法家陈献章取茅龙草制笔的趣味），而他晚年更是尝试用各种画材进行创作，如在泡沫板上以刻画的形式绘制山水，较纸笔间的白描更具立体感，墨在泡沫板上晕散的自然效果也是出其不意，变化多端，令人称奇。当然，这离不开袁机深厚的绘画功底和对材料谙熟的本事。袁机老人讲：
“熟悉了运笔，工具对你就不那样重要了，我可以用毛笔创作，也可以用揩台的抹布，拖把、甚至用手指头沾上墨书写……但同时，我也强调：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有做事的合适工具和干净整洁的台案与小环境，才能更集中精力搞创作。我非常讨厌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的态度，别人愿意怎样是他们的事情，几十年来，我自己的画，都是一丝不苟，一尘不染。甚至人家挂到家里的镜框，我都会特别叮嘱擦干净再放画，我喜欢干净和清白，自己的画室也是如此。我非常不赞同为了证明是艺术家而脏兮兮的人，那只不过是水平和功力不到家的掩饰。艺术家更要注意仪表，我总在想，自己有过很多不幸的遭遇，但都过去了，为何要把自己的不快乐再强加给别人呢？哪怕我内心多么痛苦，画面仍然传达积极和欢乐的主题，看不到悲伤。”
当袁机被媒体发现并被频繁曝光以后，老人平静生活似乎被扰乱，他曾对人说：“我没时间画画了！我出名了！宣传部长请我吃饭，副市长来看我，要帮我解决住房和画室。海内外的电话不断，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找我，我没时间画画了！”这是袁老的心声，也是一种无奈的抱怨。但无论外界如何躁动，都不能影响袁机的艺术之心，他以平淡天真的处世态度给他的艺术创作留下了一篇圣洁之地，在这片土地上也耕耘出美好纯真的作品，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纪念袁机老人时所要自省之处，是他的人格魅力赋予他的作品以永恒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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