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头条]品赏广东作家陈中希老师的佳作《难忘的峥嵘岁月》「飘舞的剑」（893辑）
难忘的峥嵘岁月
文/陈中希
六十年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们号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
那一年，我才十八岁。以插队落户的方式来到顺德北滘公社（镇）西海大队东四生产队。北滘公社位于顺德东北部，往北连接南海区，往东北毗邻番禺、广州。 西海大队是个鱼米之乡，拥有八千余农村人口。辖区内河涌鱼塘星罗棋布，纵横交错，水稻、甘蔗、香蕉分布点辍其中，一派新农村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西海还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名的抗日根据地，当年的抗日珠江纵队就在西海建立对日作战的战场和后方。
六十年代末，农村的生产力落后，生产劳动也特别艰苦。农田、甘蔗及其它农作物的耕作、管理、收割，基本靠手工劳动来完成。那时生产队每一社员（农民）每天都是由生产队长“派工（安排工作）”，按劳记分。最累、最难的活由劳动能力最强的社员去完成。一天下来，劳动强度大的最高分是十个工分，一般生产劳动的活，由普通社员去完成，一天得八个工分、七个工分不等。到年末，根据生产队全年农作物经济收入状况，折算出每个工分分配比率，得出每个工分应分配的金额，按每个社员累计的工分，算出每个劳动力应分配的全年收入。
我既没有生产工具，又没有农业生产的技能，不但没有能力去做最重的活，连最简单的种植，收割，斩蔗，都需要借别人的农具才能完成生产任务。幸亏生产队长“矮仔座”体谅我的短板，多方关照，经常派一些不用生产农具的活给我干。要么派我去稻田拔稗草，要么派我去鱼塘放水或抽水，要么派去在河中抽水灌田…… 这期间，我熟习各种农作物的耕作和管理，也掌握很多劳动技能。比如参予潭州水道的疏浚；能单独在鱼塘小艇上戽塘坭，并在鱼塘小艇中用坭斗给垄上的甘蔗、香蕉施塘坭肥；担任生产队记分员等。
多年的农村劳动生产，炼就着我坚毅刚强的性格。记忆最深刻的农村生活样子，莫过于如下的情景，但又习以为常。
凭一已之力，在烈日下光着膀，从边远的稻田扒着小艇运回烧饭用的稻杆， 与农友撑着一只木船，赤着背冒着骄阳炎热，到广州割大草。回来时背上已褪去一层皮；
担着一担沉重而湿度漉漉的水稻苗，赤脚地一步一滑地行走在泥泞的田埂上； 挑着近百斤的红砖块，一步一惊心地踏过接驳船的独木桥，将砖块送到大船上； 霏霏细雨中，为赶着给鱼塘抽水，在毫无安全保护下，爬上竹梯上的近十米高的高压线，赤手用老虎钳接驳抽水泵的电线，如今想起来，真有点后怕。
滴水成冰的季节去斩蔗，与众农友数次燃起干甘蔗叶，将冻僵的双手恢复温暖，又继续干活。
田间地头，困乏了，一张薄薄的塑料雨衣就铺在坎坷不平的田垄上，一头躺下去，困倦已代替背脊的压痛。
生产劳动中，口渴了，找条田野间的清澈的小河小涌，一头扎下去，吞下的是一口口解渴的甘露…… 农村的生产活动，既苦闷又艰苦，但快乐着！我从西海农民的善良和纯朴中学到受益终身的优良品质，他们的艰苦朴素的精神也成为我后半生仿效的生活方式。
一九七一年，西海大队党支部经研究，决定提拔我担任西海小学的民校教师。通知一到，知青们都为我祝贺。我却喜忧参半。喜的是，感谢西海党支部对自己的肯定和信任，忧的是，自己没有任何教学经验，怕误人子弟。
最遭糕还是，刚当代课老师，接过来就是一个学习态度较差，调皮捣蛋较多的四十多人的大班，用”脏、乱、差”三个字形容这个班，一点也不过份。我还要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为了不辜负大队党支部的信任，不误人子弟，我还是硬着头皮接过这块硬骨头。
我想尽办法，先从严肃课堂纪律入手整顿班级秩序，后施予道德礼仪教育。并任命两个德智兼备、又有威望的学生为班长。同时，下设多个学习小组 ，选用多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为组长，细化班级管理，逐渐地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就这样，彻底纽转该班原来秩序混乱、学习成绩差的局面。 为了弥补自己不足，我买来许多学习资料阅读，上课前必事前备好课。那时居住的地方还没有电灯，每晚靠点支煤油灯，倚着用砖块和木箱搭起的桌子，在月影下备课到深夜。
趁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社会风气，带领全班学生到当年珠江纵队战斗过的石尾岗种番薯、种南瓜，树立他们爰劳动品质；参观西海抗日革命烈士碑，参观纪念馆，看抗日战争时期贵遗留下的革命遗物；听西海老党员“九叔（陈九）”讲当年打“萝白头”（广东人对日本鬼子的称谓）的故事。我还将谢立全（曾任西海珠江纵队二支队政委）编撰的文学小说《珠江怒潮》介绍和解读给学生们，使学生们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并时常在课堂上施以道德品格教育，使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人格品行，从而使班级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至此，学校苏校长满意，老师们也高兴，学生们学习轻松舒畅。苏校长为此，将我这个班的良好学习面貌推荐给兄弟学校。还让这些学校的老师进来旁听我的示范授课。
在学校的日子，既紧张又忙碌，既充实又快乐 。直到如今仍是我最美好的记忆。学校的校长、老师们热情可亲，大家畅所欲言，彼此关照，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老师们大多来自本地杰出青年，也有部分来自外地的师范毕业生和知识青年。 节假日，我们这些外地不回家的男女老师聚在一走，各自拿出自己本领，独主烹饪一道菜式，然后凑在一起食用笑闹，尽情地度过一个个既简单又欢乐的节假日。有多余时间，老师们还会踩着单车，迎着月亮或小雨，前往十公里外的陈村镇观看电影。学校生活就是如此欢快与惬意。
那个时期，新闻信息很闭塞。平时只看到十个样板戏，听到不多的红色歌曲，偶尔也看到公社、大队宣传队的红色歌舞表演，听到大队部的大喇叭广播，除此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娱乐活动了。
那时，收音机可是稀罕物，一般人家很难享用。我为获取更新更多的信息，咬着牙买下一台期待已久的，不算高档的收音机。为此，我付出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多元。这是什么概念？那时一斤饼干才几分钱。我将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信息和故事整理记录出来，传给生活单调的下乡青年阅读。想不到这些故事记录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他们竟争相传，回到我手中时的那一记录本早已遍体鳞伤。
一天早上，中央台以头条新闻报道报播发《我们走在大道上》这首新发行的革命歌曲，歌曲旋律优美，听了令人激奋。回到学校教务室，我将歌曲唱给老师们听，大家听了也十分兴奋。一位教音乐的老师马上将我唱的歌写上曲谱、歌词，大家就照着曲谱大声地唱起来。歌声响彻校园，飘上云霄，荡漾在西海的上空。
一九七五年，国家放开高等教育，我有幸参加高考考试。并以一篇《论农村的新气象》文章独领风骚，被吉林省长春地质学院录取。但由于那时期走后门之风盛行，一个陈姓的女竞争对手，竟通过不正当人际关系，利用后台权势，硬从我手中夺去录取的名额，取而代之。同校的老师们为我愤愤不平，齐声谴责这一无耻行径，我却淡然一笑了知。如今想那些在黑暗中无法无天的鬼魅，仍令人不寒而栗！尽管后来苦读了三年的政治专科大专课程，并取得毕业证书。但仍感到弥补不了这次高考失落的遗憾。
那时候，农村的生活物资匮乏。可算是靠天吃饭。一年中，生产队社员能分到手的物资有限，到社员手中，无非是一个月六十至八十斤的稻谷。剩下的是，生产队利用山边地、五边地种植番薯、花生等，收获时分给各家各户的小部分。而留给社员的自留地不过是每个劳动力的两三分地，大多都种上蔬菜，以解决日常三攴之需。鱼塘里养的鱼是生产队主要的经济收入，且一年最多收获两次。每次干塘刮鱼、捕鱼，生产队里的人们比过节日还高兴。等到将优质鱼交去鱼站后，剩下的不合格的鱼、杂鱼才是分给大家的美味。尽管如此，社员们还是满脸笑容，一圈圈围上来，兴高采烈地拿走自己应得的那一份。
首先富起来的社员 ，都是那些有本领搞副业的人。这些人有一定的人脉关系或做生意头脑。他们除了农忙时在生产队干活外，农闲时都跑到外边办砖厂、挖水松木（一种深埋河床水岸中的老水松树根，可做家具或木塞）、带着猎狗到山区田野捕捉田鼠山鼠……
最让我感动的是，最困难的时候，是生产队长“矮仔座”让我在他的家里蹭饭吃；当烧饭柴火（稻草）不够用时，就有社员偷偷地把大把稻草放到我的屯稻草处；几位学生家长，当自留地有南瓜、豆角收获时，有塘鱼分时，总忘不了给我送来一份；我住的临时小屋成了男女青年社员聊天的欢乐场所……
直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插队落户的上山下乡青年被召回城里。某机关派出政工人员，彻底审查我的政治履历，工作表现，然后才招收我为工作人员。
然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太快，连思想准备都没有，令我猝不及防。更难舍弃的是那些陪伴我七年的农友，还有陪伴我五年的老师同事们，所有这些人和事，都深深地铭记在内心。以至于多年后，我带着妻子和女儿，几度重回西海，寻找当年生产生活过的地方，寻找那些曾爱过我和我曾爱过的人……
2021年9月28日
主编简介：周光彦（飘舞的剑），贵州省织金人，大学法学本科，世界诗歌网金牌会员，中国散文网会员，贵州作家网签约作家，笔若诗歌网签约诗人，都市头条认证编辑，桃花源主流诗刊精华版编辑，绿土地文学编辑，苏研创作群成员作家，中国乡协孔孟文化研究院客座教授，多家文学网站法律顾问。曾经在国内多家大型报刊杂志网站上发表通迅报道、调研文章、典型案例等1100余篇，诗歌600多首，被70多个专题收录，出版周光彦都市头条精华热点诗选集《生命的印痕》、三人合著诗选《雨水漫过秋》，作品多次获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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